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中翻譯人才的培養與使用，不僅僅限於對外交涉中的譯員，隨著洋務事業發展，他們被逐漸地更多地使用於對西方科學技術乃至社會政治等方麵的書籍的翻譯。1868年曾國藩說過：“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因此，他提議在江南製造局“另立學館，以習翻譯”，選聰穎子弟，一方麵學習外文，另一方麵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因為單有外文沒有科技知識，是譯不好科技書的。曾氏主張“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說，另勒成書。”後起的劉銘傳也認識到“設局譯刻西書，引導後進以廣人才”的重要性。他在1884年任台防大臣時就說：“查外洋於中國精要之書，多取譯行海外，其西國兵、農、食貨、製造、測量諸籍，月異日新，翻譯既微，何用考鏡。夫禦侮貴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覽，不究其治軍交鄰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究其製器造術之本原，何由致用？”
以上事實表明，對於翻譯人才的培養，無論是做對外交涉中的譯員，還是做科學技術等圖書的翻譯，都有禦外侮的目的。這個目的尤以後者最為突出。左宗棠對此有很明確的見解。他所辦求是堂藝局，在教習外語的同時，將數學、物理等科學知識課程列為必修課，一反“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為重”的陋規，他認為沒有廣博深邃的科學知識，就不可能有所創新，隻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隻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麵爬行。左氏自豪他說，他的外文與科技知識並重培養人才的方針，將來在技藝方麵不僅可與西洋並駕齊驅，且有可能駕而上之。這樣，“數年之後，彼之所長皆我之長也。……彼族無所挾以做我，一切皆自將斂抑”了。左氏雖把西洋科學技術學到手一事看得太簡單容易，但他的外語、科技並重的方針是對頭的，這是他禦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
二、京師同文館開館和廣方言館的創辦
二、京師同文館開館和廣方言館的創辦
適應形勢需要而設立的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館，首推北京的京師同文館，繼之而設的是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方言館。現從京師同文館談起。
京師同文館是在原俄文館基礎上擴建起來的。舊設的俄文館並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認為，俄文學館久已“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俄語，對此除加以整頓而外，應改設同文館，增加英、法語言文字專業，這是因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曉英、法語言之人的緣故。原來的俄文館人數為24名，改設同文館後仍不逾此數。這就是說學俄文者減少，以便將名額讓給學英、法文者。英法文教習本擬在上海、廣州兩地聘請，飭令該兩處地方官“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並令他們“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但廣東方麵“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其人，而藝不甚精，價則過巨，未便飭令前來。”於是聘請威妥瑪推薦的兼通漢文的英人包爾騰為英語教習。隨即於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開館。次年春，由法國哥士耆推薦司默靈為法文教習。由於司默靈是傳教士，總理衙門初不謂然，嗣見司默靈“尚無傳教士習氣，因與切實言定，若到同文館，斷不準其傳教，一涉此弊，立即辭回。”可見清政府對於傳教士是很警惕的。至於俄文教習，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薦的向充俄館翻譯的柏林擔任。英、法、俄各文館均設漢文教習：英文館漢文教習為徐樹琳，俄文館為八旗教習楊亦銘，法文館為張旭升，他們於1863午陸續到任。洋文教習與漢文教習薪金懸殊極大，洋教習年薪庫平銀1000兩，漢教習月給8兩，年共96兩，相距10倍以上。這是因為“外國教習非厚給薪水無人願來充當。”這在迫切需要外語人才的情況下，是應該允許的。同文館的學生來源，是在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13～14歲以下者4—5人。當時實際挑取的人數是20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閑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錄取，挨次傳補。”說明清王朝在培養新式洋務人才中，注重在滿州貴族親信中挑選，從這一事實可看出清政府對洋務事業的重視了。然而，在改革開放起步的19世紀下半期，在漢族洋務官僚握有實力的情況下，滿族貴族壟斷新式人才的培養的企圖，隻能成為泡影。它首先被李鴻章打破了。
