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眾院又有一個委員會向聯邦政府要全國標準量具局局長愛德華·康登博士的檔案，杜魯門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語的中傷，就聲稱他對共和黨這樣查根問底感到厭煩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機關把人事檔案作為絕密材料保管，對國會提出任何要求或傳訊都予以拒絕。不顧上下文內容，從檔案中抽出個別章節，使政府無從辯白，無形中助長了這種誹謗。這使總統的處境十分難堪。但杜魯門的指示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現在堅決反共分子既然沒有官方材料和他們對證，更加不負責任亂說了。比如加利福尼亞州的尼克森就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共產黨陰謀之所以層出不窮”，民主黨應負其責。民主黨領袖人物竭力否認，但是有些民主黨後座議員也和共和黨一唱一和。2月21日，麻薩諸塞州眾議員約翰·甘迺迪說，在雅爾達，“重病纏身”的羅斯福聽從馬歇爾將軍和其他參謀長的意見，把千島群島和其他戰路要地“給了”蘇聯。他說，政府曾試圖迫使蔣介石和毛澤東聯合。杜魯門總統對待蔣夫人，如果不是“輕視”，也是“很冷淡”。國務院由於聽信諸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歐文·拉鐵摩爾之類的顧問的意見，把美國戰時的收穫都糟踏掉了。甘迺迪得出結論說，“中國悲劇的經過就是如此，而我們曾為了保護它的自由而戰鬥過的。美國青年人辛苦得來的果實，卻被我們外交家和總統浪費掉了。”
甘迺迪曾一度和堅決反共分子走在一起，這個事實早已被人忘卻了，這可能和他後來的歷史有關。其他爭論中國問題的人則更加有煽動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這個堅決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的報告》，譴責華盛頓官僚們停止向蔣介石提供武器，束縛了蔣的手腳。盧斯報係的報刊在這問題上態度激烈。亨利·盧斯本人生於中國山東省，是一個傳教士的兒子。現在他就成為後來所謂“院外援華集團”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些人似乎要不顧一切，對國民黨極力支持，連他們對美國應有的忠誠也不顧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聲稱，雅爾達會議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後，攻擊的水平就越來越低。共和黨開始把他們在國會的對手稱為“叛國黨”的黨員——雷伯恩認為這個誹謗出自尼克森，從此對他永遠懷恨在心。南達科他州的蒙特要求總統在政府雇員中，把那些“由於有親蘇傾向從而使我們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亂”的人“清查”出來。伊利諾州的國會議員哈羅德·維爾德宣稱，蘇聯間諜就象舞毒蛾一樣，全國各地比比皆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國會議員羅伯特·裏奇指控迪安·艾奇遜，說他在約瑟夫·史達林那裏領津貼。印第安納州的詹納則認為，凡是向蔣介石提出意見、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產黨之效的美國人，幾乎都可以據此列之為罪犯。詹納稱馬歇爾將軍是“賣國賊的頭麵人物”，“睜著眼睛說謊話”，他和“這夥犯罪的賣國賊和姑息共產黨人的人攜手合作，在杜魯門先生和艾奇遜先生不斷影響下，至今還繼續把美國出賣”。
這些過激的責罵似乎一回比一回厲害。1949年12月，兩院的共和黨人以壓倒多數作出決議說，國務卿已失去全國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經不再可能，應該由總統免職。這時，國會裏的民主黨人，以為反對黨已經走到頭了。這份絕無僅有的決議最後送到哈裏·杜魯門的辦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兩半。但這還不算走到了頭。他們還沒有看到最後的頭呢。
※※※
自由派把共和黨的堅決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確，他們中有些人不但表現得活象歹角，而且還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個看熱鬧的人，隨便在哪個下午走進參院觀眾席，就可以聽到政府被譴責為“乳臭未幹的假自由派”，發出“可憐的號叫”，“把共產黨和那些怪人視若神明，”而正是他們把中國出賣成為無神論者的奴隸。至於最厲害的話，則用在“國務院裏那些按莫斯科共黨路線行事的跳樑小醜”上，他們“噴出克裏姆林宮的惡毒誹謗”，而那個“紅色教長【原文是red dean，當時稱同情中國革命的英國坎特伯雷教長為紅色教長，艾奇遜的名字是迪安（dean）與教長一詞同音，稱之為紅色教長，影射其同情蘇聯。】卻在莫斯科主子腳下感激涕零”，在那裏“哀鳴”，“啜泣”與“瑟縮”。有些時候，連記者們也懷疑，蘇聯政治局內的反美言論，是否會象國會大廈裏聽到的言詞那樣惡毒。
有些時候，在國會裏也聽到理智的聲音，其中最使人難忘的是當國會聯合委員會考慮把戴維·利連撒爾這位傑出的政府官員提名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時，田納西州的參議員肯尼思·麥凱勒，一個民主黨的堅決反共分子，硬說利連撒爾在田納西流域管現局內包庇過共產黨。麥凱勒問他是否在腦袋裏也有個蘇聯革命的樣本。這位作證人回答說：
