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外邊突然紛紛謠傳胡宗憲是接受了賄賂的才這樣賣力為汪直分辨，同時彈劾他在當地橫徵暴斂，額外徵收而侵擾百姓，要求朝廷清查：“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比以奉行非人，因公倍斂，民不堪命。今事勢稍寧，正宜培植休息，別求生財之道。而督撫胡宗憲、阮鶚乃於加征、存留外，仍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前南京禦史慎蒙奏止提編，並請以軍門錢糧歲給，差給事中清查。”（《皇明馭倭錄》）。
胡宗憲對這樣的局麵始料不及，頓時陷入了困境，在丟烏紗帽乃至殺頭的壓力下，他最後和以前那些為了本身利益默許汪直互市的官員一樣，終於“易詞以聞”，同時展開了對汪直所部毛海峰等人的進攻。
於是，“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汪直最後在係獄近二年後被殺。
汪直在死前於獄中曾有一份上疏，也許我們可以從中看見一些正史不載的東西：
“帶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南直隸徽州府歙縣民，奏為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事：竊臣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賊黨侵擾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遭藉沒家產，舉家監禁之厄，臣心實有不甘。連年倭賊犯邊，為浙直等處患，皆賊眾所擄奸民，反為響導，劫掠滿載，致使來賊聞風仿效，紛至遝來，致成中國大患。舊年四月，賊船大小千餘，盟誓復行深入，分途搶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但其間先得渡者，已至中國地方，餘黨乘風順流海上，南侵琉球，北掠高麗，後歸聚本國薩摩州尚眾。此臣拊心刻骨，欲插翅上達愚衷，請為說客遊說諸國，自相禁治。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其犯中國之賊，大致出於沿海九州，其他十有二島，臣已遍歷，勸自約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臣料九州諸夷，經臣撫諭，必不敢仍請攻犯。臣當自五島徵兵剿滅，以夷攻夷，此臣之素誌，事猶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之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粵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為禁製，倭奴不得復為跋扈，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敢不捐軀報效，贖萬死之罪。”
其中“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他十有二島，臣已遍歷，勸自約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和陳可願等人出使日本回來的匯報是相符合的，“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臣當自五島徵兵剿滅，以夷攻夷”雲雲，也可證實他在五島並不受倭人管製，乃是自為其政，並無附倭之事，而他協助浙江海道官員屢次剿滅海盜和倭寇，以及和胡宗憲合作，提前通報徐海和倭寇的入侵動向等事，都是消滅徐海等人以及倭寇的重要環節。
而最關鍵的是他最後在上疏中，很明顯地還念念不忘希望明政府能夠開放海禁，通商互市：“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粵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可見其一貫誌向確實是在於此。
汪直的養子毛海峰在聞其下獄後，一方麵覺得因為自己輕信胡宗憲導致汪直被捕而大慚，一方麵又為遭受欺騙而大怒，於是與謝和兩人將人質夏正殺害分屍，並在舟山岑港和明軍開戰，但因力量懸殊而最後敗退出海。
由於失去了汪直這個領頭人而受到了慘重打擊，汪直所部自此慢慢衰落，最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王直於杭城官巷口”。在臨刑前，汪直要求與兒子見麵，並把束髮金簪交與其子，而後相擁而泣，既而伸頸受死。在他死後，他的妻、子被“沒入成國公家，至今子孫尚在不絕。”
他在臨刑前唯一的公開遺言，則是長嘆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果然，他這臨刑前的預言，在他死後很快得到了應驗。
六，倭寇的消滅和開放海禁
倭寇的活動並沒有如明政府一些官吏們所想像的那樣，因為汪直這個“倭寇”頭目的被殺被消弭下去，而是在汪直死後慢慢地達到了高峰，漸漸地頻繁出現數萬人的大規模入寇。 並且活動範圍大大增加，從江蘇、浙江蔓延到福建、廣東，大約在嘉靖四十年前後最為猖獗規模也最大，一直到隆慶年間才漸漸被蕩平。
《明史》：“逾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破福安、寧德。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毀，蔓延於興化，奔突於漳州。其患盡移於福建，而潮、廣間亦紛紛以警聞矣。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宗憲尋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
其實，汪直本人自始至終就一直在謀求開禁互市，他之所以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還單身入見，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之前給其子的書信中說：“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這充分說明他是知道入內地晉見之兇險的，但最後他還是單身晉見的原因，一是他信任胡宗憲，二也可算有一種江湖豪氣吧，他很清楚自己並非是沿海倭害的根源，也不是倭寇。而且如果招安了他，那和倭寇在海上是完全可以拚一番的，也可以和日本政府在某種程度上達成協議以共同遏製倭寇。而如果他死，以明朝大小官吏的心態，是不可能和日本政府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協議的，且明軍的海上力量，此刻也還不足以對倭寇進行致命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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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憲對這樣的局麵始料不及，頓時陷入了困境，在丟烏紗帽乃至殺頭的壓力下，他最後和以前那些為了本身利益默許汪直互市的官員一樣，終於“易詞以聞”，同時展開了對汪直所部毛海峰等人的進攻。
