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不能站出來直截了當那麽說，因為總統已經一再明白宣告，他為了和平，願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會談。於是，杜勒斯便隻得給這種會談設下種種無法實現的先決條件。他說，在我們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之前，莫斯科必須用實際行動表明蘇聯也是一個尊重國際禮讓的國家，是願意在解決分歧問題上互相合作的。叫他舉例說明所謂實際行動指的什麽，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詞，不著邊際。他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軍全部撤出東歐，如果俄國全境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進行自由選舉，他大概就滿意了。有時他也間接表示蘇聯人應該為他們過去的種種倒行逆施著實道歉一番才行。
這時，艾森豪為了安撫杜勒斯和共和黨的極端分子，特意請了一些重要的參議員、眾議員來，向他們保征，他決不會去搞什麽“新雅爾達會議。”他要他們放心，不得到他們的同意，他決不承擔什麽國際義務。杜勒斯在一旁說，他估計，俄國人是會打著世界和平的旗號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著麵孔說，他準備睜大眼睛等著瞧就是了。
當杜勒斯以輕蔑的口氣談到所謂重大的和平建議時，艾森豪什麽話也沒有說，但心裏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來這麽一手呢。雖然各事都還沒有定局，但是裁軍談判的新方案已經草擬出來，擺在他辦公桌上了。這年3月，總統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為研究軍備控製和心理戰的專家組的主席。他讓匡蒂科的海軍陸戰隊基地給洛克菲勒騰辦公用房，並請洛克菲勒準備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級會談去討論的新建議書。杜勒斯聽說過有那麽個專家工作組，但不知道任務是什麽。總之他是滿腹狐疑。杜勒斯在謝爾曼·亞當斯麵前這樣議論洛克菲勒道：“他收羅了好一大幫人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麽。”
他們在研究關於歐洲輿論的調查報告。他們看出北約國家的人對這個聯盟已經厭倦了，他們對美國在歐洲大陸設基地興趣不大，都贊成禁止核武器。這個情況足令人不安的。美國沒有俄國那樣龐大的常備軍，需要核彈和歐洲的那些基地作為威懾力量，因此必須設法既能保持這些東西，又能讓歐洲人相信美國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組的答案是建議進行空中視察——並且用了一個很妙的詞兒：“開放天空。”這個主意並不新鮮。空中視察之議，早在1946年，旨在對原子能實行國際控製的伯納德·巴魯克計劃就已經提出過了，後來在聯合國裁軍委員會的報告裏，在建議把一切武裝力量和武器“向國際公開並容許國際核查”的艾奇遜計劃中也一再出現過。不過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罷了。艾森豪現在覺得這個建議倒也動聽，又還實際，於是盡管他還沒決定是否就在這次最高級會議上提出它來，但他在上他的座機“哥倫拜恩”號出發赴會之際，畢竟把這份建議書塞進手提包裏了。
“哥倫拜恩”號的目的地是日內瓦。到後，他便在共有十五個房間的簡多穀堡安頓下來，這是瑞士一位化妝品巨商的太太報效他用的。這時，一群伊柳辛客機中的001號也著陸了，走下史達林的兩位繼承人，尼基塔·赫魯雪夫和尼古拉·布爾加寧。第一位的模樣好比一個工會頭頭，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燒雞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後，安東尼·艾登和法國總理埃德加·富爾也到了，四巨頭會談（照瑞士人簡練的說法是“四方會議”）的當事人都齊了。這時，記者筆下的所謂日內瓦精神早已發揮出了它的魅力，吸引來了大批旅遊客人和一些國際名流。馬丁·尼默勒牧師【馬丁·尼默勒（1892－？）德國基督教牧師，因反對納粹被浦入獄，直至大戰結束。1946年他在日內瓦一次國際宗教會議上控訴了德國的罪行。——譯者】準備在這裏舉行記者招待會；另一位美國牧師，比利·格雷厄姆則在大潮公園主持一個鼓動性的福音布道會。
國際聯盟大廈裏的杜勒斯神色沮喪，對比之下，艾克卻顯得精神極好。最初，他跟國務卿一個想法，認為會議可能毫無結果，因此不該在人們心中引起什麽虛妄的感覺，最後歸於破滅，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學杜勒斯的樣，擺出一副冷麵孔來。但艾森豪為人過於忠厚樂觀，平日高興慣了，沒法老是繃著臉見人。他對記者們情不自禁地說，“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會議致詞時竟花了一刻鍾左右的時間對朱可夫元帥表示歡迎。
至於這幾位俄國人，似乎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從來沒有這麽輕鬆過。赫魯雪夫對人說，“雙方誰都不希望打仗！”蘇聯國內的《真理報》、《消息報》也都一個調調——這說明黨的路線起了重大變化。在這以前，他們原認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們作對的。赫魯雪夫、布爾加寧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車在日內瓦到處遊逛，不帶警衛在街頭散步。這使美國人不無難堪，因為這些日子艾森豪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員嚴密防範，天上還有直升飛機不斷監視地麵情況。
