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為魯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單間的避暑用家屋，和別的房子不挨著，容易保衛。沃爾特既然是沃爾特，他馬上就考慮加以改進。他的醫生告訴他，要避免受傷的手成為爪形手，就有必要經常使它運動。於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適宜居住。他首先添蓋了幾間：這邊加個廚房，那邊加間臥室和書房，又加蓋一層二樓，把走廊圍上紗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還自製了精緻的高傳真度收音機。最後，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應有盡有了。除了起坐間那幾根用手工劈出來的橫樑和屋內的水落管還可以看出是原來的房子的以外，其餘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盡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穎而聞名。別人從密友，烈酒和煙中得到歡樂，他對這些卻一無所好，而總是從思維活動中取得樂趣。他對任何題目都可以談起來沒完。默裏·肯普頓說他認識的人中，沃爾特是唯一對未來了如指掌的人。《聖路易郵訊》的斯潘塞·麥卡洛克說：“你要是問沃爾特幾點鍾，他就會告訴你怎麽製造鍾錶。”有時他談得興起，會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亂扯在一起的隱喻。有一次，沃爾特指責霍法、戴夫·貝克和約·麥卡錫是“睡在一張床上，互相勾結”。又一次他把一個公司談判代表說成為“他的心髒就象個計算機，噴出來的都是冰水。”
那個談判代表自然不覺得好笑。因為在談判桌上，紅髮佬喋喋不休的發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會在市內不同的地點，同時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特公司進行談判。這又是沃爾特的“個別對付”的策略的運用。他這個策略的根據，是三大公司之間的競爭比他們與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對立不信任還要強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來就好對付，沒有哪一家願意冒罷工的危險而讓其他兩家奪去它的市場的。這個策略果然奏效。當沃爾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張桌子下麵時，就說明談判對他有利，獵物己經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絕的口才，是使他致勝的一個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強有力的肌肉，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地說著，提出這個建議，那個建議，時而詳細論述，時而憤然駁斥，時而後悔表示歉意，接著又轉而譴責對方，用幹巴巴的單音調告戒別人。總之，搞到對方無言以對為止。
有時，他們給他氣得說不出話。工會裏霍法和貝克的信徒們認為工會的任務是為工人多爭點錢，至於是由股東還是由公眾來付，應由資方決定。沃爾特不同意。他爭辯說，如果公司提高汽車價格，刺激通貨膨脹，提高生活費用，那麽，就算在工資袋裏增加五分錢，對工人是沒有好處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產品價格的情況下增加工資。對於公司的董事會說來，這簡直就是要奪老闆的傳統特權。而更壞的是他還要求查公司的帳簙，說這樣就可以證明他的論點是對的。（用魯瑟低音悅耳的聲調說，這叫“經濟領域的民主”）他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還是把勞資關係這個概念改變了。
這是因為：盡管其他工會領袖嘲諷他是個“書呆子”，尋求“天上掉餡餅”，盡管資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說的盡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裏的東西，這個來自惠靈市的紅髮佬卻成功地指出了一個問題，工會工作決不僅僅是底特律工人所說的要卡迪亞克的錢而已。沃爾特·魯瑟在勞資協議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資按生活費用升降的伸縮條款以後——在藍領無產者已上升到中層階級以後，他就發動他那個“團結大廈”裏的工會工作人員，為意義廣泛得多的問題去鬥爭——例如消除貧民窟，讓老年人有文娛活動的權利，在廣播中有定期的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廣播時間，工會出版報紙，組織不分種族界線的滾木球球隊等等。工人們也真地跟著他這個領導人走。他們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時甚至是不滿，可是他們還是朝著沃爾特父親所說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進。
1970年5月9日沃爾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機，在密執安州佩爾遜市附近失事身死。沃爾特的靈柩上覆蓋著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會旗——藍底和一個白色齒輪。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詞。喪禮結束時，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會歌曲：
『在每個礦山和工廠，
從緬因到聖地亞哥，
哪裏勞動人民保衛自己的權利，
哪裏就會找到喬·希爾。
也會找到一個紅髮佬。』
第十三章 開始凋敝的勝利旗幟
1945年的晚秋季節。
哈裏·杜魯門每天在天還未亮以前總要打開特別放在他白宮總統臥室附近的裝滿食物的冰箱光顧一番，因此他在六點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鬍子，穿上白襯衣，打上蝴蝶領結，著上一套雙排扣的衣服，幹淨利落，不離服飾商人的本色。按慣例，總統可以有個貼身男僕照顧穿著，但他不屑這樣做，還是自己照顧自己。接著他身子挺得筆直，一本正經，擺出他在小學裏學寫字時就養成的那種架勢，坐在辦公桌前，一邊翻閱當天早報，一邊匆匆給工作人員寫幾道指示。7時正，他走出白宮，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幾個特工處的保鏢，幾個上氣不接下氣的記者，而他則以每分鍾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擻地穿過拉斐特廣場，沿康乃狄克大道向北至k街，向東轉到第十五號街，又往南到紐約大道，然後走過財政部大樓，走過約翰·斯奈德未來的辦公室。前財政部長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後，杜魯門就想讓斯奈德繼任。