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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八大”方針的指導下，1964年7月進行了重要的經濟體製改革，其基本方針是：在社會所有製和工人自治的基礎上為客觀經濟規律和市場機製更充分地發揮作用創造條件。
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業由粗放型經營轉為集約型經營，提高經濟效益；進一步限製國家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改進經濟結構，消除比例失調，優化勞動組織，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取消了各級社會投資基金，將其資金轉交給銀行作為投資貸款；聯邦設立援助不發達地區基金；將積累交給直接生產者支配；實行第納爾貶值，統一匯率，爭取使第納爾成為可兌換貨幣；降低關稅，減少出口補貼，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外貿自由；積極參加國際分工，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以國際市場價格為標準，進行價格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943
改革，調整產品的國內比價；把企業推向市場，為企業創造平等的市場競爭條件；控製消費，壓縮信貸和貨幣發行，以防止通貨膨脹。
這次改革實施之後，在進一步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實現集約化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國家機關放棄了宏觀調控經濟的職能，而自治製度並沒有完善到能有效地擔當起宏觀協調的作用，以致市場自發因素加強，出現了一些消極現象：生產增長停滯，物價猛漲，失業人數劇增，外貿逆差擴大等。於是不得不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對這次經濟體製改革未能完全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見，而且反映到黨內。蘭科維奇就反對削弱和取消聯邦機關的宏觀調控能力。
當時失業問題成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改革後企業在用人方麵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增進效益，企業除了採用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外，也大力優化勞動組織，整頓紀律，裁減冗員，一般很少招工，甚至停止招開。勞動者的就業人數在戰後第一次出現下降的局麵，1966年比1964年減少79萬，1967年比1966年又減少b22萬。
這時，戰後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好長大成b人並要求就業。於是失業問題日益尖銳。在本國企業無法容納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南鼓勵公民出國臨時就業。許多公民通過親友個別地或成批地到西歐國家謀生。這不僅減輕了就業的壓力，而且使僑匯成了南重要的非貿易外匯收入。南在國外就業的公民在70年代最多時曾達到近100萬人。
06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第二節 政治生活和民族關係中發生的重大事件
6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自治製度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和步驟問題上，黨內存在兩種觀點。
雙方經過在1963年製定憲法、1964年八大和1964年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的較量，終於在1966年攤牌。
1966年7月1日南共聯盟八屆四中全會清算了蘭科維奇集團的錯誤。
全會認為，南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書記、共和國副總統亞。蘭科維奇和內務國務秘書斯。斯特法諾維奇等人組成了一個官僚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宗派集團，他們“反對共盟發展社會主義自治製度的路線”
，鼓吹“奉行鐵腕政策”
，主張恢復國家主義；他們負責的安全機關“長期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
，濫用權力，不受監督，“通過竊聽、跟蹤和獲取情報的辦法，把國家和黨的負責人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他們散布民族不和，宣揚民族沙文主義，迫害少數民族（指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
中央全會決定改組國家安全部門，撤銷斯特法諾維奇的黨內外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同意蘭科維奇辭去黨內外職務。
9月蘭科維奇也被開除出黨。當時在黨內外曾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算官僚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勢力的鬥爭。蘭科維奇是塞爾維亞族人，他的倒台被認為是塞爾維亞人和中央集權主義勢力的失敗。
60年代在民族問題上的一件大事是確認穆斯林為民族。
原先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一種意見，認為穆斯林是一個宗教信仰集團，不是“人種意義上的民族”
，因此不存在單獨的穆斯林族，而應把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按其祖先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63
的籍貫、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分別列入塞爾維亞族、克羅埃西亞族或黑山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皈依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在漫長的400多年裏早已形成一個獨特的民族集團，現在要追溯祖先的狀況把他們分別列入不同民族，這不僅不可能，而且十分有害。它會引起民族糾紛，造成社會動亂。狄托在1949年11月的南共聯盟七屆二中全會上和1963年1月的南青年聯盟“七大”上兩次提醒說，給穆斯林分別確定民族成分是沒有意義的和站不住腳的。
此後，在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把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都列入單獨的穆斯林族，穆斯林族的人口從1961年的972，960人猛增到1971年的1，729，932人，10年增加了746，972人，增長778％，一躍而成為南第三大民族。