盡管這樣，四方會議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對整個人類前途的關懷備至，無不使歐洲人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報》也認為，“艾森豪的為人長期受到誤解，現在看來，他確是今天人類所需要的那種領導人物。”他在對蘇聯人講話時極其真摯地說，“美國人民願意同蘇聯人民交朋友。我們兩國人民，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什麽天然的分歧。我們沒有領土問題、商務問題上的爭端。回顧歷史，我們兩國一直是和平相處的。”接著，他便提出了加強東西方自由交往、裁減軍備。建立統一的民主德國等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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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艾森豪為了安撫杜勒斯和共和黨的極端分子，特意請了一些重要的參議員、眾議員來，向他們保征，他決不會去搞什麽“新雅爾達會議。”他要他們放心，不得到他們的同意，他決不承擔什麽國際義務。杜勒斯在一旁說，他估計，俄國人是會打著世界和平的旗號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著麵孔說，他準備睜大眼睛等著瞧就是了。
當杜勒斯以輕蔑的口氣談到所謂重大的和平建議時，艾森豪什麽話也沒有說，但心裏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來這麽一手呢。雖然各事都還沒有定局，但是裁軍談判的新方案已經草擬出來，擺在他辦公桌上了。這年3月，總統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為研究軍備控製和心理戰的專家組的主席。他讓匡蒂科的海軍陸戰隊基地給洛克菲勒騰辦公用房，並請洛克菲勒準備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級會談去討論的新建議書。杜勒斯聽說過有那麽個專家工作組，但不知道任務是什麽。總之他是滿腹狐疑。杜勒斯在謝爾曼·亞當斯麵前這樣議論洛克菲勒道：“他收羅了好一大幫人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麽。”
他們在研究關於歐洲輿論的調查報告。他們看出北約國家的人對這個聯盟已經厭倦了，他們對美國在歐洲大陸設基地興趣不大，都贊成禁止核武器。這個情況足令人不安的。美國沒有俄國那樣龐大的常備軍，需要核彈和歐洲的那些基地作為威懾力量，因此必須設法既能保持這些東西，又能讓歐洲人相信美國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組的答案是建議進行空中視察——並且用了一個很妙的詞兒：“開放天空。”這個主意並不新鮮。空中視察之議，早在1946年，旨在對原子能實行國際控製的伯納德·巴魯克計劃就已經提出過了，後來在聯合國裁軍委員會的報告裏，在建議把一切武裝力量和武器“向國際公開並容許國際核查”的艾奇遜計劃中也一再出現過。不過一直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罷了。艾森豪現在覺得這個建議倒也動聽，又還實際，於是盡管他還沒決定是否就在這次最高級會議上提出它來，但他在上他的座機“哥倫拜恩”號出發赴會之際，畢竟把這份建議書塞進手提包裏了。
“哥倫拜恩”號的目的地是日內瓦。到後，他便在共有十五個房間的簡多穀堡安頓下來，這是瑞士一位化妝品巨商的太太報效他用的。這時，一群伊柳辛客機中的001號也著陸了，走下史達林的兩位繼承人，尼基塔·赫魯雪夫和尼古拉·布爾加寧。第一位的模樣好比一個工會頭頭，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燒雞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後，安東尼·艾登和法國總理埃德加·富爾也到了，四巨頭會談（照瑞士人簡練的說法是“四方會議”）的當事人都齊了。這時，記者筆下的所謂日內瓦精神早已發揮出了它的魅力，吸引來了大批旅遊客人和一些國際名流。馬丁·尼默勒牧師【馬丁·尼默勒（1892－？）德國基督教牧師，因反對納粹被浦入獄，直至大戰結束。1946年他在日內瓦一次國際宗教會議上控訴了德國的罪行。——譯者】準備在這裏舉行記者招待會；另一位美國牧師，比利·格雷厄姆則在大潮公園主持一個鼓動性的福音布道會。
國際聯盟大廈裏的杜勒斯神色沮喪，對比之下，艾克卻顯得精神極好。最初，他跟國務卿一個想法，認為會議可能毫無結果，因此不該在人們心中引起什麽虛妄的感覺，最後歸於破滅，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學杜勒斯的樣，擺出一副冷麵孔來。但艾森豪為人過於忠厚樂觀，平日高興慣了，沒法老是繃著臉見人。他對記者們情不自禁地說，“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會議致詞時竟花了一刻鍾左右的時間對朱可夫元帥表示歡迎。
至於這幾位俄國人，似乎自從戰爭結束以來，從來沒有這麽輕鬆過。赫魯雪夫對人說，“雙方誰都不希望打仗！”蘇聯國內的《真理報》、《消息報》也都一個調調——這說明黨的路線起了重大變化。在這以前，他們原認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們作對的。赫魯雪夫、布爾加寧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車在日內瓦到處遊逛，不帶警衛在街頭散步。這使美國人不無難堪，因為這些日子艾森豪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員嚴密防範，天上還有直升飛機不斷監視地麵情況。
盡管這樣，四方會議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對整個人類前途的關懷備至，無不使歐洲人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報》也認為，“艾森豪的為人長期受到誤解，現在看來，他確是今天人類所需要的那種領導人物。”他在對蘇聯人講話時極其真摯地說，“美國人民願意同蘇聯人民交朋友。我們兩國人民，我們兩國之間，不存在什麽天然的分歧。我們沒有領土問題、商務問題上的爭端。回顧歷史，我們兩國一直是和平相處的。”接著，他便提出了加強東西方自由交往、裁減軍備。建立統一的民主德國等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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