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憲的幕僚，當時對日本和倭寇、海盜研究最權威的鄭若曾在《籌海圖編》中曾這樣說道：“富而淑者或登貢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舶皆貧與為惡者也”，又說“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言做客回矣。……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間有之，夫豈盡為倭也”，又在《江南經略》中道：“凡海賊一起陸地之賊趁機竊發，所謂土倭子是也”。 鄭若曾這裏所言的“真倭甚少……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和前麵提到朱紈筆記的序中記載說：“凡浙之寇皆閩之人也。閩之人始為回易，交通島夷，以其貨挾其人來吾海上，雲為賈或有為盜者，非盡為也，然而駕巨舶，運輕帆，行於無涯之浸，飛槍機銃以為利，人莫敢攖之，則皆習為盜矣”的說法，是符合一致的。
由此可見，當時東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盜實際是福建的漳、泉海盜，而陸地上的一些武裝搶劫團夥，也因為“倭寇”的出現而被籠統地歸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樣被朱紈和當地官府稱為“倭寇”。從這裏還可以發現，海商們之所以會被視為寇，很大原因是他們在貿易時使用武力來保護自己，即：“然而駕巨舶，運輕帆，行於無涯之浸，飛槍機銃以為利，人莫敢攖之”，所以即使承認他們“非盡為也”，但也由於他們以武力來對抗明政府的這個特徵，所以最終的冠名依然隻能是“寇”。
至於其中的“倭寇”，如親身參與平倭的鄭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言做客回矣”。從這裏可以知道幾個問題，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數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國內也是不敢大肆聲張的，權貴大賈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貢船形式來中國，隻有那些“貧與為惡者”才來為寇。
這樣一來則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聲望和地位都相當之高，結交來往的都是權貴大賈，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龐大的勢力和名望，不可能受製於那麽少數幾個即使在日本國內也被視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聯繫後來他說可以在他控製的五島地區內徵兵“以夷攻夷”消滅倭寇這個話，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並不受製於倭寇，實際是他控製了日本的五島地區，包括對那一帶居住人口的控製權。
而長期以來言之鑿鑿說是他勾連的倭寇“助、才、門多郎”這幾個，其實是商人，《閩書·島夷誌》就講的很清楚，許棟、汪直於嘉靖二十四年“始誘博多津倭，助、才、門三人來市雙嶼”，“市”的意思很清楚，無許再多言了。
不過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裝日本人的，但充其量隻是其在日本往來行走達官貴人之間而僱傭浪人保鏢以及船隊成員而已。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熟悉日本戰國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在當時的日本，社會等級製度之森嚴遠過於中國，即使如豐臣秀吉也一樣因為出身於農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傳統貴族們看不起，而要汪直這個外國商人帶著日本罪犯或者無賴、貧民去行走豪門，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等於天方夜譚，所以他在日本僱傭的本地護衛，就隻能是那些沒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謂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無法進入日本上層社會的大門，更不用說取得如此之高的聲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隊中僱傭的日本人，明大臣範表在《海寇前議》中說汪直船隊在日本有“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謂是被“哄帶”來的貧窮之人，且稱之為“奴”，這些人在船隊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沒有一處記載能證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隊中具有領導地位，甚至連具備一定指揮權的小頭目也沒有。汪直船隊的重要頭領，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國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鄉和親屬，如前期包括徐惟學、徐海叔侄，以及葉碧川（宗滿）、王清溪（汝賢）、義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盜、海商和汪直等人時需要注意的問題。不能僅僅因為徐海曾經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經和汪直分道揚鑣乃至敵對，最後在汪直的協助下才被消滅的徐海集團所為，都扣在汪直頭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盜的帳，全都要算到汪直頭上。
