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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決議指出，中央委員會認為技術水平的相對落後，物質利益沒有發揮應有效用，低效率和虧損經濟活動的擴大，管理工作的軟弱，企業和勞動組織的缺點，勞動紀律的鬆弛，各地勞動力的不適當安排，將阻礙經濟增長的發展。為此，經濟管理體製發展的目標還包括：用那種有助於逐步取消不利的程序、保證完成我國的基本社會和政治任務的社會主義方法來解決以上所有的問題。決議強調經濟調節、市場、經濟競爭要創造一個能刺激和限製所有經營者增加生產，提高生產能力和對市場作出靈活反應的內部環境。與此同時，還要指出和製止那些沒有競爭能力的、損耗大的生產活動，使盈利單位有可能得到迅速發展。優惠製度要有助於體現國民經濟的利益。
不可諱言，1984年繼續發展經濟體製改革所採取的措施是為形勢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製予形勢。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使匈在經濟上的活動餘地縮小，還債任務艱巨，加之財力、物力短缺，沒有多大能力增加生產。因此隻能靠進行經體改革來挖掘潛力。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904
匈人士認為，從長遠發展的觀點看，具有重要和決定意義的是，搞活經濟隻有在結構改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並取得成功。由於匈國民經濟結構不完善，盲目擴大再生產隻能導致比例失調。雖然意識到這點，但要付諸實現卻有很大的距離。其實匈領導人也下不了決心去承擔結構改革可能導致的失業等風險，寧可花大量的資金去拯救那些經營不善的企業。
比如1974～1984年對工業的總投資逐年減少，但對經營不善的企業的投資仍逐年增加。在工業內部，對經濟效益不高的採礦業的投資10年內增加了一倍，對瀕臨破產的冶金業的投資隻減少了10％。與此同時，對那些對出口有重要意義的機械工業和輕工業部門的投資卻減少了34。
1976～1980年間，a採礦、電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業投資的36％，而這一比例到1984年已占了46％。國家對上述企業的投資已接近國民收入總產值的20％。
80年代以來，政府每年都得拿200億福林補貼這類虧損企業（約占每年總投資額的13以上）。
其a結果不僅沒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產停滯。由於放慢增長速度，停建和緩建一批建設項目，致使生產上不去，技術更新換代慢，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由於片麵限製進口，使進口物資和某些機械零件經常脫銷，造成生產中斷。使用國內產品或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產品替代又不能保證質量。
因此，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商品經常被退貨或索賠。
卡達爾指導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傳統觀念，認為越大越是社會主義，而忽略了社會效益，總認為國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單幹好。匈個體經濟1986年與1980年相比雖然翻了一番（由3％增加到6％）
，但全國公有經濟在國
0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民收入中仍占94％的比例，引進外資的企業也隻有70多個廠家。這種過於單一的所有製結構，加上重新還原成指令性計劃的行政幹預，嚴重影響了生產者的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1984年4月《關於經濟管理體製繼續發展問題》的決議並沒有認真執行。
在改善企業內部經營條件、加強競爭性、建立市場關係和建立多種所有製結構改革等方麵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廢，收效甚微。
第五節 頹勢——無回天之力
危機在1973年出現兆頭，經過潛伏期，進入80年代中期開始明朗化。
國民經濟“六五”計劃（1981～1984）沒有按原計劃完成。
4年中國民收入累計增加8～9％，工業生產增長102％，b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計劃上述兩項分別為14～17％和13～16％）。
4年中農業生產增長124％，畜牧業b超計劃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1984年4月24～28日，社工黨召開13大。在黨的第一書記卡達爾的報告中對經濟局勢做了這樣的說明：“自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內外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沒有及時地認識到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的持久性。
在這幾年中，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消除這些變化對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保持了生產、投資和生活水平相對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在保持企業經營的穩定性方麵我們做得太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14
過分了。幾年來，國家支出大大超過收入，最終造成國民經濟外部平衡狀況惡化，出現了大量外債“。
統計資料表明，1979年40億美元的外債到了1984年翻了一番，高達100億美元。
他承認上屆黨代會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時說：“到1984年底，實際收入增加6％。遺憾的是，實際工資下降了，退休金、津貼的實際價值也未能全部保持住。因此，我們未能完全實現”12大“確定的保持生活水平的目標。某些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下降了。
良知要求我把這一點講出來。“
“問題來自哪裏呢？”
