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顆水球大小的俄國衛星,不停發出嘟嘟的聲音,正以每小時一萬八千英裏的速度,每九十六點二分鍾繞行地球一周,這個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號街1125號蘇聯大使館舉行的雞尾酒會上十分偶然地傳到華盛頓來的。二十二個國家來的科學家當時正在舉行1957-1958年國際地球物理年,即他們簡稱為地物年的活動——也就是一般地交換交換資料——而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國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傑出人物。忽然間來賓之一,《紐約時報》的沃爾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個緊急電話。他從電話中知道了塔斯社發布的消息。於是他匆匆趕回來和美國科學家勞埃德·伯克納博士耳語了幾句,伯克納馬上敲敲放滿冷食小吃的桌子,請大家安靜下來。他說:“我願意告訴大家一個消息,我剛才得到《紐約時報》的通知,有一顆人造衛星正在離地球九百公裏的軌道上運行。我願意為我們的蘇聯同行的成就向他們表示祝賀。”
大廳裏頓時掌聲雷動。卓越的科學家對科學的國家疆界觀念本來都很淡薄,在場的這些美國人對這一點更是毫不在意。美國國際地物年計劃主席約瑟夫·卡普蘭博士認為俄國的成就“了不起,”並說:“他們既能發射這樣重的一顆衛星,他們一定能夠發射更重得多的衛星。”可是,白宮暫時卻啞口無言。盡管蘇聯對其衛星計劃一直並沒有十分隱諱,他們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出現卻仍使美國情報機構大為震驚。在國際地球物理年在巴塞隆納舉行的一次計劃會議上,蘇聯代表就曾公開地,滿懷信心地談過他們發射空間運載工具的計劃。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問國防部長威爾遜,他是否擔心蘇聯可能在衛星競賽中得勝。他輕蔑地說:“他們即使得勝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現在蘇聯人造衛星已是既成事實,共和黨人的這一路線卻仍然未變。政府發言人好象表示報界不應當小題大作。哈格蒂發表一項聲明,把蘇聯發射衛星說成是一件“極有科學意義的事”,可是,他又說:“我們從來沒有認為我們的計劃是在同蘇聯人競賽。”當時已退休的威爾遜稱俄國的這一成就是“一個巧妙的技術花招兒”。海軍研究部主任羅森·貝內特少將表示不明白為什麽有人對“那麽一塊幾乎人人都能發射出去的鐵塊”那麽大驚小怪。白宮顧問克拉倫斯·蘭德爾把蘇聯的空間載運工具說成是“一件無聊的玩藝兒”,因此激怒了總統,謝爾曼·亞當斯輕蔑地說政府對“外層空間籃球賽”不感興趣。(亞當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自己說這句話感到後悔。他寫道:“我那時隻是想反映總統要保持鎮靜沉著姿態的願望,但經過考慮後不得不承認,我的話似乎是在防止誇大上矯枉過正了。”)
華盛頓的其他一些人卻無意把蘇聯的人造衛星看得那麽無足輕重。特雷弗·加德納過去擔任空軍部長助理,曾一直設法調解各軍種間關於由誰來執行美國的外層空間計劃的爭吵,現在他痛心地說:“我們現在至少有九項彈道飛彈計劃,競相爭奪大體上相同的設備,相同的專家,相同的機器和相同的公眾注意。”電子學家和飛彈彈體專家提到了威爾遜對外層空間探索計劃的輕率態度。一個重要的國防定貨承包商說:“我們落後於俄國人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全力以赴。”總統的一位最親密的助理說,他真想“絞死”預算局長珀西瓦爾·布倫戴奇。諾蘭私下警告艾克,蘇聯成就在全世界的影響,幾乎完全抵消了美國共同安全計劃的價值。有些國際法專家真的建議“乘現在還不太晚的時候”趕快同俄國人取得和平協議。
民主黨人非常憤慨是可以想見的。華盛頓州參議員亨利·傑克遜要總統宣布“國恥民危周”。密蘇裏州的賽明頓要求國會召開特別會議。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說,“我們所麵臨的實際挑戰己涉及到我國社會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國的教育製度,這是我們的知識和文化價值的來源。在這方麵政府的學術復興計劃目光短淺,令人不安。”多數黨領袖詹森看到了俄國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義,他說,“羅馬帝國控製整個世界,是因為它善於築路。後來——人類向海上發展後——英帝國占據了統治地位,因為它有海船。現在共產黨人己在外層空間建立了立足點。光是說明年我們將發射一顆‘更好的’衛星上天,也許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後更挖苦說,“也許我們的衛星甚至還有鍍鉻的外殼——擋風玻璃上還有自動雨刷呢。”
這些話並不單純是黨派鬥爭性質的言論。每隔一段時間,美國人總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為什麽國家越來越軟弱了。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1940年春季,那時法國即將陷落,老一輩的人認為美國青年太熱中於搖曳音樂,而聽不到納粹的皮靴哢嚓聲了。現在象那時一樣,新聞界已驚醒過來。波特蘭《俄勒岡人報》評論說:“讓蘇聯衛星在空中盯著我們,這實在太可怕了。”《時代》周刊說,“美國一向為自己科學技術上的能力和進步感到自豪,為自己能夠走在別人頭裏,第一個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現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釋,由於一顆紅色的月亮使美國人黯然失色,終於突然間在全國出現了強烈的沮喪情緒。”那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富裕社會》快要出版。不論是他還是出版社對這本書的銷路都不存什麽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寫道,“蘇聯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了天。這一行動的時間安排,真是沒有再這麽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輕些,如果我的政治觀點還沒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會感激涕零,在這種心情的衝動下,到克裏姆林宮城牆下去找最後的歸宿。