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樣的時候是絕無僅有的。除了對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奮作用而外，這也沒有什麽結果。美國的利連撒爾們弄錯了，他們以為國內對顛覆活動的恐懼心理，可以用提出證據和訴之理智來加以解決。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話，這個嚴重問題從一開始就不會出現。這種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須讓它發個透，才能停止胡話夢囈。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於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為一種兇狠勢力。參議員塔夫脫諳於此道。他和他的共和黨的同伴們的所作所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堅決反共分子們進行了一次口頭攻擊以後（什麽“在我國歷史上，克裏姆林宮最重要的一個有利條件就是國務院內有個親共集團，他們一有機會就在中國促進共產主義事業”），塔夫脫對記者說話就露骨了，“要把國務院內的共產黨人除盡，唯一方法是更換政府首腦”。換句話說，他正在為1952年作準備，到了那時，人民就有機會選舉新總統，而羅伯特·a·塔夫脫很有可能獲選。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領袖湯姆·科爾曼是塔夫脫的支持者，他說得更明白，“一切歸結為一點：我們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競選中得勝？”
但是民主黨也是想競選勝利的。哈裏·杜魯門很了解，猜疑的範圍愈來愈多。而且，對他來說，還涉及其他重要問題。共和黨確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蘇聯的人民內務委員會倒是從莫斯科派來真正的特務，而作為國家元首，他要對國家的安全保衛負責。杜魯門是在1945年9月那個晚上以後，就開始懷疑到人民內務委員會在北美洲展開活動的。那晚，一個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武官處的密碼員，拿了一大堆可以作為罪證的文件——他能帶走的都帶走了——在夜裏逃了出來，要求政治避難。加拿大就成立一個委員會審查古津科的文件。它發現了一個分布很廣的地下活動組織，有英國和加拿大公民參與，最後牽涉到兩名搞“最機密”工作的英國物理學家：艾倫·納恩·梅博士和克勞斯·富克斯博士。這個間諜網的成員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產黨人，他們參與的計劃是要偷盜華盛頓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關原子武器及其他國防秘密，基本上進行得很為得手。
最初，總統對渥太華間諜組織，還遲遲不知道事關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給杜魯門送來共產黨特務伊莉莎白·本特利（前紐約義大利新聞處的雇員）和惠特克·錢伯斯的供詞。但這件案件的破獲，很難算是聯邦調查局的功績。七年以前，錢伯斯就開始想在政府中找一個人，認真重視他所反映的情況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聯邦調查局紐哈芬分局自首時，也沒有人重視她。後來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見一個蘇聯間諜塞給她二千元之後，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才相信她的話。她和錢伯斯彼此並不相識，但他們在一點上卻有共同之處：這就是他們的供詞都極其驚人，使人懷疑他們是否神經錯亂。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薩女子學院畢業的中年婦女，她說她擔任蘇聯交通員已有五年之久。她從華盛頓那裏得到極密文件，把它們交給在紐約和她聯繫的俄國聯絡員，在她指控犯有叛國罪的三十多個前政府雇員中，有勞克林·柯裏。他從1939年到1945年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理，率領過兩個代表團到過中國，現在是派克大道一所進出口商行的經理。還有亨利·德克斯特·懷特，他是前財政部部長助理，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理事。還有威廉·雷明頓，他是一個年輕漂亮的達特茅斯大學畢業生，是商務部裏步步高升的紅人。錢伯斯則提出羅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為顯赫的頭麵人物是共產黨員，其中特別是阿爾傑·希斯。他快將離開國務院，去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組織主席了。
杜魯門也和其他人一祥，聽完他們的供詞以後，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在加拿大發現的間諜網卻使他震動。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中，幾個共和黨國會候選人又利用了《美亞》雜誌案件的餘波，提出對政府懷疑。對此，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於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個組織的名單，宣布司法部認為它們是共產黨的外圍。接著下一年整整一年中，這名單不斷擴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個。盡管反法西斯主義難民委員會的最初目的隻限於捐贈食物和醫藥給美國的盟國俄國，但誰要是參加過這個組織，就會有人懷疑到他的頭上。那些曾“按共黨路線辦事”的政府官員們就被免職。用當時的話來說，他們被認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當時，杜魯門政府對這種堅決反共運動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來就是應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於1940年通過。全名為史密斯外籍人員登記法。其內容是凡主張以暴力推翻美國各級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譯者】，審訊十一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但是，這種反共恐怖的實際情況，是難得見諸報刊的，因為它已經習以為常，就象1932年的失業工人一樣。總統第9835號的行政命令，還鼓勵了美國人去探聽有關同事、朋友、鄰居以至親戚的私事。而且，這種忠城調查是一種極其惡劣的行政手段。聯邦調查局於1949年5月22日對從聯邦政府領薪的二百萬人“逐名審查”，從郵遞員到部長都不例外，這樣，就開始搜索所謂“不忠誠分子與顛覆分子”。此外，對每年為數五十萬的申請參加政府工作的人，該局還要負責弄清他們是否忠誠。