他認為：“首先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從外涵型發展階段進入了內涵發展階段。現在應當有效地經營，為國內消費和國際市場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外部經濟條件對我們不大有利，這增加了我們完成任務的困難。但我們改變不了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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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1984年繼續發展經濟體製改革所採取的措施是為形勢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製予形勢。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使匈在經濟上的活動餘地縮小，還債任務艱巨，加之財力、物力短缺，沒有多大能力增加生產。因此隻能靠進行經體改革來挖掘潛力。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904
匈人士認為，從長遠發展的觀點看，具有重要和決定意義的是，搞活經濟隻有在結構改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並取得成功。由於匈國民經濟結構不完善，盲目擴大再生產隻能導致比例失調。雖然意識到這點，但要付諸實現卻有很大的距離。其實匈領導人也下不了決心去承擔結構改革可能導致的失業等風險，寧可花大量的資金去拯救那些經營不善的企業。
比如1974～1984年對工業的總投資逐年減少，但對經營不善的企業的投資仍逐年增加。在工業內部，對經濟效益不高的採礦業的投資10年內增加了一倍，對瀕臨破產的冶金業的投資隻減少了10％。與此同時，對那些對出口有重要意義的機械工業和輕工業部門的投資卻減少了34。
1976～1980年間，a採礦、電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業投資的36％，而這一比例到1984年已占了46％。國家對上述企業的投資已接近國民收入總產值的20％。
80年代以來，政府每年都得拿200億福林補貼這類虧損企業（約占每年總投資額的13以上）。
其a結果不僅沒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產停滯。由於放慢增長速度，停建和緩建一批建設項目，致使生產上不去，技術更新換代慢，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由於片麵限製進口，使進口物資和某些機械零件經常脫銷，造成生產中斷。使用國內產品或從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產品替代又不能保證質量。
因此，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的商品經常被退貨或索賠。
卡達爾指導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傳統觀念，認為越大越是社會主義，而忽略了社會效益，總認為國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單幹好。匈個體經濟1986年與1980年相比雖然翻了一番（由3％增加到6％）
，但全國公有經濟在國
01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民收入中仍占94％的比例，引進外資的企業也隻有70多個廠家。這種過於單一的所有製結構，加上重新還原成指令性計劃的行政幹預，嚴重影響了生產者的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1984年4月《關於經濟管理體製繼續發展問題》的決議並沒有認真執行。
在改善企業內部經營條件、加強競爭性、建立市場關係和建立多種所有製結構改革等方麵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廢，收效甚微。
第五節 頹勢——無回天之力
危機在1973年出現兆頭，經過潛伏期，進入80年代中期開始明朗化。
國民經濟“六五”計劃（1981～1984）沒有按原計劃完成。
4年中國民收入累計增加8～9％，工業生產增長102％，b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計劃上述兩項分別為14～17％和13～16％）。
4年中農業生產增長124％，畜牧業b超計劃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1984年4月24～28日，社工黨召開13大。在黨的第一書記卡達爾的報告中對經濟局勢做了這樣的說明：“自7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內外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沒有及時地認識到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的持久性。
在這幾年中，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是消除這些變化對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保持了生產、投資和生活水平相對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在保持企業經營的穩定性方麵我們做得太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14
過分了。幾年來，國家支出大大超過收入，最終造成國民經濟外部平衡狀況惡化，出現了大量外債“。
統計資料表明，1979年40億美元的外債到了1984年翻了一番，高達100億美元。
他承認上屆黨代會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時說：“到1984年底，實際收入增加6％。遺憾的是，實際工資下降了，退休金、津貼的實際價值也未能全部保持住。因此，我們未能完全實現”12大“確定的保持生活水平的目標。某些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沒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下降了。
良知要求我把這一點講出來。“
“問題來自哪裏呢？”
他認為：“首先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從外涵型發展階段進入了內涵發展階段。現在應當有效地經營，為國內消費和國際市場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外部經濟條件對我們不大有利，這增加了我們完成任務的困難。但我們改變不了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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