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皇帝們，在和帝以後都是短命的人。壽命較長的桓帝，死時才三十六歲。靈帝死時，三十二歲。順帝，三十歲。和帝自己，二十七歲。其餘的，兩位少帝，與質帝、沖帝、殤帝，都隻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順、桓、靈之所以短命，因為後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順、桓、靈，留下了年輕的寡婦，以皇太後的身份垂簾聽政。她們所能相信的，隻能是自己的父親（國丈），或哥哥、弟弟（國舅）。於是竇、鄧、閻、何等幾家外戚，便先後當權。
在皇太後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親生的，則問題比較簡單；倘若是“抱來的”（由別支皇族過繼而來的），那就每每發生小皇帝略為長大以後，就被宦官挑撥利用，以政變的方式推倒當權的國丈或國舅，使得大權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機構，由於不再有三權分工，一壞便全部都壞。地方官吏之推選孝廉，成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競爭不過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於是現任的及未來的官吏，從上到下，極大多數成為貪汙分子。老百姓隻能苟延殘喘於如虎如狼的貪官汙吏的統治之下。
東漢在經濟上，本可以比西漢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夠解救的奴隸，逐漸地解救了。光武帝又盡量減少貴族與大官的俸祿，盡量不捲入西域各國的糾紛，軍隊的開銷縮小，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
可惜，由於政治的結構出了毛病，人民在賦稅方麵的負擔，表麵上比以前少，事實上比以前多。公開的負擔少，暗中的負擔多。所謂暗中負擔，第一是銅錢貶值。西漢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萬”（所謂億萬，是十萬萬。二百八十億萬是二千八百萬萬）。東漢的銅錢流通量，於王莽末年的大亂以後，經過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漢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後的當權之人，一方麵連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錢太多；一方麵又在生活上窮奢極侈，不懂得什麽叫做量人為出，更不懂得什麽叫做“平衡國家收支”。他們貪圖鑄錢的方便：用少數的銅，鑄多量的錢。於是越鑄越多。在順帝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數字上是六十萬萬，等於是西漢兩百年所鑄銅錢的總數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負擔，是官吏的種種攤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賄賂。
官吏的生活費與娛樂費，都是取之於老百姓的，卻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讓它荒廢不修。黃河決口；別的河流也頗有泛濫的。大水之年以後，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災與旱災，輪流地逼得老百姓沒有日子過。天公又不作關。老天，不僅對人世間貪汙橫行與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視若無睹，而且助紂為虐，於水災、旱災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蟲、瘟疫。
東漢末年的人民，對洛陽的中央政府失望，對老天也失望。於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鼓動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將死；倘若能另有一個新的老天、新的上帝來替代這生病將死的老天，該有多好！張家三兄弟告訴他們：這蒼天確是生病將死，替代這蒼天的，將是黃色的天。你們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頭裹黃巾，便能於天崩地陷、宇宙換一紀元之時得救。結果，有三十六萬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張家的黃巾組織。
二、黃巾
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是中國歷史上若幹次的失敗的農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數不為不多，組織不為不強，它之所以失敗是由於領導人物之不學無術，既沒有對於當前客觀環境的正確了解，又沒有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與理想政府的構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軍事的與政治的幹部人才。
作為黃巾徒眾之大頭目的張角，及其兩位弟弟張寶、張粱，懂得的隻是以畫符念咒、噴水治病的魔術或催眠術，用來廣收信徒，藉以推倒漢朝及其政府。漢朝的各級政府，何以會在安、順、桓、靈諸帝之時壞到那種田地？要用什麽樣子的政府來替換這東漢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要用什麽措施來剷除當時經濟上的病根？這些大問題，不是張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得出的。
他們，正如其後若幹次的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黃巢、李自成等等），隻不過是對現狀十分不滿而憑著一時衝動，“為革命而革命”、“先破壞了現狀再說”！從開頭起，他們便不想睜開眼睛，而隻肯閉著眼睛在黑暗中盲動，安得不失敗呢？
計劃，張角不是沒有。他活動了十幾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頭到各地區活動，吸收了三十六萬左右的徒眾，以一萬人為“一方”，有些方超過一萬，有些方不到一萬。每方，設一個“大帥”。這三十六萬人，遍布於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於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於今日山東省的青州、兗州，位於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荊州，位於今日江蘇省的揚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邊的中常侍封諝與徐奉二人。這二人加入了他的組織，願作內應。
