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為序。
二○○○年四月四日草∈四日修訂
原出版自序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
××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開講三國”的經過，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我真有點不好意思。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所以，我隻想輕描淡寫說一下。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台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麵的時候鼓勵我。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許是另一人。讓將來的有心入。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連講了十天。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埡口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為什麽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麽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十天，隻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幹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眾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敘述而己。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為什麽要講？為什麽要賣票？為什麽不講別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麽要講？是為了賣票。不是為了講而賣票，是為了賣票而講。為什麽要賣票？因為窮。為什麽窮？因為通貨膨脹。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隻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當時，有了免費的場子，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印刷入場的票。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炮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門票是法幣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法幣二十元）。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眾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這兩串，我都隻講了五天。一方麵，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忌；一方麵，也確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裏，一口氣指手畫腳，說上兩個多鍾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並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後，到了瀘州、昆明，每每隻講三天。分別以曹操、孫權、諸葛亮為主題。三天的收入，當然不比十天的多。於是，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戲碼”。唐朝的三個主題，是唐太宗、武則天、唐明皇。清朝的三個主題，是康雍幹、太平天國、慈禧。有時候，專講太平天國，便以洪秀全、石達開、曾國藩三個人為主題。
勝利以後，我在南京、貴陽、安順也講了幾次，後來用九百六十張講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從貴陽到香港的小飛機“包機”的費用。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向我道賀，他說：“的確，全國還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您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我說：“哪裏，哪裏！我所花的卻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眾的錢呢。”
為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眾，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每天印了一張報紙，折起來，成為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分冊”，題為《新三國》，定價每分冊銀圓五分，一共有六個分冊。
這《新三國》，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均重印了一次。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台北版（未訂版權買賣契約，隻是租賃版權性質）。
現在，我開始用“細說”的體裁寫《細說三國》，以就正於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讀者諸君。這細說體裁的《三國》，應該與演義不同，也與《新三國》不同。它將與《細說清朝》、《細說明朝》、《細說元朝》等等成為姊妹篇。倘若《細說清朝》已蒙萬千讀者謬許為可讀性頗高，則這部《細說三國》的可讀性，有希望不比《細說清朝》差。因為，三國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於傳奇色彩。
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說我“聰明絕頂”；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隻是外表略帶秀氣而已。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我隻是懂得，像我這樣的笨人，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順，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刪，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寫，才勉強敢拿出去。我這個文章“廚子”，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但區區微衷，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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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四月四日草∈四日修訂
原出版自序
寫在《細說三國》之前
××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開講三國”的經過，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我真有點不好意思。怕說得太多了，叫人難以相信。所以，我隻想輕描淡寫說一下。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而今日在台灣的，人數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謝他們，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見麵的時候鼓勵我。他們甚至“加油添醋”，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例如，說我講了《紅樓夢》，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
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不是我，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似乎是我。但是，龔德柏先生說，是他。大概是他，也許還是我，記不清了。
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可能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也許是另一人。讓將來的有心入。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
我開始講《三國》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連講了十天。地點是在重慶：中一路、黃家埡口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為什麽要在實驗劇院？因為，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當時名叫藍蘋，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不收場租。
為什麽要講十天？因為，一天講不完。說書人講《三國》，講上一兩年。也每每講不完。十天，隻不過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與若幹值得一談的小事，濃縮了又濃縮，給聽眾提供一個提綱挈領的敘述而己。十天的講題，每天換一個，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為什麽要講？為什麽要賣票？為什麽不講別的，偏要講《三國》？為什麽要講？是為了賣票。不是為了講而賣票，是為了賣票而講。為什麽要賣票？因為窮。為什麽窮？因為通貨膨脹。戰前，我的一個月薪水，可以買一百雙皮鞋，或四十擔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專任薪水隻買得了一雙皮鞋。買了皮鞋，便無錢買米。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當時，有了免費的場子，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印刷入場的票。好心的《中央日報》社同仁，特許我先登廣告，後收廣告費。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後收印刷費。在門口賣票、收票的，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們純盡義務，不收報酬。
沒想到，一炮打響，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來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門票是法幣四十元（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是法幣二十元）。一連十天，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
其後，重慶近郊化龍橋的熱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講，重慶下半城的民眾也邀我到都郵街附近的合作會堂，講了一串。這兩串，我都隻講了五天。一方麵，我似乎覺得錢賺得太多，會遭造物者忌；一方麵，也確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裏，一口氣指手畫腳，說上兩個多鍾點，一連五天已經夠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講十天，是因為在下午講，並且當時頗有點要錢不要命的決心）。
再其後，到了瀘州、昆明，每每隻講三天。分別以曹操、孫權、諸葛亮為主題。三天的收入，當然不比十天的多。於是，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戲碼”。唐朝的三個主題，是唐太宗、武則天、唐明皇。清朝的三個主題，是康雍幹、太平天國、慈禧。有時候，專講太平天國，便以洪秀全、石達開、曾國藩三個人為主題。
勝利以後，我在南京、貴陽、安順也講了幾次，後來用九百六十張講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從貴陽到香港的小飛機“包機”的費用。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向我道賀，他說：“的確，全國還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您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我說：“哪裏，哪裏！我所花的卻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眾的錢呢。”
為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眾，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每天印了一張報紙，折起來，成為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分冊”，題為《新三國》，定價每分冊銀圓五分，一共有六個分冊。
這《新三國》，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均重印了一次。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台北版（未訂版權買賣契約，隻是租賃版權性質）。
現在，我開始用“細說”的體裁寫《細說三國》，以就正於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讀者諸君。這細說體裁的《三國》，應該與演義不同，也與《新三國》不同。它將與《細說清朝》、《細說明朝》、《細說元朝》等等成為姊妹篇。倘若《細說清朝》已蒙萬千讀者謬許為可讀性頗高，則這部《細說三國》的可讀性，有希望不比《細說清朝》差。因為，三國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於傳奇色彩。
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說我“聰明絕頂”；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隻是外表略帶秀氣而已。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我隻是懂得，像我這樣的笨人，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順，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刪，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寫，才勉強敢拿出去。我這個文章“廚子”，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但區區微衷，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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