與京師同文館設立的同時，江蘇巡撫李鴻章亦奏請在上海設立類似的學館，清廷也命令廣東設語言文字學館說：“總蓮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飭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兩廣總督晏端書仿照辦理。並鄭重強調：“此事為當今要務，……務當實心辦理，不得視為具文。”又進一步指明具體辦學方針說：選“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給廩餼，時加考查。倘一、二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此上諭的內容比之京師同文館：（1）年齡放寬到20歲左右；（2）強調繼續學習清文的必要性；（3）明確了洋文學有成效保證“授以官職”，以示鼓勵。
</br>
以上事實表明，對於翻譯人才的培養，無論是做對外交涉中的譯員，還是做科學技術等圖書的翻譯，都有禦外侮的目的。這個目的尤以後者最為突出。左宗棠對此有很明確的見解。他所辦求是堂藝局，在教習外語的同時，將數學、物理等科學知識課程列為必修課，一反“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為重”的陋規，他認為沒有廣博深邃的科學知識，就不可能有所創新，隻能停止在模仿上，而模仿隻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麵爬行。左氏自豪他說，他的外文與科技知識並重培養人才的方針，將來在技藝方麵不僅可與西洋並駕齊驅，且有可能駕而上之。這樣，“數年之後，彼之所長皆我之長也。……彼族無所挾以做我，一切皆自將斂抑”了。左氏雖把西洋科學技術學到手一事看得太簡單容易，但他的外語、科技並重的方針是對頭的，這是他禦外侮迫切心情的表露。
二、京師同文館開館和廣方言館的創辦
二、京師同文館開館和廣方言館的創辦
適應形勢需要而設立的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館，首推北京的京師同文館，繼之而設的是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方言館。現從京師同文館談起。
京師同文館是在原俄文館基礎上擴建起來的。舊設的俄文館並未取得多少成效，奕等人認為，俄文學館久已“視為具文，未能通曉”俄語，對此除加以整頓而外，應改設同文館，增加英、法語言文字專業，這是因為英法交涉事繁，急需通曉英、法語言之人的緣故。原來的俄文館人數為24名，改設同文館後仍不逾此數。這就是說學俄文者減少，以便將名額讓給學英、法文者。英法文教習本擬在上海、廣州兩地聘請，飭令該兩處地方官“各派二人來京差委”，並令他們“攜帶各國書籍來京”，但廣東方麵“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其人，而藝不甚精，價則過巨，未便飭令前來。”於是聘請威妥瑪推薦的兼通漢文的英人包爾騰為英語教習。隨即於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開館。次年春，由法國哥士耆推薦司默靈為法文教習。由於司默靈是傳教士，總理衙門初不謂然，嗣見司默靈“尚無傳教士習氣，因與切實言定，若到同文館，斷不準其傳教，一涉此弊，立即辭回。”可見清政府對於傳教士是很警惕的。至於俄文教習，由俄使巴留捷克推薦的向充俄館翻譯的柏林擔任。英、法、俄各文館均設漢文教習：英文館漢文教習為徐樹琳，俄文館為八旗教習楊亦銘，法文館為張旭升，他們於1863午陸續到任。洋文教習與漢文教習薪金懸殊極大，洋教習年薪庫平銀1000兩，漢教習月給8兩，年共96兩，相距10倍以上。這是因為“外國教習非厚給薪水無人願來充當。”這在迫切需要外語人才的情況下，是應該允許的。同文館的學生來源，是在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13～14歲以下者4—5人。當時實際挑取的人數是20名，“除已傳十名外，記名人數無多，將來傳補將次完竣，應由八旗滿、蒙、漢閑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清文、年在十五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酌量錄取，挨次傳補。”說明清王朝在培養新式洋務人才中，注重在滿州貴族親信中挑選，從這一事實可看出清政府對洋務事業的重視了。然而，在改革開放起步的19世紀下半期，在漢族洋務官僚握有實力的情況下，滿族貴族壟斷新式人才的培養的企圖，隻能成為泡影。它首先被李鴻章打破了。
與京師同文館設立的同時，江蘇巡撫李鴻章亦奏請在上海設立類似的學館，清廷也命令廣東設語言文字學館說：“總蓮衙門固為通商綱領，而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飭廣州將軍庫克吉泰、兩廣總督晏端書仿照辦理。並鄭重強調：“此事為當今要務，……務當實心辦理，不得視為具文。”又進一步指明具體辦學方針說：選“資質聰慧，年在十四歲內外，或年在二十左右而清、漢文字業能通曉，質地尚可造就者，一併揀選。延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課以經史大義，俾得通知古今，並令仍習清語；厚給廩餼，時加考查。倘一、二年後學有成效，即調京考試，授以官職，俾有上進之階。”此上諭的內容比之京師同文館：（1）年齡放寬到20歲左右；（2）強調繼續學習清文的必要性；（3）明確了洋文學有成效保證“授以官職”，以示鼓勵。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