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結果是成百萬的學童在逐漸進入懂事的年齡時，都隻裝備了神妙的雷達，卻沒有陀螺儀。他們都懂得社會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質，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這有什麽用；他們對於如何獲得別人好感很有辦法，但對於需要獲得任何其它成就卻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說過：“一個男孩從小讓我教養七年，他就會終生做一個天主教徒。”宣揚適應環境的改革家花的時間卻不止七年，很難想像教會能做出更為徹底的成績。從一開始母親便對孩子灌輸討好自己的小夥伴的必要性。然後在沙坑裏和鞦韆架上便開始實踐。接著更有其它許多活動：幼年女童子軍、少年棒球聯賽會，等等。與人友善的宣傳是無孔不入的。現代教堂的主日學教導孩子們說上帝實際也不過是一位好夥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電影裏的修女，她們也打壘球，乘坐直升飛機到處遊逛。任何剛在成長的路德【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國的宗教改革家。——譯者】要想培養自己的個性，群眾性宣傳工具便會對他進行勸阻，而在新的郊區學校裏則熱清地把良好夥伴關係的油彩最後再給他們塗上幾層，使之麵目全非。
美國課堂教學的性質和程度，在居民區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學校裏，麥格菲【威廉·霍姆斯·麥格菲（1800－1873年），美國教育學家和教科書編寫者。】編的讀本和背誦的學習方法仍然盛行。可是，隻有一位教師的公立初級學校正在逐漸陶汰；這種學校的數目，已從1932年的十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一所減少到1950年的五萬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時代結束時則將隻剩下二萬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師大會上和師範院校裏受到尊敬、在全國教育協會上得到表揚的教育界的領袖人物都是所謂進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實並不真正進步。在一開始這種教育倒是進步的，那時作為一個運動，它力求把富有想像力的兒童從不許亂走一步的教室紀律中解放出來，鼓勵他們發展個性。後來由於教育學家越來越熱中於發展學童的社會技能，於是教師們就放棄了原來強調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種比過去強製性更大的態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為格賽爾【阿諾德·格賽爾（1880－1961年），美國心理學家，以專門研究兒童行為著稱。】所描繪的那樣的人。
這種學校從不告訴學生必須學什麽，而是讓他們自己選修課程。為了避免對學生的表規定出死板的標準（說它是“枷鎖”），成績評定往往隻分為“滿意”和“不滿意”兩類。“家庭生活”課程代替了代數、幾何、語法、外語。有時，這些新教育家對傳統的教育製度簡直抱著近乎敵視的態度。伊利諾州帕克福雷斯特區中學的校長埃裏克·巴伯在1954年全國都市聯合會舉辦的“全美學校”競賽中被選為五個優勝者之一。他曾哀嘆大學招生辦事處死抱著入學條件不放。他說，“所謂的‘聰明學生’，離開了書本和死記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無能耐的學生。在工商業、推銷業務、體育、無線電等等方麵擔任年薪兩萬到十萬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許多人的智商【西方社會常用的一種智力標準，是通過某種智力測驗來確定成人或兒童的“智齡”，以此數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實際年齡，便得出“智商”。——譯者】都低於九十，這便是明證。”
學校裏的教師十分警惕發生被貶為“不善適應”的表現，於是就去參與學生的擇交，參加他們課間休息時的遊戲，乃至學生的各種荒誕活動。不是組織班級去參觀國家紀念館所，而是去參觀牛奶場或副食品商店。為了學會去做消費者，他們盡量搜集據說對他們以後的生活會有用的這方麵的知識。在家長會上，學監解釋說，在這種“實踐”的課程中，學生們參與了生活實際。這樣他們就會放棄所謂的“人上人的意識，”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發生什麽變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亂人與人的關係”的條件下去加以改變。巴伯博士在一個教師工作會議上強調要著重培養學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麵。他說，“我們的時代是集體行動的時代。”所以我們教育學生，學生也學會如何“全麵發展”——成為懂得個人目標和社會目標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對於某個問題感到不明確，他們就互相請教。
有些家長反對這樣做。他們要求恢復拉丁文、化學、積分學——這些大專院校也要求學的課程。校長們卻都含笑搖頭回答說，“我們要教的是兒童，不是哪一門課程。”他們深信，為了使學生在進入消費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準備，他們現在所採取的辦法是切合實際的和從現實出發的；未來定會證明這種作法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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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午10月4日，蘇聯的新聞機構塔斯社向美國公眾發布了一條令人感興趣的新聞。該社宣布，“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己經製成，蘇聯已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衛星……人造地球衛星將為宇宙旅行開闢道路；看來今天的這一代人都將親眼看到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覺勞動，如何將人類最大膽的夢想變成現實。”
