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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黨的“13大”上，匈領導人希望用加強行政手段和加快經濟增長速度來達到減少債務，加速技術發展，改造生產結構，降低通貨膨脹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為此，仍把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指標置於持續增長的方位上，結果適得其反，致使經濟進一步惡化，社會的緊張局勢加劇了。
“13大”製定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錯誤的，表現在：（1）過高評價前幾年取得的成就和後備力量，沒有考慮到生產力的落後狀況；（2）為達到高指標誘發起借外債的新高潮和耗掉了國內的資金儲備；（3）對社工黨中央1984年4月決議未認真執行，延誤時機，對改正經濟上的錯誤缺少必要的政治堅定
2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性和力量。
“13大”
後的3年間（1984～198）
，匈經濟大滑坡：1984年國民收入比1984年減少14％。1986年國民收入隻增長b06％，而國內開支部分則增長32％，其中居民消費增長b27％，比原計劃超過兩倍左右。財政赤字創歷史最高紀錄，b達460億福林，超計劃一倍（原計劃預算赤字為230億福林）。
1987年初採取了凍結工資和物價的措施；為增加出口，特別是向自由外匯區的出口，將福林貶值10％，但均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
外貿逆差日益擴大，外貿總額扶搖直上；1984～1986年兩年外債增加40億美元，1986年已是140億美元，1987年劇增到177億美元，1988年上半年已突破180億美元大關。
每個匈牙利人人均外債1800美元，居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首。
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億美元對外債還本付息（其中僅年息要付10億美元）
，占匈外匯收入的44～40％。
1988年到期的債務和利息達32億美元，匈隻有10億償還能力，還有22億尚無著落，隻好靠借新債還舊債，疲於應付。
匈銀行行長告急說：在外債問題上，匈已處於危險境地。如果一個國家每年還本付息的錢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4～30％，那麽用國際標準來衡量，這個國家已處於危險的狀況了。
1986年11月，社工黨中央全會側重研究匈當前的經濟形勢，但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顯得束手無策。當時卡達爾指責許多人欺騙了他，特別指責銀行行長和主管經濟的中央書記對他隱瞞了實際情況。其實，卡達爾並非不清楚，隻是不願承認。他擔心觸及經濟體製的問題會引起社會強烈的政治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14
反響。這次中央全會作出的決議空洞無物，且自相矛盾，對於黨的行動和團結卻起了消極的作用。從中央到地方爭論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什麽？
應由誰負責？
誰能承擔擺脫目前危機的任務？
1987年4月，格羅斯取代拉紮爾擔任政府總理。是年4月和7月，社工黨中央召開兩次中央全會，最後通過了《經濟—社會振興計劃》，提出3年內穩定經濟。
1987年9月16～19日，國會聽取和通過了總理格羅斯關於《經濟—社會振興計劃》的報告，其中最大的應急措施是提出征收20～60％的所得稅和在東歐各國中首次徵收增值稅；其次，通過把價格提高24％來促進生產和消費。格羅斯強調要以政治改革來促進經濟改革，為此國會通過了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決議。
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費價格一次性提高76％，屬b於自由價格範疇的消費品比例已達到80％，人民生活水平繼續下降，特別是占總人口14的230萬的退休者的生活，幾a乎徘徊在最低社會標準下。長期依靠補貼的虧損企業在嚴格執行《破產法》後不得不倒閉，失業工人已近4萬人，他們轉向從事極低廉的簡單勞動，隻能獲取原先工資的一半。
匈牙利在這期間既沒有對外經濟貿易的長遠規劃和經濟改革的戰略原則，也沒有全麵的發展規劃，有的隻是一些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堅決的改革步驟。一些好的決議也未能變成現實。一些該解決問題的措施常常由於黨和政府自己拋棄和拖延執行而不能實施。匈改革還有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即總體設想隻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場，而忽略
4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了勞動和資本的自由市場，也沒有注意到國家的機構對經營的影響作用。對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衝突，領導人不是向市場引導，而是要各部門執行黨政機構的指令，特別是加強計劃性和強調社會利益。
這樣一來，強化了40年代以來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的行政機製，使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並列，企業的獨立自主隻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滯，乃至癱瘓。
80年代，匈經體改革決策指導思想上有4個問題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來匈領導人把經濟狀況估計得過於樂觀，堅持在14～20年的時間內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他們不願意正視14年來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續下去這一不可迴避的事實。這就使得他們所作出的決策與客觀情況不相符合。堅持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加速發展戰略方針，堅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帶有極大的主觀盲目性，因此，也就無法協調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最終導致經體改革主體工程的傾塌。