誰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會對他進行全麵歷史審查，有時還會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們對那些認識他的人或者自稱認識他的人，進行問訊，了解他的生活習慣、社會關係和政治信仰。資料搜集了以後，就由地區忠誠委員會進行審議，證據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則就要傳審他，作出結論。對下了不忠誠結論的，可以向華盛頓全國忠誠複查委員會上訴，但它的裁決就是最後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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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主黨也是想競選勝利的。哈裏·杜魯門很了解，猜疑的範圍愈來愈多。而且，對他來說，還涉及其他重要問題。共和黨確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蘇聯的人民內務委員會倒是從莫斯科派來真正的特務，而作為國家元首，他要對國家的安全保衛負責。杜魯門是在1945年9月那個晚上以後，就開始懷疑到人民內務委員會在北美洲展開活動的。那晚，一個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武官處的密碼員，拿了一大堆可以作為罪證的文件——他能帶走的都帶走了——在夜裏逃了出來，要求政治避難。加拿大就成立一個委員會審查古津科的文件。它發現了一個分布很廣的地下活動組織，有英國和加拿大公民參與，最後牽涉到兩名搞“最機密”工作的英國物理學家：艾倫·納恩·梅博士和克勞斯·富克斯博士。這個間諜網的成員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產黨人，他們參與的計劃是要偷盜華盛頓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關原子武器及其他國防秘密，基本上進行得很為得手。
最初，總統對渥太華間諜組織，還遲遲不知道事關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給杜魯門送來共產黨特務伊莉莎白·本特利（前紐約義大利新聞處的雇員）和惠特克·錢伯斯的供詞。但這件案件的破獲，很難算是聯邦調查局的功績。七年以前，錢伯斯就開始想在政府中找一個人，認真重視他所反映的情況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聯邦調查局紐哈芬分局自首時，也沒有人重視她。後來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見一個蘇聯間諜塞給她二千元之後，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才相信她的話。她和錢伯斯彼此並不相識，但他們在一點上卻有共同之處：這就是他們的供詞都極其驚人，使人懷疑他們是否神經錯亂。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薩女子學院畢業的中年婦女，她說她擔任蘇聯交通員已有五年之久。她從華盛頓那裏得到極密文件，把它們交給在紐約和她聯繫的俄國聯絡員，在她指控犯有叛國罪的三十多個前政府雇員中，有勞克林·柯裏。他從1939年到1945年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理，率領過兩個代表團到過中國，現在是派克大道一所進出口商行的經理。還有亨利·德克斯特·懷特，他是前財政部部長助理，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理事。還有威廉·雷明頓，他是一個年輕漂亮的達特茅斯大學畢業生，是商務部裏步步高升的紅人。錢伯斯則提出羅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為顯赫的頭麵人物是共產黨員，其中特別是阿爾傑·希斯。他快將離開國務院，去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組織主席了。
杜魯門也和其他人一祥，聽完他們的供詞以後，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在加拿大發現的間諜網卻使他震動。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中，幾個共和黨國會候選人又利用了《美亞》雜誌案件的餘波，提出對政府懷疑。對此，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於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個組織的名單，宣布司法部認為它們是共產黨的外圍。接著下一年整整一年中，這名單不斷擴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個。盡管反法西斯主義難民委員會的最初目的隻限於捐贈食物和醫藥給美國的盟國俄國，但誰要是參加過這個組織，就會有人懷疑到他的頭上。那些曾“按共黨路線辦事”的政府官員們就被免職。用當時的話來說，他們被認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當時，杜魯門政府對這種堅決反共運動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來就是應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於1940年通過。全名為史密斯外籍人員登記法。其內容是凡主張以暴力推翻美國各級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譯者】，審訊十一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但是，這種反共恐怖的實際情況，是難得見諸報刊的，因為它已經習以為常，就象1932年的失業工人一樣。總統第9835號的行政命令，還鼓勵了美國人去探聽有關同事、朋友、鄰居以至親戚的私事。而且，這種忠城調查是一種極其惡劣的行政手段。聯邦調查局於1949年5月22日對從聯邦政府領薪的二百萬人“逐名審查”，從郵遞員到部長都不例外，這樣，就開始搜索所謂“不忠誠分子與顛覆分子”。此外，對每年為數五十萬的申請參加政府工作的人，該局還要負責弄清他們是否忠誠。誰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會對他進行全麵歷史審查，有時還會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們對那些認識他的人或者自稱認識他的人，進行問訊，了解他的生活習慣、社會關係和政治信仰。資料搜集了以後，就由地區忠誠委員會進行審議，證據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則就要傳審他，作出結論。對下了不忠誠結論的，可以向華盛頓全國忠誠複查委員會上訴，但它的裁決就是最後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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