於是，“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汪直最後在係獄近二年後被殺。
汪直在死前於獄中曾有一份上疏，也許我們可以從中看見一些正史不載的東西：
“帶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南直隸徽州府歙縣民，奏為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事：竊臣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賊黨侵擾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遭藉沒家產，舉家監禁之厄，臣心實有不甘。連年倭賊犯邊，為浙直等處患，皆賊眾所擄奸民，反為響導，劫掠滿載，致使來賊聞風仿效，紛至遝來，致成中國大患。舊年四月，賊船大小千餘，盟誓復行深入，分途搶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但其間先得渡者，已至中國地方，餘黨乘風順流海上，南侵琉球，北掠高麗，後歸聚本國薩摩州尚眾。此臣拊心刻骨，欲插翅上達愚衷，請為說客遊說諸國，自相禁治。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其犯中國之賊，大致出於沿海九州，其他十有二島，臣已遍歷，勸自約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臣料九州諸夷，經臣撫諭，必不敢仍請攻犯。臣當自五島徵兵剿滅，以夷攻夷，此臣之素誌，事猶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之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粵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為禁製，倭奴不得復為跋扈，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敢不捐軀報效，贖萬死之罪。”
其中“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他十有二島，臣已遍歷，勸自約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和陳可願等人出使日本回來的匯報是相符合的，“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臣當自五島徵兵剿滅，以夷攻夷”雲雲，也可證實他在五島並不受倭人管製，乃是自為其政，並無附倭之事，而他協助浙江海道官員屢次剿滅海盜和倭寇，以及和胡宗憲合作，提前通報徐海和倭寇的入侵動向等事，都是消滅徐海等人以及倭寇的重要環節。
而最關鍵的是他最後在上疏中，很明顯地還念念不忘希望明政府能夠開放海禁，通商互市：“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粵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可見其一貫誌向確實是在於此。
汪直的養子毛海峰在聞其下獄後，一方麵覺得因為自己輕信胡宗憲導致汪直被捕而大慚，一方麵又為遭受欺騙而大怒，於是與謝和兩人將人質夏正殺害分屍，並在舟山岑港和明軍開戰，但因力量懸殊而最後敗退出海。
由於失去了汪直這個領頭人而受到了慘重打擊，汪直所部自此慢慢衰落，最後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王直於杭城官巷口”。在臨刑前，汪直要求與兒子見麵，並把束髮金簪交與其子，而後相擁而泣，既而伸頸受死。在他死後，他的妻、子被“沒入成國公家，至今子孫尚在不絕。”
他在臨刑前唯一的公開遺言，則是長嘆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果然，他這臨刑前的預言，在他死後很快得到了應驗。
六，倭寇的消滅和開放海禁
倭寇的活動並沒有如明政府一些官吏們所想像的那樣，因為汪直這個“倭寇”頭目的被殺被消弭下去，而是在汪直死後慢慢地達到了高峰，漸漸地頻繁出現數萬人的大規模入寇。 並且活動範圍大大增加，從江蘇、浙江蔓延到福建、廣東，大約在嘉靖四十年前後最為猖獗規模也最大，一直到隆慶年間才漸漸被蕩平。
《明史》：“逾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破福安、寧德。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毀，蔓延於興化，奔突於漳州。其患盡移於福建，而潮、廣間亦紛紛以警聞矣。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宗憲尋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衛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
其實，汪直本人自始至終就一直在謀求開禁互市，他之所以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還單身入見，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之前給其子的書信中說：“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這充分說明他是知道入內地晉見之兇險的，但最後他還是單身晉見的原因，一是他信任胡宗憲，二也可算有一種江湖豪氣吧，他很清楚自己並非是沿海倭害的根源，也不是倭寇。而且如果招安了他，那和倭寇在海上是完全可以拚一番的，也可以和日本政府在某種程度上達成協議以共同遏製倭寇。而如果他死，以明朝大小官吏的心態，是不可能和日本政府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協議的，且明軍的海上力量，此刻也還不足以對倭寇進行致命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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