但是汪直所部，確實是和明政府在進行對抗的武裝集團，而且他們人數眾多船隊規模龐大，又是多股部隊在活動，如果說其中部分成員有擄掠行為，這並不值得奇怪。畢竟這是一群提著腦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隨時會被砍頭，而其中更有相當部分的僱傭軍和赤貧人員甚至罪犯，因此在這樣的人員構成的武裝勢力中出現這些情況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勢力從事的海外貿易，在當時原本也是“違法”行業，他們是當時的“違法”武裝集團，因此不能以政治勢力的高度去要求他們，他們的本質，就是一股為了商業利益而採用武力和政府對抗的武裝勢力。而汪直本人主觀上也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的，為了防止出現這樣的情況，在其製定的船隊規則中有一條就是不得擅自上岸，違者當眾刺穿雙耳，再犯立即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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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當時東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盜實際是福建的漳、泉海盜，而陸地上的一些武裝搶劫團夥，也因為“倭寇”的出現而被籠統地歸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樣被朱紈和當地官府稱為“倭寇”。從這裏還可以發現，海商們之所以會被視為寇，很大原因是他們在貿易時使用武力來保護自己，即：“然而駕巨舶，運輕帆，行於無涯之浸，飛槍機銃以為利，人莫敢攖之”，所以即使承認他們“非盡為也”，但也由於他們以武力來對抗明政府的這個特徵，所以最終的冠名依然隻能是“寇”。
至於其中的“倭寇”，如親身參與平倭的鄭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言做客回矣”。從這裏可以知道幾個問題，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數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國內也是不敢大肆聲張的，權貴大賈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貢船形式來中國，隻有那些“貧與為惡者”才來為寇。
這樣一來則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聲望和地位都相當之高，結交來往的都是權貴大賈，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龐大的勢力和名望，不可能受製於那麽少數幾個即使在日本國內也被視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聯繫後來他說可以在他控製的五島地區內徵兵“以夷攻夷”消滅倭寇這個話，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並不受製於倭寇，實際是他控製了日本的五島地區，包括對那一帶居住人口的控製權。
而長期以來言之鑿鑿說是他勾連的倭寇“助、才、門多郎”這幾個，其實是商人，《閩書·島夷誌》就講的很清楚，許棟、汪直於嘉靖二十四年“始誘博多津倭，助、才、門三人來市雙嶼”，“市”的意思很清楚，無許再多言了。
不過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裝日本人的，但充其量隻是其在日本往來行走達官貴人之間而僱傭浪人保鏢以及船隊成員而已。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熟悉日本戰國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在當時的日本，社會等級製度之森嚴遠過於中國，即使如豐臣秀吉也一樣因為出身於農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傳統貴族們看不起，而要汪直這個外國商人帶著日本罪犯或者無賴、貧民去行走豪門，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等於天方夜譚，所以他在日本僱傭的本地護衛，就隻能是那些沒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謂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無法進入日本上層社會的大門，更不用說取得如此之高的聲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隊中僱傭的日本人，明大臣範表在《海寇前議》中說汪直船隊在日本有“哄帶日本各島貧窮倭奴”，謂是被“哄帶”來的貧窮之人，且稱之為“奴”，這些人在船隊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沒有一處記載能證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隊中具有領導地位，甚至連具備一定指揮權的小頭目也沒有。汪直船隊的重要頭領，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國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鄉和親屬，如前期包括徐惟學、徐海叔侄，以及葉碧川（宗滿）、王清溪（汝賢）、義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盜、海商和汪直等人時需要注意的問題。不能僅僅因為徐海曾經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經和汪直分道揚鑣乃至敵對，最後在汪直的協助下才被消滅的徐海集團所為，都扣在汪直頭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盜的帳，全都要算到汪直頭上。
但是汪直所部，確實是和明政府在進行對抗的武裝集團，而且他們人數眾多船隊規模龐大，又是多股部隊在活動，如果說其中部分成員有擄掠行為，這並不值得奇怪。畢竟這是一群提著腦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隨時會被砍頭，而其中更有相當部分的僱傭軍和赤貧人員甚至罪犯，因此在這樣的人員構成的武裝勢力中出現這些情況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勢力從事的海外貿易，在當時原本也是“違法”行業，他們是當時的“違法”武裝集團，因此不能以政治勢力的高度去要求他們，他們的本質，就是一股為了商業利益而採用武力和政府對抗的武裝勢力。而汪直本人主觀上也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的，為了防止出現這樣的情況，在其製定的船隊規則中有一條就是不得擅自上岸，違者當眾刺穿雙耳，再犯立即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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