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卻《細說三國》，不是《三國演義》或陳壽《三國誌》的修訂本，也不是裴鬆之的《三國誌注》的改編。這三部書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誌集解》。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鬆之。他有裴鬆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鬆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思勉、祝秀俠與姚季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誌》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為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作補註的裴鬆之，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不惜對讀者“和盤托出”，為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誌，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趁此一併公開。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湯因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隻有“遠東社會”。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冶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道，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等於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係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麵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麵，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隻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於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製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徵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禦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於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徵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別任用為縣令、縣長，於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將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權，由於替皇帝“錄尚書事”。尚書原是宮內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禦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製度，不再存在。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雖則是寫給皇帝的；事實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處理。
霍光以後的外戚如王莽、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竇武、何進，都於種種不同的加官與虛銜之下，大權獨攬，宦官的領袖們，有時候大權獨攬，有時候幾個人合夥。作“集體領導”，如單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趙忠與張讓等十二常侍（俗稱“十常侍”）。
</br>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誌集解》。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鬆之。他有裴鬆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鬆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思勉、祝秀俠與姚季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誌》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為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作補註的裴鬆之，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不惜對讀者“和盤托出”，為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誌，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趁此一併公開。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湯因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隻有“遠東社會”。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冶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道，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等於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係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麵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麵，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隻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於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製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徵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禦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於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徵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別任用為縣令、縣長，於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將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權，由於替皇帝“錄尚書事”。尚書原是宮內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禦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製度，不再存在。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雖則是寫給皇帝的；事實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處理。
霍光以後的外戚如王莽、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竇武、何進，都於種種不同的加官與虛銜之下，大權獨攬，宦官的領袖們，有時候大權獨攬，有時候幾個人合夥。作“集體領導”，如單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趙忠與張讓等十二常侍（俗稱“十常侍”）。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