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裏個人是無聲無嗅的，這使得依之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獨立性。他們自己生活沒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經理部門看待被雇用人員不過是插在地圖上的大頭針，人事負責人可以漫不經心地任意把它移來移去。每次調動就意味著同老友告別，另到別的地方去尋求新交。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蒙哥馬利·沃德公司一個工作人員和他的家屬在婚後二十六年中一共調了二十八次。流動性日益增大已成為郊區生活的一個現實。據阿特拉斯長途搬運公司說，目前一般公司經理平均一生之中要遷移十四次，合每兩年半一次。對他們來說，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終身定居一處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雖然新住宅區對社會化的要求有時未免過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築在內部的情感上，這情況卻更為不妙。
郊區為滿足新住戶，真是萬事供備。住在這裏，是不會感到寂寞的。美國人的那種見到任何團體都想參加的衝動勁，在這裏得到充分的表現。各種組織安排的集會把每天從早到晚的時間全都排滿了。打橋牌、坎納斯特牌、撲克牌的，玩滾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兒。照相、研究野禽、射擊、刺繡、射箭、桌球俱樂部，無不生意興旺；而小學家長會、婦女選舉人同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女民兵組織，以及1958午開始成立的約翰·伯奇協會亦復如此。
許多後來在公眾生活中嶄露頭角的美國人，在郊區這種不斷相互調整適應的生活中便己開始學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們在這裏比在原先住處，更易於成為共和黨人。從內地城市遷來具有社會進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個政黨——就象他們拋棄掉下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一樣。他們的父母原都屬於支持大黨民主黨的城市多數人。他們自己卻不是了。現在他們既然爬了上來，就要把自己爬過的梯子推倒。戰後歐洲工會組織擴大，造成了富有戰鬥性的，有階級覺悟的龐大力量。這裏卻不一樣；雖然現有一千八百萬美國產業工人加入了工會，但此輩對中產地位的渴望，而又易於得到滿足，無非使他們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新中間集團。他們對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對自由主義懷疑，對進一步的社會改革敵視，終於成為新保守勢力。它隨著羅斯福聯盟的解體，越來越具有重大意義。
對郊區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責是，壓力太大。由於一味不拘禮節，因此誰要是想過一點消靜生活，就不免為人所垢病。窗戶是為了向外觀景的，但別人也好朝裏窺探。夫妻倆偶爾需要閉戶獨處一會兒，就得準備事後提出解釋。這裏的人人都覺得有權事事過問——如問：“你昨天來月經了嗎？”“昨天在‘路邊小店’前麵同你說話的那個女的是誰？”“你家羅傑今天早上上班的時候幹嘛那麽生氣？他是怎麽啦？”等等。
“文雅社會”這個詞已經廢棄不用了，因為社會已經不復文雅。直呼其名的情況特別多。這樣稱呼曾經隻限於家庭和好友之間，後來擴大到了同事和鄰居。在單位舉行的集會或在鄰人相聚的雞尾酒會上，竟很難知道同你談話的人叫什麽，姓什麽。隻有在介紹時才說；介紹完了以後人人都隻是艾爾、戴比、查克或貝思這樣互叫了【這些名字那是暱稱。——譯者】。最後，直呼其名的圈子擴大到幾乎包括每一個僅僅知道你是誰的人：醫生、商人、別人家的孩子等。一個郊區居民回家時可能發現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間，而隻對她打個招呼說“你好，多麗斯。”在郊區這類做法被看成不過是友好的表現。誰要反對，就會說你是勢利眼，引起公憤。
郊區居民也有一種忌諱，那就是責罵別人家的孩子——這要用祖輩人的語言來說，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隻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們實在做得不多。兒童在這些新的居民區是一種特殊的人。這種處境對他們到底有無好處，是一個以後可以進行全國性辯論的問題。他們肯定不是無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據自己的判斷去自由行動是需要時間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區的父母屬於全國行動最放任的人。還有許多別的事，得為孩子花費時間。一般認為做母親的應該為孩子安排活動，然後開車送他去參加。有時這樣做需要具有象格羅辛傑公司的社會指導員所具備的那種精力和機智才行，因為郊區兒童實在是忙得不可開交。社會學家對於孩子生活被組織起來的程度感到驚訝。每天放學後和星期六，旅行汽車在郊區往來穿行，運送孩子們去上舞蹈課，到少年棒球聯賽會參加練習，學習網球，學習駕駛帆船，參加話劇小組，參加舞會，學鋼琴，參加幼年童子軍活動，上戲劇班——這些活動安排使他們回到家隻能趕上吃晚飯看晚電視。他們的時間占得太多了。亨利·默裏在《弋達羅斯》月刊上抗議說，孩子們個性獲得發展的機會，即使沒有被完全毀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寫道，“嬰兒才剛能夠蹣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別的嬰兒在一起玩。”