我知道我的書擊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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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水球大小的俄國衛星,不停發出嘟嘟的聲音,正以每小時一萬八千英裏的速度,每九十六點二分鍾繞行地球一周,這個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號街1125號蘇聯大使館舉行的雞尾酒會上十分偶然地傳到華盛頓來的。二十二個國家來的科學家當時正在舉行1957-1958年國際地球物理年,即他們簡稱為地物年的活動——也就是一般地交換交換資料——而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國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傑出人物。忽然間來賓之一,《紐約時報》的沃爾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個緊急電話。他從電話中知道了塔斯社發布的消息。於是他匆匆趕回來和美國科學家勞埃德·伯克納博士耳語了幾句,伯克納馬上敲敲放滿冷食小吃的桌子,請大家安靜下來。他說:“我願意告訴大家一個消息,我剛才得到《紐約時報》的通知,有一顆人造衛星正在離地球九百公裏的軌道上運行。我願意為我們的蘇聯同行的成就向他們表示祝賀。”
大廳裏頓時掌聲雷動。卓越的科學家對科學的國家疆界觀念本來都很淡薄,在場的這些美國人對這一點更是毫不在意。美國國際地物年計劃主席約瑟夫·卡普蘭博士認為俄國的成就“了不起,”並說:“他們既能發射這樣重的一顆衛星,他們一定能夠發射更重得多的衛星。”可是,白宮暫時卻啞口無言。盡管蘇聯對其衛星計劃一直並沒有十分隱諱,他們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出現卻仍使美國情報機構大為震驚。在國際地球物理年在巴塞隆納舉行的一次計劃會議上,蘇聯代表就曾公開地,滿懷信心地談過他們發射空間運載工具的計劃。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問國防部長威爾遜,他是否擔心蘇聯可能在衛星競賽中得勝。他輕蔑地說:“他們即使得勝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現在蘇聯人造衛星已是既成事實,共和黨人的這一路線卻仍然未變。政府發言人好象表示報界不應當小題大作。哈格蒂發表一項聲明,把蘇聯發射衛星說成是一件“極有科學意義的事”,可是,他又說:“我們從來沒有認為我們的計劃是在同蘇聯人競賽。”當時已退休的威爾遜稱俄國的這一成就是“一個巧妙的技術花招兒”。海軍研究部主任羅森·貝內特少將表示不明白為什麽有人對“那麽一塊幾乎人人都能發射出去的鐵塊”那麽大驚小怪。白宮顧問克拉倫斯·蘭德爾把蘇聯的空間載運工具說成是“一件無聊的玩藝兒”,因此激怒了總統,謝爾曼·亞當斯輕蔑地說政府對“外層空間籃球賽”不感興趣。(亞當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自己說這句話感到後悔。他寫道:“我那時隻是想反映總統要保持鎮靜沉著姿態的願望,但經過考慮後不得不承認,我的話似乎是在防止誇大上矯枉過正了。”)
華盛頓的其他一些人卻無意把蘇聯的人造衛星看得那麽無足輕重。特雷弗·加德納過去擔任空軍部長助理,曾一直設法調解各軍種間關於由誰來執行美國的外層空間計劃的爭吵,現在他痛心地說:“我們現在至少有九項彈道飛彈計劃,競相爭奪大體上相同的設備,相同的專家,相同的機器和相同的公眾注意。”電子學家和飛彈彈體專家提到了威爾遜對外層空間探索計劃的輕率態度。一個重要的國防定貨承包商說:“我們落後於俄國人的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全力以赴。”總統的一位最親密的助理說,他真想“絞死”預算局長珀西瓦爾·布倫戴奇。諾蘭私下警告艾克,蘇聯成就在全世界的影響,幾乎完全抵消了美國共同安全計劃的價值。有些國際法專家真的建議“乘現在還不太晚的時候”趕快同俄國人取得和平協議。
民主黨人非常憤慨是可以想見的。華盛頓州參議員亨利·傑克遜要總統宣布“國恥民危周”。密蘇裏州的賽明頓要求國會召開特別會議。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說,“我們所麵臨的實際挑戰己涉及到我國社會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國的教育製度,這是我們的知識和文化價值的來源。在這方麵政府的學術復興計劃目光短淺,令人不安。”多數黨領袖詹森看到了俄國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義,他說,“羅馬帝國控製整個世界,是因為它善於築路。後來——人類向海上發展後——英帝國占據了統治地位,因為它有海船。現在共產黨人己在外層空間建立了立足點。光是說明年我們將發射一顆‘更好的’衛星上天,也許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後更挖苦說,“也許我們的衛星甚至還有鍍鉻的外殼——擋風玻璃上還有自動雨刷呢。”
這些話並不單純是黨派鬥爭性質的言論。每隔一段時間,美國人總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為什麽國家越來越軟弱了。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是在1940年春季,那時法國即將陷落,老一輩的人認為美國青年太熱中於搖曳音樂,而聽不到納粹的皮靴哢嚓聲了。現在象那時一樣,新聞界已驚醒過來。波特蘭《俄勒岡人報》評論說:“讓蘇聯衛星在空中盯著我們,這實在太可怕了。”《時代》周刊說,“美國一向為自己科學技術上的能力和進步感到自豪,為自己能夠走在別人頭裏,第一個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現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釋,由於一顆紅色的月亮使美國人黯然失色,終於突然間在全國出現了強烈的沮喪情緒。”那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富裕社會》快要出版。不論是他還是出版社對這本書的銷路都不存什麽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寫道,“蘇聯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了天。這一行動的時間安排,真是沒有再這麽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輕些,如果我的政治觀點還沒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會感激涕零,在這種心情的衝動下,到克裏姆林宮城牆下去找最後的歸宿。我知道我的書擊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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