他預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國各地同時起事。徒眾一概以頭裹黃巾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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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順、桓、靈之所以短命，因為後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順、桓、靈，留下了年輕的寡婦，以皇太後的身份垂簾聽政。她們所能相信的，隻能是自己的父親（國丈），或哥哥、弟弟（國舅）。於是竇、鄧、閻、何等幾家外戚，便先後當權。
在皇太後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親生的，則問題比較簡單；倘若是“抱來的”（由別支皇族過繼而來的），那就每每發生小皇帝略為長大以後，就被宦官挑撥利用，以政變的方式推倒當權的國丈或國舅，使得大權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機構，由於不再有三權分工，一壞便全部都壞。地方官吏之推選孝廉，成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競爭不過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於是現任的及未來的官吏，從上到下，極大多數成為貪汙分子。老百姓隻能苟延殘喘於如虎如狼的貪官汙吏的統治之下。
東漢在經濟上，本可以比西漢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夠解救的奴隸，逐漸地解救了。光武帝又盡量減少貴族與大官的俸祿，盡量不捲入西域各國的糾紛，軍隊的開銷縮小，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
可惜，由於政治的結構出了毛病，人民在賦稅方麵的負擔，表麵上比以前少，事實上比以前多。公開的負擔少，暗中的負擔多。所謂暗中負擔，第一是銅錢貶值。西漢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萬”（所謂億萬，是十萬萬。二百八十億萬是二千八百萬萬）。東漢的銅錢流通量，於王莽末年的大亂以後，經過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漢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後的當權之人，一方麵連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錢太多；一方麵又在生活上窮奢極侈，不懂得什麽叫做量人為出，更不懂得什麽叫做“平衡國家收支”。他們貪圖鑄錢的方便：用少數的銅，鑄多量的錢。於是越鑄越多。在順帝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數字上是六十萬萬，等於是西漢兩百年所鑄銅錢的總數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負擔，是官吏的種種攤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賄賂。
官吏的生活費與娛樂費，都是取之於老百姓的，卻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讓它荒廢不修。黃河決口；別的河流也頗有泛濫的。大水之年以後，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災與旱災，輪流地逼得老百姓沒有日子過。天公又不作關。老天，不僅對人世間貪汙橫行與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視若無睹，而且助紂為虐，於水災、旱災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蟲、瘟疫。
東漢末年的人民，對洛陽的中央政府失望，對老天也失望。於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鼓動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將死；倘若能另有一個新的老天、新的上帝來替代這生病將死的老天，該有多好！張家三兄弟告訴他們：這蒼天確是生病將死，替代這蒼天的，將是黃色的天。你們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頭裹黃巾，便能於天崩地陷、宇宙換一紀元之時得救。結果，有三十六萬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張家的黃巾組織。
二、黃巾
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是中國歷史上若幹次的失敗的農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數不為不多，組織不為不強，它之所以失敗是由於領導人物之不學無術，既沒有對於當前客觀環境的正確了解，又沒有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與理想政府的構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軍事的與政治的幹部人才。
作為黃巾徒眾之大頭目的張角，及其兩位弟弟張寶、張粱，懂得的隻是以畫符念咒、噴水治病的魔術或催眠術，用來廣收信徒，藉以推倒漢朝及其政府。漢朝的各級政府，何以會在安、順、桓、靈諸帝之時壞到那種田地？要用什麽樣子的政府來替換這東漢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要用什麽措施來剷除當時經濟上的病根？這些大問題，不是張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得出的。
他們，正如其後若幹次的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黃巢、李自成等等），隻不過是對現狀十分不滿而憑著一時衝動，“為革命而革命”、“先破壞了現狀再說”！從開頭起，他們便不想睜開眼睛，而隻肯閉著眼睛在黑暗中盲動，安得不失敗呢？
計劃，張角不是沒有。他活動了十幾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頭到各地區活動，吸收了三十六萬左右的徒眾，以一萬人為“一方”，有些方超過一萬，有些方不到一萬。每方，設一個“大帥”。這三十六萬人，遍布於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於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於今日山東省的青州、兗州，位於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荊州，位於今日江蘇省的揚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邊的中常侍封諝與徐奉二人。這二人加入了他的組織，願作內應。
他預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國各地同時起事。徒眾一概以頭裹黃巾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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