b蘭科維奇事件後，為了貫徹“八大”在民族問題上的方針，南大力批判民族霸權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擴大各民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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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業由粗放型經營轉為集約型經營，提高經濟效益；進一步限製國家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改進經濟結構，消除比例失調，優化勞動組織，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此，取消了各級社會投資基金，將其資金轉交給銀行作為投資貸款；聯邦設立援助不發達地區基金；將積累交給直接生產者支配；實行第納爾貶值，統一匯率，爭取使第納爾成為可兌換貨幣；降低關稅，減少出口補貼，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外貿自由；積極參加國際分工，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以國際市場價格為標準，進行價格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943
改革，調整產品的國內比價；把企業推向市場，為企業創造平等的市場競爭條件；控製消費，壓縮信貸和貨幣發行，以防止通貨膨脹。
這次改革實施之後，在進一步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實現集約化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國家機關放棄了宏觀調控經濟的職能，而自治製度並沒有完善到能有效地擔當起宏觀協調的作用，以致市場自發因素加強，出現了一些消極現象：生產增長停滯，物價猛漲，失業人數劇增，外貿逆差擴大等。於是不得不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對這次經濟體製改革未能完全收到預期效果的原因，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見，而且反映到黨內。蘭科維奇就反對削弱和取消聯邦機關的宏觀調控能力。
當時失業問題成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改革後企業在用人方麵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增進效益，企業除了採用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外，也大力優化勞動組織，整頓紀律，裁減冗員，一般很少招工，甚至停止招開。勞動者的就業人數在戰後第一次出現下降的局麵，1966年比1964年減少79萬，1967年比1966年又減少b22萬。
這時，戰後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好長大成b人並要求就業。於是失業問題日益尖銳。在本國企業無法容納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南鼓勵公民出國臨時就業。許多公民通過親友個別地或成批地到西歐國家謀生。這不僅減輕了就業的壓力，而且使僑匯成了南重要的非貿易外匯收入。南在國外就業的公民在70年代最多時曾達到近100萬人。
063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第二節 政治生活和民族關係中發生的重大事件
6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自治製度進一步發展的方向和步驟問題上，黨內存在兩種觀點。
雙方經過在1963年製定憲法、1964年八大和1964年經濟體製改革過程中的較量，終於在1966年攤牌。
1966年7月1日南共聯盟八屆四中全會清算了蘭科維奇集團的錯誤。
全會認為，南共聯盟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書記、共和國副總統亞。蘭科維奇和內務國務秘書斯。斯特法諾維奇等人組成了一個官僚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的宗派集團，他們“反對共盟發展社會主義自治製度的路線”
，鼓吹“奉行鐵腕政策”
，主張恢復國家主義；他們負責的安全機關“長期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
，濫用權力，不受監督，“通過竊聽、跟蹤和獲取情報的辦法，把國家和黨的負責人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他們散布民族不和，宣揚民族沙文主義，迫害少數民族（指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
中央全會決定改組國家安全部門，撤銷斯特法諾維奇的黨內外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同意蘭科維奇辭去黨內外職務。
9月蘭科維奇也被開除出黨。當時在黨內外曾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算官僚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勢力的鬥爭。蘭科維奇是塞爾維亞族人，他的倒台被認為是塞爾維亞人和中央集權主義勢力的失敗。
60年代在民族問題上的一件大事是確認穆斯林為民族。
原先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一種意見，認為穆斯林是一個宗教信仰集團，不是“人種意義上的民族”
，因此不存在單獨的穆斯林族，而應把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按其祖先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163
的籍貫、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分別列入塞爾維亞族、克羅埃西亞族或黑山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皈依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在漫長的400多年裏早已形成一個獨特的民族集團，現在要追溯祖先的狀況把他們分別列入不同民族，這不僅不可能，而且十分有害。它會引起民族糾紛，造成社會動亂。狄托在1949年11月的南共聯盟七屆二中全會上和1963年1月的南青年聯盟“七大”上兩次提醒說，給穆斯林分別確定民族成分是沒有意義的和站不住腳的。
此後，在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把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都列入單獨的穆斯林族，穆斯林族的人口從1961年的972，960人猛增到1971年的1，729，932人，10年增加了746，972人，增長778％，一躍而成為南第三大民族。
b蘭科維奇事件後，為了貫徹“八大”在民族問題上的方針，南大力批判民族霸權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擴大各民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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