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三國史隻不過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頭緒紛繁，錯綜複雜，治這段歷史的人或如治棼理絲，或如串置散錢，能夠綜而貫之，然後考其得失，論其精要，以為後世之鑑，殊非易事。偏偏這段歷史又很熱鬧，又很有趣，吸引了後世眾多的讀者。這就形成一種現象：欲知根底，便深讀歷史；可是往往深讀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讀而問題愈多。陳壽的《三國誌》，分寫魏蜀吳，實是不得已的辦法。正因為分而寫之，每成割裂，人物與事件不能綜貫，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誌》中說法不同，讀者取捨難定。讀陳壽書，如不輔以裴鬆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塗。此本是史書常見之事，不獨《三國誌》為然。但於三國歷史，尤增人困惑者，則在古典小說名著《三國演義》之盛行。《三國演義》真真假假，大大影響了三國史，造成了讀者印象中三國史的假假真真。小說紊亂了歷史，以此為最。加上京戲舞台上搬演三國故事最多，亦復摻假。歷史之有演義，非隻《三國》一部。而《三國演義》最為深入人心，說明三國史之吸引人。三國史之吸引人，非從《三國演義》成書開始，應該追溯到講史之“說三分”。
“說三分”是民間口頭文學的一種形式，起初專門說講三國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陸遊“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聽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東漢末人，不過這並非“三分”之主題故事政治與戰爭，而衍化成了趙五娘琵琶記的愛情專題。從陸遊此詩，一可見說書聽書的盛況，一已顯露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矛盾，當然，放翁輕輕的一筆“身後是非誰管得”，如今發展到了伊於胡底的種種怪現象，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歷史被糟踐到了不成樣子，遠非放翁當年所能想像。
黎東方先生是前輩史學家，又繼承了講史說三分的民間傳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後方各大城市多作歷史演講，講得最多的是三國故事，他是真正的“說三分”專家。當時，學生，教授，商人，市民，軍人，各階層的人都喜歡聽他講史。他所講的是歷史，不是演義。難得他多少年以後還堅持下去，盡管他或許不作口頭的講史了，卻以其治史講史所得，筆之於書，於是，我們讀到了他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已成的元、明、清、民國初年諸史，和現在這一本《細說三國》。
《細說三國》是真正的說三分。全書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總綱，簡述東漢末年形勢。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帶出事件，間插入事件的命題，仍歸結於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寫蜀、魏、吳的滅亡，殿以劉禹錫《懷古》“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戰爭過去，人世循回，懷古念今，意氣油然。話題轉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國時代的製度、學術、文學、藝術、科學諸方麵，約而舉之，以為結束。
讀竟全書，以為黎東方先生所寫是真實的歷史，信而有徵，事皆屬實。正因他對三國史深有研究，每在敘述過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誤，對於陳壽《三國誌》他不輕信，指出所記不實或各傳互為矛盾之處甚多，如諸葛亮究竟斬了馬謖與否，陳壽本人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黎東方先生於此，提出“歷史不可深考性”，這是實事求是的說法，與胡適之先生引張載說，指出研究當於不疑處有疑，是從事之兩麵去探究真實的科學原則。黎東方先生寫三國史，必然時時會意識到《三國演義》的存在與真真假假的混淆歷史，他指出了《三國演義》的以假亂真，如張飛絕非莽漢，而是寫得一手好字、善畫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陳宮非真實，陳宮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難者，輩東方先生在維護真史的基礎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舉一例，孫策討黃祖，為父報仇，盧溥《江表記》引野史《吳錄》載孫策所上《表》一篇，黎東方先生以為絕妙之文，引之書中，讀後確感是佳文。黎先生細考《表》中所記從征將領。在《吳誌》各傳中皆有如實記載，斷言此《表》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實。”
其二，讀史書，往往最弄不清官製與地名。而二者一經混淆，便成混亂。《細說三國》對於宮製和地理沿革，大費功力，作了認真考訂，乃得其實。如當時所謂揚州刺史，其治地並不在今之揚州，應是九江郡的壽春（安徽壽縣），轄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與長江以南的江蘇，就是沒有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於徐州，稱為廣陵。又如，火燒赤壁實是火燒烏林。赤壁在江南，烏林在江北，赤壁之戰隻是序幕，火燒大戰實在烏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誤讀歷史。官製變化多端，更須注意時代之異。鄧廣銘先生曾有解讀古史三把鑰匙之說，信乎其言。《細說三國》隨分點染官製、地理沿革的變化，使讀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東方先生所指出，中國史書多重紀傳，而紀傳體之失，在於分割事件，其結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細說三國》盡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著重寫的則是人物所做的事，沒有事件則失去了人物，因之，人與事乃相連結，索然可解。書中對事件之尤著力者，是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在兩次事件中，寫出了人的活動，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動，所以事件與人物乃為有機構成。黎先生在他寫的人物中，也時發議論，如對曹操、劉備、諸葛亮，就發了很多議論。