『我腦袋裏確實有這麽一點，參議員先生。……民主政製的原則之一，就是對這樣的人深惡痛絕：這些人不管是用拐彎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須有的東西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竊去他最可貴的東西——他的名譽，……。而特別不幸的是，有時這競然是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我認為，如果還是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會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毀滅。這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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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曾一度和堅決反共分子走在一起，這個事實早已被人忘卻了，這可能和他後來的歷史有關。其他爭論中國問題的人則更加有煽動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這個堅決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的報告》，譴責華盛頓官僚們停止向蔣介石提供武器，束縛了蔣的手腳。盧斯報係的報刊在這問題上態度激烈。亨利·盧斯本人生於中國山東省，是一個傳教士的兒子。現在他就成為後來所謂“院外援華集團”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些人似乎要不顧一切，對國民黨極力支持，連他們對美國應有的忠誠也不顧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聲稱，雅爾達會議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後，攻擊的水平就越來越低。共和黨開始把他們在國會的對手稱為“叛國黨”的黨員——雷伯恩認為這個誹謗出自尼克森，從此對他永遠懷恨在心。南達科他州的蒙特要求總統在政府雇員中，把那些“由於有親蘇傾向從而使我們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亂”的人“清查”出來。伊利諾州的國會議員哈羅德·維爾德宣稱，蘇聯間諜就象舞毒蛾一樣，全國各地比比皆是。賓夕法尼亞州的國會議員羅伯特·裏奇指控迪安·艾奇遜，說他在約瑟夫·史達林那裏領津貼。印第安納州的詹納則認為，凡是向蔣介石提出意見、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產黨之效的美國人，幾乎都可以據此列之為罪犯。詹納稱馬歇爾將軍是“賣國賊的頭麵人物”，“睜著眼睛說謊話”，他和“這夥犯罪的賣國賊和姑息共產黨人的人攜手合作，在杜魯門先生和艾奇遜先生不斷影響下，至今還繼續把美國出賣”。
這些過激的責罵似乎一回比一回厲害。1949年12月，兩院的共和黨人以壓倒多數作出決議說，國務卿已失去全國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經不再可能，應該由總統免職。這時，國會裏的民主黨人，以為反對黨已經走到頭了。這份絕無僅有的決議最後送到哈裏·杜魯門的辦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兩半。但這還不算走到了頭。他們還沒有看到最後的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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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把共和黨的堅決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確，他們中有些人不但表現得活象歹角，而且還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個看熱鬧的人，隨便在哪個下午走進參院觀眾席，就可以聽到政府被譴責為“乳臭未幹的假自由派”，發出“可憐的號叫”，“把共產黨和那些怪人視若神明，”而正是他們把中國出賣成為無神論者的奴隸。至於最厲害的話，則用在“國務院裏那些按莫斯科共黨路線行事的跳樑小醜”上，他們“噴出克裏姆林宮的惡毒誹謗”，而那個“紅色教長【原文是red dean，當時稱同情中國革命的英國坎特伯雷教長為紅色教長，艾奇遜的名字是迪安（dean）與教長一詞同音，稱之為紅色教長，影射其同情蘇聯。】卻在莫斯科主子腳下感激涕零”，在那裏“哀鳴”，“啜泣”與“瑟縮”。有些時候，連記者們也懷疑，蘇聯政治局內的反美言論，是否會象國會大廈裏聽到的言詞那樣惡毒。
有些時候，在國會裏也聽到理智的聲音，其中最使人難忘的是當國會聯合委員會考慮把戴維·利連撒爾這位傑出的政府官員提名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時，田納西州的參議員肯尼思·麥凱勒，一個民主黨的堅決反共分子，硬說利連撒爾在田納西流域管現局內包庇過共產黨。麥凱勒問他是否在腦袋裏也有個蘇聯革命的樣本。這位作證人回答說：
『我腦袋裏確實有這麽一點，參議員先生。……民主政製的原則之一，就是對這樣的人深惡痛絕：這些人不管是用拐彎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須有的東西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竊去他最可貴的東西——他的名譽，……。而特別不幸的是，有時這競然是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我認為，如果還是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會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毀滅。這點我是深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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