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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等等。


    4學校革命化運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認為,學校還沒b有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教育學和資產階級學校的影響,並且還受了“蘇聯學校資產階級教育學”的影響,教學脫離生活和勞動;教學法中有形式主義和保守主義,束縛著學生的個性。


    在這場運動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提出,要重新審查教育體製,使教學內容革命化。


    要根本修改和改進教學大綱與教材,採用新的教學教育方法;要求學校與生產緊密結合起來,加強學校同工廠、農場的聯繫,使教學直接為生產服務;促進教師自身的革命化,改善師生關係;廣泛組織青年參加義務勞動和校外活動,把青年的學校學習同對青年的教育與體育鍛鍊、軍事訓練結合起來。


    6文藝工作革命化運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提出,文學b藝術是用社會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道德準則教育新人的強大武器,因此,要求加強和改進各級黨委和黨組織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首先是對創作活動的政治思想指導,確保作品具有革命的思想內容和最富有教育意義的藝術力量;要求文藝工作者定期深入工農業生產第一線,接受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限製甚至禁止上演外國的古典作品,並要求大家“警惕各種頹廢的、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對阿爾巴尼亞文學藝術的影響,為文學藝術思想的純潔性而不斷鬥爭”。


    當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強調指出,開展這些運動的共同目的是“為了反對工作中的缺點,清除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舊社會的思想殘餘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思想影響,在工作和生活中樹立社會主義的、革命的準則和態度,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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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無產階級的學說深入人心,不停頓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正因為如此,它強調“思想文化革命”不是一場暫時性的運動,而是“全黨和政權機關的永久性任務”。


    這場“革命”盡管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官僚主義、提倡男女平等、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等)


    ,但從整體上看,無論在指導思想還是在具體實踐中都帶有濃厚的“左”的色彩,它背離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大搞唯心主義和平均主義。在運動過程中,霍查還使用了不少“左”的語言。例如,“要火燒舊社會的殘餘”


    ,“清除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雜草”


    ,“砸爛他們的腦袋”。顯然,所有這一切為以霍查為代表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70年代“左”傾思想的急劇膨脹開了先河,大大強化了本已僵化、封閉的政治經濟體製,嚴重壓抑和打擊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給阿爾巴尼亞國家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留下了一大堆難題。


    這裏還必須看到,在整個60個年代,在阿爾巴尼亞頂住了蘇聯施加的壓力之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霍查的威信有了明顯的提高,隨之,在“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高調聲中,全黨全國歌功頌德之風大盛。盡管如此,這接二連三的“左”傾運動引起了一部分幹部的擔憂和不滿,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1966年有人曾因此寫信給霍查和謝胡,認為降低工資、下放幹部、取消軍銜、剝奪農民、對工人實行高定額等等正“危及黨、政權和人民”


    ,“已引起全國人民的不滿”


    ,進而呼籲他們盡快停止這些做法,因為,“今天這些考慮不周的措施,明天就可能成為無藥可救”。可惜的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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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但逆耳之詞不僅沒有被採納,相反,被壓了下去,有關人員遭到了懲處。但是,歷史卻作了相反的結論,這對治黨興邦來說,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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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製度進一步發展和遇到的困難


    第一節 社會主義自治經濟體製的進一步改革


    60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兩個尖銳的問題:一是投資使用不當,形成重複建設和出現一批效益很差甚至虧損的“政治工廠”


    ;二是企業的收入名義上由勞動集體支配,實際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於是當時的工會堅決要求進行改革,由直接生產者來決定擴大再生產,使企業的收入在各勞動單位中形成和分配。但也有人擔心這樣做之後工人會“吃掉積累”。在工會中央理事會的領導(以斯。伏克曼諾維奇為首)和南共聯盟中央組織政治書記處的部分領導(以亞。蘭科維奇為首)


    之間發生了爭論,後者不支持這種改革。


    1963年的憲法正是在雙方妥協的基礎上的產物。


    1964年4月20~24日舉行了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要求克服國家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關係,建立更自由的市場關係,使企業具有更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權,為各行各業規定同等的經營條件,使直接生產者及其自治機構成為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體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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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2月7~13日召開了南共聯盟第八次代表大會,大會確定的方針是:把帶有國家主義因素的經濟改造成自治的市場經濟,防止舊的經濟體製復活。大會決定,要加快社會經濟關係非國家主義化的過程,使社會主義社會關係能根據社會自治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發展,加強自治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單位的直接自治。大會還著重研究了南斯拉夫民族間的關係問題。狄托說,民族關係矛盾的根源在於各共和國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別和各民族文化發展程度的不同。大會決定,反對民族主義現象是共盟最重要的基本任務之一,不僅要反對狹隘的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傾向,尤其要著重反對否定民族特點的一元主義、霸權主義、官僚中央集權主義。大會的決議否定了關於必須建立統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想法,認為這是官僚集中主義和一元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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