我以為讀者對他的議論，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為其治史論人有得之見。中國史書紀傳確有佳作，史遷班書以後愈演而愈成一種套式，隻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裏麵一套，以致流為履歷表，於事不明，於人不可解，實在乏味。黎東方先生以其活潑之文，論人論事。也為史書增加了幾分清新，其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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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三分”是民間口頭文學的一種形式，起初專門說講三國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陸遊“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聽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東漢末人，不過這並非“三分”之主題故事政治與戰爭，而衍化成了趙五娘琵琶記的愛情專題。從陸遊此詩，一可見說書聽書的盛況，一已顯露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矛盾，當然，放翁輕輕的一筆“身後是非誰管得”，如今發展到了伊於胡底的種種怪現象，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歷史被糟踐到了不成樣子，遠非放翁當年所能想像。
黎東方先生是前輩史學家，又繼承了講史說三分的民間傳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後方各大城市多作歷史演講，講得最多的是三國故事，他是真正的“說三分”專家。當時，學生，教授，商人，市民，軍人，各階層的人都喜歡聽他講史。他所講的是歷史，不是演義。難得他多少年以後還堅持下去，盡管他或許不作口頭的講史了，卻以其治史講史所得，筆之於書，於是，我們讀到了他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已成的元、明、清、民國初年諸史，和現在這一本《細說三國》。
《細說三國》是真正的說三分。全書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總綱，簡述東漢末年形勢。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帶出事件，間插入事件的命題，仍歸結於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寫蜀、魏、吳的滅亡，殿以劉禹錫《懷古》“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戰爭過去，人世循回，懷古念今，意氣油然。話題轉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國時代的製度、學術、文學、藝術、科學諸方麵，約而舉之，以為結束。
讀竟全書，以為黎東方先生所寫是真實的歷史，信而有徵，事皆屬實。正因他對三國史深有研究，每在敘述過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誤，對於陳壽《三國誌》他不輕信，指出所記不實或各傳互為矛盾之處甚多，如諸葛亮究竟斬了馬謖與否，陳壽本人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黎東方先生於此，提出“歷史不可深考性”，這是實事求是的說法，與胡適之先生引張載說，指出研究當於不疑處有疑，是從事之兩麵去探究真實的科學原則。黎東方先生寫三國史，必然時時會意識到《三國演義》的存在與真真假假的混淆歷史，他指出了《三國演義》的以假亂真，如張飛絕非莽漢，而是寫得一手好字、善畫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陳宮非真實，陳宮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難者，輩東方先生在維護真史的基礎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舉一例，孫策討黃祖，為父報仇，盧溥《江表記》引野史《吳錄》載孫策所上《表》一篇，黎東方先生以為絕妙之文，引之書中，讀後確感是佳文。黎先生細考《表》中所記從征將領。在《吳誌》各傳中皆有如實記載，斷言此《表》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實。”
其二，讀史書，往往最弄不清官製與地名。而二者一經混淆，便成混亂。《細說三國》對於宮製和地理沿革，大費功力，作了認真考訂，乃得其實。如當時所謂揚州刺史，其治地並不在今之揚州，應是九江郡的壽春（安徽壽縣），轄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與長江以南的江蘇，就是沒有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於徐州，稱為廣陵。又如，火燒赤壁實是火燒烏林。赤壁在江南，烏林在江北，赤壁之戰隻是序幕，火燒大戰實在烏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誤讀歷史。官製變化多端，更須注意時代之異。鄧廣銘先生曾有解讀古史三把鑰匙之說，信乎其言。《細說三國》隨分點染官製、地理沿革的變化，使讀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東方先生所指出，中國史書多重紀傳，而紀傳體之失，在於分割事件，其結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細說三國》盡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著重寫的則是人物所做的事，沒有事件則失去了人物，因之，人與事乃相連結，索然可解。書中對事件之尤著力者，是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在兩次事件中，寫出了人的活動，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動，所以事件與人物乃為有機構成。黎先生在他寫的人物中，也時發議論，如對曹操、劉備、諸葛亮，就發了很多議論。我以為讀者對他的議論，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為其治史論人有得之見。中國史書紀傳確有佳作，史遷班書以後愈演而愈成一種套式，隻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裏麵一套，以致流為履歷表，於事不明，於人不可解，實在乏味。黎東方先生以其活潑之文，論人論事。也為史書增加了幾分清新，其可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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