要充分領會這一報導的衝擊力量，我們應該記得，在1957年之際，美國還被認為是科學發明之家呢。戰後一段時間，莫斯科常常宣布這個或那個俄國人——一般都是從來沒人聽說過的伊凡或伊利亞——曾是某項成就的發明人，而這些所謂發明，蘇聯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國人早就做出了的，這在當時成了道路相傳的笑話。美國人從孩子時候起就相信，技術方麵的才能事實上已被他們壟斷了。現在，趾高氣揚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們還受到了奚落。赫魯雪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點著這顆衛星看，都說，美國失敗了。”美國人的確是失敗了。塔斯社把這宇宙飛行器稱作“斯普特尼克”；按字義講是“旅伴”，或者更恰當一點說是“同路人”。這顆衛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對美國來說，這件事引起的震驚之強烈，竟不亞於當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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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課堂教學的性質和程度，在居民區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學校裏，麥格菲【威廉·霍姆斯·麥格菲（1800－1873年），美國教育學家和教科書編寫者。】編的讀本和背誦的學習方法仍然盛行。可是，隻有一位教師的公立初級學校正在逐漸陶汰；這種學校的數目，已從1932年的十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一所減少到1950年的五萬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時代結束時則將隻剩下二萬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師大會上和師範院校裏受到尊敬、在全國教育協會上得到表揚的教育界的領袖人物都是所謂進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實並不真正進步。在一開始這種教育倒是進步的，那時作為一個運動，它力求把富有想像力的兒童從不許亂走一步的教室紀律中解放出來，鼓勵他們發展個性。後來由於教育學家越來越熱中於發展學童的社會技能，於是教師們就放棄了原來強調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種比過去強製性更大的態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為格賽爾【阿諾德·格賽爾（1880－1961年），美國心理學家，以專門研究兒童行為著稱。】所描繪的那樣的人。
這種學校從不告訴學生必須學什麽，而是讓他們自己選修課程。為了避免對學生的表規定出死板的標準（說它是“枷鎖”），成績評定往往隻分為“滿意”和“不滿意”兩類。“家庭生活”課程代替了代數、幾何、語法、外語。有時，這些新教育家對傳統的教育製度簡直抱著近乎敵視的態度。伊利諾州帕克福雷斯特區中學的校長埃裏克·巴伯在1954年全國都市聯合會舉辦的“全美學校”競賽中被選為五個優勝者之一。他曾哀嘆大學招生辦事處死抱著入學條件不放。他說，“所謂的‘聰明學生’，離開了書本和死記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無能耐的學生。在工商業、推銷業務、體育、無線電等等方麵擔任年薪兩萬到十萬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許多人的智商【西方社會常用的一種智力標準，是通過某種智力測驗來確定成人或兒童的“智齡”，以此數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實際年齡，便得出“智商”。——譯者】都低於九十，這便是明證。”
學校裏的教師十分警惕發生被貶為“不善適應”的表現，於是就去參與學生的擇交，參加他們課間休息時的遊戲，乃至學生的各種荒誕活動。不是組織班級去參觀國家紀念館所，而是去參觀牛奶場或副食品商店。為了學會去做消費者，他們盡量搜集據說對他們以後的生活會有用的這方麵的知識。在家長會上，學監解釋說，在這種“實踐”的課程中，學生們參與了生活實際。這樣他們就會放棄所謂的“人上人的意識，”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發生什麽變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亂人與人的關係”的條件下去加以改變。巴伯博士在一個教師工作會議上強調要著重培養學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麵。他說，“我們的時代是集體行動的時代。”所以我們教育學生，學生也學會如何“全麵發展”——成為懂得個人目標和社會目標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對於某個問題感到不明確，他們就互相請教。
有些家長反對這樣做。他們要求恢復拉丁文、化學、積分學——這些大專院校也要求學的課程。校長們卻都含笑搖頭回答說，“我們要教的是兒童，不是哪一門課程。”他們深信，為了使學生在進入消費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準備，他們現在所採取的辦法是切合實際的和從現實出發的；未來定會證明這種作法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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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午10月4日，蘇聯的新聞機構塔斯社向美國公眾發布了一條令人感興趣的新聞。該社宣布，“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己經製成，蘇聯已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衛星……人造地球衛星將為宇宙旅行開闢道路；看來今天的這一代人都將親眼看到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覺勞動，如何將人類最大膽的夢想變成現實。”
要充分領會這一報導的衝擊力量，我們應該記得，在1957年之際，美國還被認為是科學發明之家呢。戰後一段時間，莫斯科常常宣布這個或那個俄國人——一般都是從來沒人聽說過的伊凡或伊利亞——曾是某項成就的發明人，而這些所謂發明，蘇聯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國人早就做出了的，這在當時成了道路相傳的笑話。美國人從孩子時候起就相信，技術方麵的才能事實上已被他們壟斷了。現在，趾高氣揚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們還受到了奚落。赫魯雪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點著這顆衛星看，都說，美國失敗了。”美國人的確是失敗了。塔斯社把這宇宙飛行器稱作“斯普特尼克”；按字義講是“旅伴”，或者更恰當一點說是“同路人”。這顆衛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對美國來說，這件事引起的震驚之強烈，竟不亞於當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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