沐浴在艾森豪的陽光之中七年之後，全國的輿論製造者，包括曾經支持過總統的人，逐漸感到不耐煩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聞》就曾經問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在幹些什麽呢？你所讀到的都是關於他在玩高爾夫球的報導。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可是，讀者們卻依然無動於衷。總統在歐洲期間，副總統通過談判結束了為時116天的鋼鐵罷工，獲得一次個人的勝利。民意測驗的結果實際上未受影響，公眾也未加注意。新近獲得自由的剛果正在可悲的內戰中流血，由貢勒上尉領導的寮國叛軍推翻了昭·薩鬆尼特首相的親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國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這兩個國家在何處。在國內，報業罷工使紐約的全部報紙停版，發生了一係列監獄暴動，班機上偷帶炸彈事件也層出不窮，其中一起是一個財迷心竅的青年放置的，他為要得到他母親的保險金，把他母親連帶同機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據調查，報紙頭幾版大都沒有人看，讀者喜歡的是連環畫和體育消息。當卡裏爾·切斯曼經過八次緩刑終於在加利福尼亞處決之後，反對死刑的對此也表示反對，但是這種人為數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並未為一連串極為殘酷、毫無人性的兇殺所激動。這個時期兇殺事件之一是堪薩斯州的農場主赫伯特·克勒特，連同妻子兒女一家被害。《時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關於這一罪行的報導，大標題是“蓄意的謀殺”，這時讀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魯門·卡波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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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麽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標點符號。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麽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麽的”，梅特裏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麽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麽的”。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麽的”。那樣說不大體麵，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於老一輩，屬於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復”理論，已經由於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於沃爾特·裏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殫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麵，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他還為之奮鬥到底。在他忍著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如果是癌症，那麽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
他患的確是癌症。每天在沃爾特·裏德醫院接受百萬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島上將息在佛羅裏達的陽光之下，這位國務卿專心致誌地在與死亡進行絕望的戰鬥，而正在他進行鬥爭之際，掌管國務的韁繩終於從他手中滑脫了。從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勢並沒有變化。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著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而杜勒斯，用另一個新出現的流行詞語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國的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議”和“專心致誌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國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難過”，法國外交部對“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損失”表示關注。波恩對拆掉了西方製定政策的車輪上的“一根輻條”深感遺憾。但是這都不過是外交辭令，杜勒斯對此想必也是會料得到的。盡管他通過電話與白宮和國務院保持密切接觸，警惕出現任何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那些能夠察辨各種徵兆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通曉此道的人），十分清楚，隻等他離開歷史舞台，華盛頓和莫斯科就將採取走向緩和的行動。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緊的拳頭”，即將被“艾森豪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遭到失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纂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在1960年選舉中，為共和黨總統繼任人競選的艾森豪，必須立足於他作為維護和平者的政績。根據同總統的談話，備忘錄把杜勒斯在霧穀的六年中所反對的一切都當做了爭取的目標。備忘錄直率地設想，外交上採取靈活態度的時候已經到來。艾森豪－哈格蒂備忘錄認為，總統必須作為一名和平締造者居於國際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備忘錄宣稱總統在聯合國露麵的各種場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內的遠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熱情接待的態度對待要他去參加與俄國的赫魯雪夫的最高級會議和會談這類建議方麵，都必須扮演這種角色。
蘇聯的總理已準備迎合這類建議。赫魯雪夫在1959年1月26日歡迎安納斯塔斯·米高揚副總理訪美之行回國時說，“不排除”俄美關係“解凍的可能性”。他說改進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須去做，因為熱核戰爭是不堪設想的。在西方有人說赫魯雪夫“比誰都更害怕戰爭”，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在過去，杜勒斯照例答覆說，要舉行任何會議都必須由蘇聯先表現出誠意，而對此他是很懷疑的，因為在他看來，蘇聯立意要贏得冷戰，而不是要結束冷戰。但是這一次，另一位政府發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副總統尼克森說，美國也想要解凍，“因為我們認識到，如果不解凍，我們大家都終將凍結在隻有靠核彈才能炸開的堅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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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流行一時的濫調是到處用“什麽的”，把這個字眼當做口語中的標點符號。格林斯博羅的黑人在搞“抗議什麽的”，羅曼斯就是搞“愛情什麽的”，梅特裏科爾就是“節食減重什麽的”，艾爾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讓人驚奇什麽的”。幾乎到處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對聯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卻從沒人用過。還不曾有人說過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點“外交的什麽的”。那樣說不大體麵，而且也不恰當，因為杜勒斯屬於老一輩，屬於由身穿燕尾服和條紋褲的外交部長們形成的那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業。他那傲慢的說教和過分簡單化的“大規模報復”理論，已經由於蘇聯火箭突飛猛進而過時。195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他為最後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於沃爾特·裏德醫院的時候，他似乎已認識到他曾殫精竭慮，力圖使之永世長存的東西方間的僵持局麵，眼看就要無法維持了。他還為之奮鬥到底。在他忍著疾病痛苦離開華盛頓做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時，他對朋友說：“如果不是癌症，我認為此行至關重要不能再推遲了。如果是癌症，那麽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過爾爾。”
他患的確是癌症。每天在沃爾特·裏德醫院接受百萬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島上將息在佛羅裏達的陽光之下，這位國務卿專心致誌地在與死亡進行絕望的戰鬥，而正在他進行鬥爭之際，掌管國務的韁繩終於從他手中滑脫了。從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勢並沒有變化。根據條約美國仍然承擔著42個國家的防禦義務；而杜勒斯，用另一個新出現的流行詞語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國的社論作者對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議”和“專心致誌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國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難過”，法國外交部對“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損失”表示關注。波恩對拆掉了西方製定政策的車輪上的“一根輻條”深感遺憾。但是這都不過是外交辭令，杜勒斯對此想必也是會料得到的。盡管他通過電話與白宮和國務院保持密切接觸，警惕出現任何反對冷戰的異端邪說，但是對那些能夠察辨各種徵兆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通曉此道的人），十分清楚，隻等他離開歷史舞台，華盛頓和莫斯科就將採取走向緩和的行動。埃米特·約翰·休斯寫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緊的拳頭”，即將被“艾森豪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黨中期選舉遭到失敗的餘波中，哈格蒂編纂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展望在1960年選舉中，為共和黨總統繼任人競選的艾森豪，必須立足於他作為維護和平者的政績。根據同總統的談話，備忘錄把杜勒斯在霧穀的六年中所反對的一切都當做了爭取的目標。備忘錄直率地設想，外交上採取靈活態度的時候已經到來。艾森豪－哈格蒂備忘錄認為，總統必須作為一名和平締造者居於國際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備忘錄宣稱總統在聯合國露麵的各種場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內的遠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熱情接待的態度對待要他去參加與俄國的赫魯雪夫的最高級會議和會談這類建議方麵，都必須扮演這種角色。
蘇聯的總理已準備迎合這類建議。赫魯雪夫在1959年1月26日歡迎安納斯塔斯·米高揚副總理訪美之行回國時說，“不排除”俄美關係“解凍的可能性”。他說改進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須去做，因為熱核戰爭是不堪設想的。在西方有人說赫魯雪夫“比誰都更害怕戰爭”，這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在過去，杜勒斯照例答覆說，要舉行任何會議都必須由蘇聯先表現出誠意，而對此他是很懷疑的，因為在他看來，蘇聯立意要贏得冷戰，而不是要結束冷戰。但是這一次，另一位政府發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副總統尼克森說，美國也想要解凍，“因為我們認識到，如果不解凍，我們大家都終將凍結在隻有靠核彈才能炸開的堅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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