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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秘密組織，開展反對政府的活動。1986年該組織的領導人被公安機關逮捕。此後數年，保國內民族關係比較緊張。
1989年國民議會根據保、蘇等國簽署的歐安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文件，通過了《國外護照法》和《國籍法》的修改補充法，規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國境和自由選擇國籍，並從7月開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強行要求地方行政機關立即辦理出境手續，甚至發生了暴力事件。
4月底，日夫科夫發表了開放保土邊界的聲明。
至8月下旬，已有31萬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遷。土族外遷的的浪潮不但給處於危機狀態的國民經濟帶來重大損失，而且引起社會動盪，成為動搖保共政權的重要因素。從此，要求維護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權益以及釋放有關被捕人員便成為持不同政見者組織攻擊保共的重要口實。
1989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糾正對使用突厥語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錯誤的決定，國民議會也為有關的受害人員平反並釋放他們出獄。然而民族矛盾已經成為190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組織“爭取自由和權利運動”和它在兩次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選票進入議會的政治基礎。
（三）
保共黨內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二戰後在蘇共和史達林的直
47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接影響下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黨內民主空氣薄弱。在日夫科夫擔任黨政主要領導的34年間，特別是在70年代以後，保共領導日益陶醉於建設的成就，開始為領導幹部建造別墅，發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數人大搞個人崇拜，為日夫科夫出版38卷選集，甚至為他的子女升遷出謀劃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愛聽讚美頌揚之詞，不願考慮不同意見，日漸脫離黨內外群眾。
獨斷專行之風盛行。
據後來報刊披露的材料，早在1982年就曾有4名退役軍官給日夫科夫寫過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敗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風。
1987年索非亞大學波波夫教授等4名黨員因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內生活不民主，被開除黨籍和解職。普通黨員因參加各種政治團體被開除黨籍者屢見不鮮。連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米哈依洛夫也因在會上批評社會問題，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黨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盧卡諾夫因在經濟工作中與日夫科夫等人意見相左而均被免職。
80年代後期的改革措施和黨政領導幹部的頻繁變動，多帶有日夫科夫個人意誌的色彩。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80年代末保加利亞國內存在著政治動盪和經濟危機，保共和日夫科夫不但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保加利亞的經濟、政治形勢繼續惡化。日夫科夫政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474
第六章
自我封閉的阿爾巴尼亞
第一節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進一步強化
70年代到1984年霍查病逝的14年間，與東歐其他國家相比，阿爾巴尼亞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或者說，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以霍查為代表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這一特點表現在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
在經濟領域，它集中表現為：40～6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不斷強化。
這可分以下幾個方麵加以說明：
一、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始終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它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和社會成員的共同勞動，因此，它隻能由一個中心按計劃進行指導。而這個中心隻能是國家。它強調指出，在阿爾巴尼亞，國家控製了經濟的主要環節，如生產資料、財政資源、國內商業、對外貿易、工資和物價製度、貨幣流通和信貸，執行集中統一
67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的積累和投資政策。在這基礎上，國家按計劃決定擴大再生產的速度、規模和比例，生產力的地理分布，有關縮小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問題，實現對勞動量和消費量的監督等。與此同時，勞動黨和霍查從“非社即資”
的觀點出發，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其性質來說，不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在阿爾巴尼亞經濟中不起生產的調節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縮小商品生產領域；利潤不是企業生產的主要目的，在企業活動中不起決定性作用。根據這些觀點，在1971年11月1～7日舉行的勞動黨“六大”上，霍查以肯定的口氣把阿爾巴尼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歸納為：全國執行統一的經濟計劃、統一的國家預算、統一的價格政策、統一的工資製度、統一的對外貿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是阿爾巴尼亞計劃經濟體製的集中體現。在經濟實踐活動中，阿爾巴尼亞企業的生產任務由國家下達，生產物資由國家供應，生產產品由國家包銷，企業贏虧由國家承擔。總之，全部經濟活動的管理集中在國家手裏，企業變成了單純依附於國家的消極的產品生產管理機構。
這一思想最後納入了1976年12月28日生效的憲法。
