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拉圈熱來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許多城市的垃圾場上都堆滿了丟棄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樣，從這種狂熱完全可以看出，美國群眾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有多麽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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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蘇伊士災難歸罪於杜勒斯；在華盛頓，艾森豪政府裏也有人贊同這種意見。不過，麵臨著蘇伊士事件後的中東局勢，關於華盛頓下一步該怎麽辦的問題，大家的意見並無分歧。依據冷戰信條，世界上每一塊值得爭奪的地方，都必須要麽歸共產主義所有，要麽歸自由世界所有。謝爾曼·亞當斯1961年寫道：
『英法兩國企圖以武力解決蘇伊士運河爭端遭受失敗，這使兩國在中東的威信和政治勢力暫時大受挫折……據總統說，除非美國決意去填補真空，並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圖，否則蘇聯人必將插足中東，從而使我們陷於難以忍受的境地。』
總統對國會領袖說：“我就根本不相信，我們可以讓中東處於真空狀態。”他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要求授權在那裏使用美國軍隊，“以確保和維護為防禦國際共產主義所控製的任何國家的公開武裝侵略而要求獲得這種援助的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獨立。”這就是艾森豪主義。和羅斯福於1940～1941年進行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一樣，和杜魯門總統不得國會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鮮的決定以及1955年的台灣決議一樣，這個主義是朝著授權總統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國軍隊的道路上又邁開了一大步。
亞當斯指出了艾森豪主義中的一個缺點。他寫道：“美國要想遏止共產主義在國外擴張的任何企圖都會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如何設法證明以民族主義的鬥爭形式出現的內部動亂確實是由莫斯科指揮的。”支持艾森豪主義的決議在眾議院順利通過，但在參議院卻遇上了麻煩。像在為台灣決議進行辯論時一樣，持反對態度的參議員內部意見很不一致。有些人認為，白宮是要國會分擔原應由行政部門做出決定的責任；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艾森豪是想獲得發動戰爭的權力。喬治亞州的理察·拉塞爾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兩人特別感到擔心。拉塞爾對杜勒斯說：“這是想要我們買豬不過目，不顧後果地承擔義務。”杜勒斯卻回答說，這是個是否忠誠的問題。他還對拉塞爾說：“如果我們對什麽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國會不願意信任總統……我們就無法打贏這一仗。”
但是，這一仗在哪裏打呢？英法兩國已經放下武器，中東僅有的危險之處就隻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和亞喀巴灣問題上的爭端了。經過兩個月的辯論，參院以72票對19票通過了那一決議。後來亞當斯寫道：“下一年，在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發生了一連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應用艾森豪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這個主義對於這些事件都是不適用的。約旦事件是典型中東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鬧安曼，迫使年輕國王海珊的首相辭職。海珊於是求助於艾森豪，聲稱危機的發生“要由國際共產主義及其追隨者負責”。杜勒斯同意這種說法，總統便派出第六艦隊在東地中海來一次發炮示威。海珊在大炮的庇護下選出一個忠於他的政府。鬧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沒有倒台。誰也看不出，如果沒有那示威的軍艦，結果會有什麽兩樣。
接著，便發生了敘利亞事件，這事件頗帶有滑稽歌劇的味道。杜勒斯急於想在大馬士革顯示一下力量，可是敘利亞人根本不吃那一套。敘利亞政府傾向蘇聯，反對派的成員是一些反美軍官，他們又都希望互不相擾。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沙特明確告訴艾森豪，這裏的長期不和跟意識形態毫無關係，沒有一個真正的阿拉伯人會成為共產黨。總統回答說，這話他過去也聽人說過，戴高樂就曾說過“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國人會成為共產黨”。“很顯然，騷動是共產黨煽動起來的，”亞當斯寫道，“不過和約旦的情形不同，敘利亞政府對西方國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興趣，因而在這裏艾森豪不可能有多大作為。這是艾森豪主義存在著弱點的一個例證。”
1958年7月14日清晨，華盛頓一覺醒來，得知中東的周期性痙攣症又發作了。頭一天夜裏，伊拉克親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占領了巴格達電台、郵局、電報局和底格裏斯河上的橋樑。他們打進王宮，殺死了國王和王儲。努裏·賽義德首相化裝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殺掉。這樣一來，杜勒斯的巴格達條約剛簽訂不過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徹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主義，曾向條約成員國保證：美國將用一支“巨大的機動兵力”保護它們免遭顛覆。巴格達政變發生後，這個同盟少了一個伊拉克，另行組成中央條約組織，總部設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譯者】。這情況也使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大為驚恐。不久前，夏蒙還曾控告阿拉伯共產黨人大量滲入了他的政府。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為此曾親自領導一個觀察小組作過調查，小組沒有發現任何足以證明夏蒙疑慮的證據。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納賽爾要搞掉的第二個對象，於是正式要求美國派兵到貝魯特。艾森豪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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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蘇伊士災難歸罪於杜勒斯；在華盛頓，艾森豪政府裏也有人贊同這種意見。不過，麵臨著蘇伊士事件後的中東局勢，關於華盛頓下一步該怎麽辦的問題，大家的意見並無分歧。依據冷戰信條，世界上每一塊值得爭奪的地方，都必須要麽歸共產主義所有，要麽歸自由世界所有。謝爾曼·亞當斯1961年寫道：
