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1959年10月開始行動。範多倫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樣擺出一幅被人誣陷的貴族老爺的架勢，打電報給小組委員會，斷然否認對他進行誹謗的一切控告，宣稱他沒有得到過“任何形式的幫助”，並說無論何時小組委員會需要對他訊問，他都會“遵命”。委員會回電邀他自動來到國會議員麵前作證，但是，就在這時他卻失蹤了。正式發了傳票，可是送傳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國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經過預先安排，他忽然在紐約羅斯福飯店露麵，接下傳票，並舉行了一次座無虛席的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他說，事件的發展使他非常“苦惱”，因而他請假離開哥倫比亞，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蘭去，“在那個地區的美麗的10月裏……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傳訊。記者感到很吃驚。各家報紙和新聞廣播都在頭條報導這件事，他怎麽能不知道傳票的？他慘澹地笑著說，出於對美國國會的尊重，在他走上那個“適當的討論場所”，也就是說走進聽證會廳之前，他不打算作進一步的評論。
接著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麵，衣著樸素，看得出來並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於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惡並不總是像表麵看上去那樣。我確實是卷進去了，深深地卷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幹的，沒有什麽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態度上，產生了這樣好的效果。”
他接著說，後來他終於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他們答覆說將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髮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將輸給她。我向他道了謝。”當公眾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範多倫說他簡直“嚇得要死……我就幹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後來傳票發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讚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並不透徹了解我幹了些什麽），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範多倫接著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這位律師在聽完範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範多倫供詞到此結束。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
這是荒謬可笑的。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隻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眾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範多倫的欺詐行徑。他對範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讚揚。”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幹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裏斯說他要“讚揚”他的坦率；伊利諾州眾議員威廉·斯普林傑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州另一眾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讚揚”。哥倫比亞大學則別有看法，在五小時後就宣布解除範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聽證會上的群眾全站在範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讚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幹的。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眾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在範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偽證罪，哈裏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號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他爭辯說，這並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製，便將“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裏接受了暗中的賄賂。艾森豪接受了他的辭呈。但是，對這件事，公眾似乎不以為意。電視觀眾既然對這類事並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麽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占了24.5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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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11月2日他在聽證會上露麵，衣著樸素，看得出來並且自己也承認十分緊張。“如果能夠改變我過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幾乎不惜任何代價的……關於善與惡，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惡並不總是像表麵看上去那樣。我確實是卷進去了，深深地卷進了一場騙局……我幾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幹的，沒有什麽害處，因為在全國對待教師、教育事業，以及文化生活的態度上，產生了這樣好的效果。”
他接著說，後來他終於感到“萬分不安”和“極為害怕”。他“多次”乞求節目主持人讓他離開。他們答覆說將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讓我下台。最後，有一位迷人的金髮女律師也來參加比賽，節目主持人之一“告訴我……我將輸給她。我向他道了謝。”當公眾開始獲悉問答節目是個騙局時，範多倫說他簡直“嚇得要死……我就幹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開我自己”。存在“一條出路，這條路我當然考慮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盤托出”。但是“從感情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後來傳票發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婦女寫給我的信，她在加羅韋主持的問答節目中看見過我，她說她讚賞我在那節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訴我，惟一的自處之道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加以補救的方法（當然，她也並不透徹了解我幹了些什麽），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實地承認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對的。”範多倫接著說，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氣給他的律師打電話。這位律師在聽完範多倫所說的全部情況以後說：“上帝保佑你。”範多倫供詞到此結束。他放下原稿，轉向檢察官，向他微笑。
這是荒謬可笑的。迫使他認罪的是傳票，而不是一個不相識的婦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對節目感到“萬分不安”，那他也無須乎向節目主持人提出讓他離開的請求，他隻要在節目播放時答錯一個問題就行了。小組委員會的一位共和黨成員、紐約眾議員史蒂文·德魯尼安看穿了範多倫的欺詐行徑。他對範多倫說：“我不認為有你這樣頭腦的成年人應當因為講了真話，而受到讚揚。”可是其他的國會議員接下去恰恰就是這樣幹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奧倫·哈裏斯說他要“讚揚”他的坦率；伊利諾州眾議員威廉·斯普林傑表示希望哥倫比亞大學不要“過早地”解除他的教職；伊利諾州另一眾議員彼得·馬克則說，他相信全國廣播公司會原諒他；其他一些人則說他們要為他的“堅忍不拔”以及他那“觸及靈魂”的“坦率”說明表示“讚揚”。哥倫比亞大學則別有看法，在五小時後就宣布解除範多倫的職務；全國廣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辭退。但是這可不是一個得人心的反應。聽證會上的群眾全站在範多倫一邊，為他和小組委員會中讚賞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對國會議員德魯尼安的評論則報以冰冷的沉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為他被攆走舉行了抗議集會。民意測驗表明，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認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況，“大多數人”都會像他那樣幹的。全國廣播公司收到的群眾來信中，以5：1的多數對他表示支持。
在範多倫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剛在紐約被控偽證罪，哈裏斯小組委員會又提出了電視節目弄虛作假的新證據。青少年文娛節目中頭號唱片播送員迪克·克拉克承認他選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經濟上的好處。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聯邦電訊委員會主席約翰·多爾弗實際上是為此事辯護的。他爭辯說，這並不傷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圖加以控製，便將“破壞我們所珍愛的言論自由”。就在這時，有人發現多爾弗本人就從一個他應負責監督的廣播業巨頭那裏接受了暗中的賄賂。艾森豪接受了他的辭呈。但是，對這件事，公眾似乎不以為意。電視觀眾既然對這類事並不關心，那他們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聯播節目也就不足為怪。《劇藝報》曾說，如果說1959年是有獎問答節目年，那麽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這一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有八個這樣的節目，全國廣播公司有九個，美國廣播公司有11個——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時間中總共占了24.5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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