憲法規定，國家以統一的總計劃組織、領導和發展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企業是國家為管理屬於全民所有製的生產資料而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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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國民議會根據保、蘇等國簽署的歐安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文件，通過了《國外護照法》和《國籍法》的修改補充法，規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國境和自由選擇國籍，並從7月開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強行要求地方行政機關立即辦理出境手續，甚至發生了暴力事件。
4月底，日夫科夫發表了開放保土邊界的聲明。
至8月下旬，已有31萬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遷。土族外遷的的浪潮不但給處於危機狀態的國民經濟帶來重大損失，而且引起社會動盪，成為動搖保共政權的重要因素。從此，要求維護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權益以及釋放有關被捕人員便成為持不同政見者組織攻擊保共的重要口實。
1989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糾正對使用突厥語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錯誤的決定，國民議會也為有關的受害人員平反並釋放他們出獄。然而民族矛盾已經成為190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組織“爭取自由和權利運動”和它在兩次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得選票進入議會的政治基礎。
（三）
保共黨內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二戰後在蘇共和史達林的直
47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接影響下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黨內民主空氣薄弱。在日夫科夫擔任黨政主要領導的34年間，特別是在70年代以後，保共領導日益陶醉於建設的成就，開始為領導幹部建造別墅，發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數人大搞個人崇拜，為日夫科夫出版38卷選集，甚至為他的子女升遷出謀劃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愛聽讚美頌揚之詞，不願考慮不同意見，日漸脫離黨內外群眾。
獨斷專行之風盛行。
據後來報刊披露的材料，早在1982年就曾有4名退役軍官給日夫科夫寫過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敗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風。
1987年索非亞大學波波夫教授等4名黨員因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內生活不民主，被開除黨籍和解職。普通黨員因參加各種政治團體被開除黨籍者屢見不鮮。連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米哈依洛夫也因在會上批評社會問題，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黨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盧卡諾夫因在經濟工作中與日夫科夫等人意見相左而均被免職。
80年代後期的改革措施和黨政領導幹部的頻繁變動，多帶有日夫科夫個人意誌的色彩。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80年代末保加利亞國內存在著政治動盪和經濟危機，保共和日夫科夫不但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保加利亞的經濟、政治形勢繼續惡化。日夫科夫政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474
第六章
自我封閉的阿爾巴尼亞
第一節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進一步強化
70年代到1984年霍查病逝的14年間，與東歐其他國家相比，阿爾巴尼亞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或者說，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以霍查為代表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這一特點表現在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
在經濟領域，它集中表現為：40～6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不斷強化。
這可分以下幾個方麵加以說明：
一、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始終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它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和社會成員的共同勞動，因此，它隻能由一個中心按計劃進行指導。而這個中心隻能是國家。它強調指出，在阿爾巴尼亞，國家控製了經濟的主要環節，如生產資料、財政資源、國內商業、對外貿易、工資和物價製度、貨幣流通和信貸，執行集中統一
67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的積累和投資政策。在這基礎上，國家按計劃決定擴大再生產的速度、規模和比例，生產力的地理分布，有關縮小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問題，實現對勞動量和消費量的監督等。與此同時，勞動黨和霍查從“非社即資”
的觀點出發，堅持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其性質來說，不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在阿爾巴尼亞經濟中不起生產的調節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縮小商品生產領域；利潤不是企業生產的主要目的，在企業活動中不起決定性作用。根據這些觀點，在1971年11月1～7日舉行的勞動黨“六大”上，霍查以肯定的口氣把阿爾巴尼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歸納為：全國執行統一的經濟計劃、統一的國家預算、統一的價格政策、統一的工資製度、統一的對外貿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是阿爾巴尼亞計劃經濟體製的集中體現。在經濟實踐活動中，阿爾巴尼亞企業的生產任務由國家下達，生產物資由國家供應，生產產品由國家包銷，企業贏虧由國家承擔。總之，全部經濟活動的管理集中在國家手裏，企業變成了單純依附於國家的消極的產品生產管理機構。
這一思想最後納入了1976年12月28日生效的憲法。
憲法規定，國家以統一的總計劃組織、領導和發展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企業是國家為管理屬於全民所有製的生產資料而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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