『英法兩國企圖以武力解決蘇伊士運河爭端遭受失敗，這使兩國在中東的威信和政治勢力暫時大受挫折……據總統說，除非美國決意去填補真空，並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圖，否則蘇聯人必將插足中東，從而使我們陷於難以忍受的境地。』
總統對國會領袖說：“我就根本不相信，我們可以讓中東處於真空狀態。”他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要求授權在那裏使用美國軍隊，“以確保和維護為防禦國際共產主義所控製的任何國家的公開武裝侵略而要求獲得這種援助的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獨立。”這就是艾森豪主義。和羅斯福於1940～1941年進行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一樣，和杜魯門總統不得國會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鮮的決定以及1955年的台灣決議一樣，這個主義是朝著授權總統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國軍隊的道路上又邁開了一大步。
亞當斯指出了艾森豪主義中的一個缺點。他寫道：“美國要想遏止共產主義在國外擴張的任何企圖都會遇到一個困難，那就是如何設法證明以民族主義的鬥爭形式出現的內部動亂確實是由莫斯科指揮的。”支持艾森豪主義的決議在眾議院順利通過，但在參議院卻遇上了麻煩。像在為台灣決議進行辯論時一樣，持反對態度的參議員內部意見很不一致。有些人認為，白宮是要國會分擔原應由行政部門做出決定的責任；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艾森豪是想獲得發動戰爭的權力。喬治亞州的理察·拉塞爾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兩人特別感到擔心。拉塞爾對杜勒斯說：“這是想要我們買豬不過目，不顧後果地承擔義務。”杜勒斯卻回答說，這是個是否忠誠的問題。他還對拉塞爾說：“如果我們對什麽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國會不願意信任總統……我們就無法打贏這一仗。”
但是，這一仗在哪裏打呢？英法兩國已經放下武器，中東僅有的危險之處就隻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薩走廊和亞喀巴灣問題上的爭端了。經過兩個月的辯論，參院以72票對19票通過了那一決議。後來亞當斯寫道：“下一年，在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發生了一連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應用艾森豪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這個主義對於這些事件都是不適用的。約旦事件是典型中東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鬧安曼，迫使年輕國王海珊的首相辭職。海珊於是求助於艾森豪，聲稱危機的發生“要由國際共產主義及其追隨者負責”。杜勒斯同意這種說法，總統便派出第六艦隊在東地中海來一次發炮示威。海珊在大炮的庇護下選出一個忠於他的政府。鬧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沒有倒台。誰也看不出，如果沒有那示威的軍艦，結果會有什麽兩樣。
接著，便發生了敘利亞事件，這事件頗帶有滑稽歌劇的味道。杜勒斯急於想在大馬士革顯示一下力量，可是敘利亞人根本不吃那一套。敘利亞政府傾向蘇聯，反對派的成員是一些反美軍官，他們又都希望互不相擾。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沙特明確告訴艾森豪，這裏的長期不和跟意識形態毫無關係，沒有一個真正的阿拉伯人會成為共產黨。總統回答說，這話他過去也聽人說過，戴高樂就曾說過“沒有一個真正的法國人會成為共產黨”。“很顯然，騷動是共產黨煽動起來的，”亞當斯寫道，“不過和約旦的情形不同，敘利亞政府對西方國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興趣，因而在這裏艾森豪不可能有多大作為。這是艾森豪主義存在著弱點的一個例證。”
1958年7月14日清晨，華盛頓一覺醒來，得知中東的周期性痙攣症又發作了。頭一天夜裏，伊拉克親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占領了巴格達電台、郵局、電報局和底格裏斯河上的橋樑。他們打進王宮，殺死了國王和王儲。努裏·賽義德首相化裝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殺掉。這樣一來，杜勒斯的巴格達條約剛簽訂不過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徹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主義，曾向條約成員國保證：美國將用一支“巨大的機動兵力”保護它們免遭顛覆。巴格達政變發生後，這個同盟少了一個伊拉克，另行組成中央條約組織，總部設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譯者】。這情況也使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大為驚恐。不久前，夏蒙還曾控告阿拉伯共產黨人大量滲入了他的政府。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為此曾親自領導一個觀察小組作過調查，小組沒有發現任何足以證明夏蒙疑慮的證據。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納賽爾要搞掉的第二個對象，於是正式要求美國派兵到貝魯特。艾森豪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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