（2）麵對世界能源危機和國際市場惡化的環境，匈新經濟體製未能做出適時的反應。匈領導層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一種認為，計劃經濟本身就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發生不利變化時不受影響，並且認為世界市場變化的影響是短暫的，可以等一等，待情況好轉再做決定；另一種認為，世界市場變動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持續的，在製定經濟政策時一定要考慮這種影響，把它計算進去，並及時作出適當反應。他們建議國內價格應與國際價格接軌，適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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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製定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錯誤的，表現在：（1）過高評價前幾年取得的成就和後備力量，沒有考慮到生產力的落後狀況；（2）為達到高指標誘發起借外債的新高潮和耗掉了國內的資金儲備；（3）對社工黨中央1984年4月決議未認真執行，延誤時機，對改正經濟上的錯誤缺少必要的政治堅定
2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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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3年間（1984～198）
，匈經濟大滑坡：1984年國民收入比1984年減少14％。1986年國民收入隻增長b06％，而國內開支部分則增長32％，其中居民消費增長b27％，比原計劃超過兩倍左右。財政赤字創歷史最高紀錄，b達460億福林，超計劃一倍（原計劃預算赤字為230億福林）。
1987年初採取了凍結工資和物價的措施；為增加出口，特別是向自由外匯區的出口，將福林貶值10％，但均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
外貿逆差日益擴大，外貿總額扶搖直上；1984～1986年兩年外債增加40億美元，1986年已是140億美元，1987年劇增到177億美元，1988年上半年已突破180億美元大關。
每個匈牙利人人均外債1800美元，居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首。
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億美元對外債還本付息（其中僅年息要付10億美元）
，占匈外匯收入的44～40％。
1988年到期的債務和利息達32億美元，匈隻有10億償還能力，還有22億尚無著落，隻好靠借新債還舊債，疲於應付。
匈銀行行長告急說：在外債問題上，匈已處於危險境地。如果一個國家每年還本付息的錢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4～30％，那麽用國際標準來衡量，這個國家已處於危險的狀況了。
1986年11月，社工黨中央全會側重研究匈當前的經濟形勢，但提不出解決的辦法，顯得束手無策。當時卡達爾指責許多人欺騙了他，特別指責銀行行長和主管經濟的中央書記對他隱瞞了實際情況。其實，卡達爾並非不清楚，隻是不願承認。他擔心觸及經濟體製的問題會引起社會強烈的政治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14
反響。這次中央全會作出的決議空洞無物，且自相矛盾，對於黨的行動和團結卻起了消極的作用。從中央到地方爭論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什麽？
應由誰負責？
誰能承擔擺脫目前危機的任務？
1987年4月，格羅斯取代拉紮爾擔任政府總理。是年4月和7月，社工黨中央召開兩次中央全會，最後通過了《經濟—社會振興計劃》，提出3年內穩定經濟。
1987年9月16～19日，國會聽取和通過了總理格羅斯關於《經濟—社會振興計劃》的報告，其中最大的應急措施是提出征收20～60％的所得稅和在東歐各國中首次徵收增值稅；其次，通過把價格提高24％來促進生產和消費。格羅斯強調要以政治改革來促進經濟改革，為此國會通過了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決議。
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費價格一次性提高76％，屬b於自由價格範疇的消費品比例已達到80％，人民生活水平繼續下降，特別是占總人口14的230萬的退休者的生活，幾a乎徘徊在最低社會標準下。長期依靠補貼的虧損企業在嚴格執行《破產法》後不得不倒閉，失業工人已近4萬人，他們轉向從事極低廉的簡單勞動，隻能獲取原先工資的一半。
匈牙利在這期間既沒有對外經濟貿易的長遠規劃和經濟改革的戰略原則，也沒有全麵的發展規劃，有的隻是一些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堅決的改革步驟。一些好的決議也未能變成現實。一些該解決問題的措施常常由於黨和政府自己拋棄和拖延執行而不能實施。匈改革還有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即總體設想隻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場，而忽略
4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了勞動和資本的自由市場，也沒有注意到國家的機構對經營的影響作用。對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衝突，領導人不是向市場引導，而是要各部門執行黨政機構的指令，特別是加強計劃性和強調社會利益。
這樣一來，強化了40年代以來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的行政機製，使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並列，企業的獨立自主隻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滯，乃至癱瘓。
80年代，匈經體改革決策指導思想上有4個問題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來匈領導人把經濟狀況估計得過於樂觀，堅持在14～20年的時間內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他們不願意正視14年來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續下去這一不可迴避的事實。這就使得他們所作出的決策與客觀情況不相符合。堅持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加速發展戰略方針，堅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帶有極大的主觀盲目性，因此，也就無法協調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最終導致經體改革主體工程的傾塌。
（2）麵對世界能源危機和國際市場惡化的環境，匈新經濟體製未能做出適時的反應。匈領導層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一種認為，計劃經濟本身就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發生不利變化時不受影響，並且認為世界市場變化的影響是短暫的，可以等一等，待情況好轉再做決定；另一種認為，世界市場變動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持續的，在製定經濟政策時一定要考慮這種影響，把它計算進去，並及時作出適當反應。他們建議國內價格應與國際價格接軌，適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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