搖曳音樂的一代對於個性是不大感興趣的。雖然年紀較長的經理人員口頭上仍然稱道個性，他們的下級更關心的卻是培養自己的孩子，用他們的話說，長成後能夠“同別人合得來。”他們彼此欽佩對方的這種品質，力圖在自己身上發展這種品質，並且認為這種品質正在成為他們的下一代獲得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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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為滿足新住戶，真是萬事供備。住在這裏，是不會感到寂寞的。美國人的那種見到任何團體都想參加的衝動勁，在這裏得到充分的表現。各種組織安排的集會把每天從早到晚的時間全都排滿了。打橋牌、坎納斯特牌、撲克牌的，玩滾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兒。照相、研究野禽、射擊、刺繡、射箭、桌球俱樂部，無不生意興旺；而小學家長會、婦女選舉人同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女民兵組織，以及1958午開始成立的約翰·伯奇協會亦復如此。
許多後來在公眾生活中嶄露頭角的美國人，在郊區這種不斷相互調整適應的生活中便己開始學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們在這裏比在原先住處，更易於成為共和黨人。從內地城市遷來具有社會進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個政黨——就象他們拋棄掉下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一樣。他們的父母原都屬於支持大黨民主黨的城市多數人。他們自己卻不是了。現在他們既然爬了上來，就要把自己爬過的梯子推倒。戰後歐洲工會組織擴大，造成了富有戰鬥性的，有階級覺悟的龐大力量。這裏卻不一樣；雖然現有一千八百萬美國產業工人加入了工會，但此輩對中產地位的渴望，而又易於得到滿足，無非使他們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新中間集團。他們對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對自由主義懷疑，對進一步的社會改革敵視，終於成為新保守勢力。它隨著羅斯福聯盟的解體，越來越具有重大意義。
對郊區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責是，壓力太大。由於一味不拘禮節，因此誰要是想過一點消靜生活，就不免為人所垢病。窗戶是為了向外觀景的，但別人也好朝裏窺探。夫妻倆偶爾需要閉戶獨處一會兒，就得準備事後提出解釋。這裏的人人都覺得有權事事過問——如問：“你昨天來月經了嗎？”“昨天在‘路邊小店’前麵同你說話的那個女的是誰？”“你家羅傑今天早上上班的時候幹嘛那麽生氣？他是怎麽啦？”等等。
“文雅社會”這個詞已經廢棄不用了，因為社會已經不復文雅。直呼其名的情況特別多。這樣稱呼曾經隻限於家庭和好友之間，後來擴大到了同事和鄰居。在單位舉行的集會或在鄰人相聚的雞尾酒會上，竟很難知道同你談話的人叫什麽，姓什麽。隻有在介紹時才說；介紹完了以後人人都隻是艾爾、戴比、查克或貝思這樣互叫了【這些名字那是暱稱。——譯者】。最後，直呼其名的圈子擴大到幾乎包括每一個僅僅知道你是誰的人：醫生、商人、別人家的孩子等。一個郊區居民回家時可能發現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間，而隻對她打個招呼說“你好，多麗斯。”在郊區這類做法被看成不過是友好的表現。誰要反對，就會說你是勢利眼，引起公憤。
郊區居民也有一種忌諱，那就是責罵別人家的孩子——這要用祖輩人的語言來說，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隻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們實在做得不多。兒童在這些新的居民區是一種特殊的人。這種處境對他們到底有無好處，是一個以後可以進行全國性辯論的問題。他們肯定不是無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據自己的判斷去自由行動是需要時間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區的父母屬於全國行動最放任的人。還有許多別的事，得為孩子花費時間。一般認為做母親的應該為孩子安排活動，然後開車送他去參加。有時這樣做需要具有象格羅辛傑公司的社會指導員所具備的那種精力和機智才行，因為郊區兒童實在是忙得不可開交。社會學家對於孩子生活被組織起來的程度感到驚訝。每天放學後和星期六，旅行汽車在郊區往來穿行，運送孩子們去上舞蹈課，到少年棒球聯賽會參加練習，學習網球，學習駕駛帆船，參加話劇小組，參加舞會，學鋼琴，參加幼年童子軍活動，上戲劇班——這些活動安排使他們回到家隻能趕上吃晚飯看晚電視。他們的時間占得太多了。亨利·默裏在《弋達羅斯》月刊上抗議說，孩子們個性獲得發展的機會，即使沒有被完全毀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寫道，“嬰兒才剛能夠蹣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別的嬰兒在一起玩。”搖曳音樂的一代對於個性是不大感興趣的。雖然年紀較長的經理人員口頭上仍然稱道個性，他們的下級更關心的卻是培養自己的孩子，用他們的話說，長成後能夠“同別人合得來。”他們彼此欽佩對方的這種品質，力圖在自己身上發展這種品質，並且認為這種品質正在成為他們的下一代獲得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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