他的顧問們認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說他不適宜參加民主黨政府的內閣。杜魯門不以為然，說斯奈德和他的軍事武官哈裏·沃恩將軍一樣，都是老朋友。這位新總統是主張依靠老朋友，信賴老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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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精力旺盛，盡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穎而聞名。別人從密友，烈酒和煙中得到歡樂，他對這些卻一無所好，而總是從思維活動中取得樂趣。他對任何題目都可以談起來沒完。默裏·肯普頓說他認識的人中，沃爾特是唯一對未來了如指掌的人。《聖路易郵訊》的斯潘塞·麥卡洛克說：“你要是問沃爾特幾點鍾，他就會告訴你怎麽製造鍾錶。”有時他談得興起，會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亂扯在一起的隱喻。有一次，沃爾特指責霍法、戴夫·貝克和約·麥卡錫是“睡在一張床上，互相勾結”。又一次他把一個公司談判代表說成為“他的心髒就象個計算機，噴出來的都是冰水。”
那個談判代表自然不覺得好笑。因為在談判桌上，紅髮佬喋喋不休的發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會在市內不同的地點，同時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特公司進行談判。這又是沃爾特的“個別對付”的策略的運用。他這個策略的根據，是三大公司之間的競爭比他們與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對立不信任還要強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來就好對付，沒有哪一家願意冒罷工的危險而讓其他兩家奪去它的市場的。這個策略果然奏效。當沃爾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張桌子下麵時，就說明談判對他有利，獵物己經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絕的口才，是使他致勝的一個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強有力的肌肉，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地說著，提出這個建議，那個建議，時而詳細論述，時而憤然駁斥，時而後悔表示歉意，接著又轉而譴責對方，用幹巴巴的單音調告戒別人。總之，搞到對方無言以對為止。
有時，他們給他氣得說不出話。工會裏霍法和貝克的信徒們認為工會的任務是為工人多爭點錢，至於是由股東還是由公眾來付，應由資方決定。沃爾特不同意。他爭辯說，如果公司提高汽車價格，刺激通貨膨脹，提高生活費用，那麽，就算在工資袋裏增加五分錢，對工人是沒有好處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產品價格的情況下增加工資。對於公司的董事會說來，這簡直就是要奪老闆的傳統特權。而更壞的是他還要求查公司的帳簙，說這樣就可以證明他的論點是對的。（用魯瑟低音悅耳的聲調說，這叫“經濟領域的民主”）他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他還是把勞資關係這個概念改變了。
這是因為：盡管其他工會領袖嘲諷他是個“書呆子”，尋求“天上掉餡餅”，盡管資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說的盡是《愛麗絲漫遊奇境記》裏的東西，這個來自惠靈市的紅髮佬卻成功地指出了一個問題，工會工作決不僅僅是底特律工人所說的要卡迪亞克的錢而已。沃爾特·魯瑟在勞資協議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資按生活費用升降的伸縮條款以後——在藍領無產者已上升到中層階級以後，他就發動他那個“團結大廈”裏的工會工作人員，為意義廣泛得多的問題去鬥爭——例如消除貧民窟，讓老年人有文娛活動的權利，在廣播中有定期的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廣播時間，工會出版報紙，組織不分種族界線的滾木球球隊等等。工人們也真地跟著他這個領導人走。他們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時甚至是不滿，可是他們還是朝著沃爾特父親所說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進。
1970年5月9日沃爾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機，在密執安州佩爾遜市附近失事身死。沃爾特的靈柩上覆蓋著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會旗——藍底和一個白色齒輪。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詞。喪禮結束時，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會歌曲：
『在每個礦山和工廠，
從緬因到聖地亞哥，
哪裏勞動人民保衛自己的權利，
哪裏就會找到喬·希爾。
也會找到一個紅髮佬。』
第十三章 開始凋敝的勝利旗幟
1945年的晚秋季節。
哈裏·杜魯門每天在天還未亮以前總要打開特別放在他白宮總統臥室附近的裝滿食物的冰箱光顧一番，因此他在六點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鬍子，穿上白襯衣，打上蝴蝶領結，著上一套雙排扣的衣服，幹淨利落，不離服飾商人的本色。按慣例，總統可以有個貼身男僕照顧穿著，但他不屑這樣做，還是自己照顧自己。接著他身子挺得筆直，一本正經，擺出他在小學裏學寫字時就養成的那種架勢，坐在辦公桌前，一邊翻閱當天早報，一邊匆匆給工作人員寫幾道指示。7時正，他走出白宮，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幾個特工處的保鏢，幾個上氣不接下氣的記者，而他則以每分鍾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擻地穿過拉斐特廣場，沿康乃狄克大道向北至k街，向東轉到第十五號街，又往南到紐約大道，然後走過財政部大樓，走過約翰·斯奈德未來的辦公室。前財政部長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後，杜魯門就想讓斯奈德繼任。他的顧問們認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說他不適宜參加民主黨政府的內閣。杜魯門不以為然，說斯奈德和他的軍事武官哈裏·沃恩將軍一樣，都是老朋友。這位新總統是主張依靠老朋友，信賴老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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