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近代軍用工業的歷史作用是雙重的，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禦侮”是假，“安內”是真；或者說“禦侮”是公開打出的旗號，“安內”才是真正的目的。從地主階級的階級本性上分析，從實際的歷史情況出發，我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清政府無論是為“禦侮”或“安內”，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一根本目的，而且，為了這一根本“大計”，兩者對清政府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兩個方麵，實際卻服從同一個需要。至於有些時候“安內”作用大於“禦侮”，那是受到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所製約，是由於清政府國力衰微而與列強勾結越來越緊密的時代背景所決定的。
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洋務文化教育，是指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運動中，洋務派為適應洋務活動需要所舉辦的文化教育事業。這種事業，既與清政府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動有關，也與辦洋務企業的經濟活動及一切政治、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洋務文化教育涉及麵是比較廣泛的，它培養了包括翻譯、外交、律例、科學技術、企業管理、電報、礦務、冶煉、機械製造、水陸軍事等等多方麵的專門人才。這些文化教育事業，主要是由於洋務派在洋務活動實踐中，意識到培養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漸舉辦的，是適應洋務活動的具體需要進行的。因此，雖有一些計劃，但並無遠景規劃和戰略目標，因而基本上是被動的，尤其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是如此。
首先意識到緊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譯）人才。清政府在與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並不是到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才開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時的通事，主要是由於廣州一口對外貿易等活動，和澳門一隅同洋人接觸及傳教士的活動等關係，而自發的出現和形成的“通事”群。沒有誰有意識地培養他們。隻有在北方因與沙俄交往較多，而俄語通事難覓，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設立過俄文館。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公使駐京了，與西方國家交涉事件開始增多，其中以英法為最多。因此，對於懂英法語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頗為迫切。以前雖有從買辦等渠道自發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麵這類人數量有限，質也不高，不能適應開放形勢和國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麵，這類通事大多與洋人關係密切，清政府對他們表示不信任，事實上其中一些人也確實不能信賴。李鴻章到上海不久即發覺這些通事的劣跡而揭露說：
“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夥子弟，佻龐蝸校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通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塾，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他們知識不多，翻譯往往失實）“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慾，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他們甚至）“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
上麵一段話說明：一、過去那些從事通事工作者，多係社會無賴遊民；二、這些人多係外國侵略者培養出來的；三、這類通事為侵略者服務，反而對中國的事起壞作用。鑑於這種情況，就非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不可。
較早感到自己培養翻譯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與英法談判並簽訂《北京條約》的奕，他一則說“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再則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從僅僅為了消除“隔膜”，發展到“不受人欺矇”，自然是一個進步。處於上海交涉前沿地區的江蘇巡撫李鴻章，對自己培養翻譯人才的迫切感又超過奕，他表達這種心情說：
“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誌，達其意，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達，亦難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活，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
這就是說，中外交涉，憑外國翻譯官傳達，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僅恃“覓雇通事”傳話，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為“洋務之大害”。因此，要對洋人“通其誌，達其意，知其虛實誠偽”，非有自己的譯員不可。可見，清政府洋務派積極培養翻譯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是在培訓買辦人員，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清統治者的意圖，這個意圖顯然是有防備和抵禦外國侵略的一麵的。隻是由於中國當時已逐步淪為半殖民地，使這種類型的人才必然蒙上買辦色彩而已。但對每個個人來說，不見得都帶有這種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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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第七章 洋務文化教育的開端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一、舉辦洋務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
洋務文化教育，是指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洋務運動中，洋務派為適應洋務活動需要所舉辦的文化教育事業。這種事業，既與清政府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外交活動有關，也與辦洋務企業的經濟活動及一切政治、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洋務文化教育涉及麵是比較廣泛的，它培養了包括翻譯、外交、律例、科學技術、企業管理、電報、礦務、冶煉、機械製造、水陸軍事等等多方麵的專門人才。這些文化教育事業，主要是由於洋務派在洋務活動實踐中，意識到培養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性而逐漸舉辦的，是適應洋務活動的具體需要進行的。因此，雖有一些計劃，但並無遠景規劃和戰略目標，因而基本上是被動的，尤其在洋務運動開始時是如此。
首先意識到緊迫需要的是通事（翻譯）人才。清政府在與洋人打交道中使用通事，並不是到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的，更不是到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才開始，而是早已有之。那時的通事，主要是由於廣州一口對外貿易等活動，和澳門一隅同洋人接觸及傳教士的活動等關係，而自發的出現和形成的“通事”群。沒有誰有意識地培養他們。隻有在北方因與沙俄交往較多，而俄語通事難覓，清王朝才曾在北京設立過俄文館。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公使駐京了，與西方國家交涉事件開始增多，其中以英法為最多。因此，對於懂英法語言文字的人才需求頗為迫切。以前雖有從買辦等渠道自發形成的通事，但一方麵這類人數量有限，質也不高，不能適應開放形勢和國家正式外交的要求；另一方麵，這類通事大多與洋人關係密切，清政府對他們表示不信任，事實上其中一些人也確實不能信賴。李鴻章到上海不久即發覺這些通事的劣跡而揭露說：
“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夥子弟，佻龐蝸校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通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塾，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他們知識不多，翻譯往往失實）“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慾，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他們甚至）“欺我聾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釀成大釁。”
上麵一段話說明：一、過去那些從事通事工作者，多係社會無賴遊民；二、這些人多係外國侵略者培養出來的；三、這類通事為侵略者服務，反而對中國的事起壞作用。鑑於這種情況，就非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不可。
較早感到自己培養翻譯人才迫切性的，是代表清王朝與英法談判並簽訂《北京條約》的奕，他一則說“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不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再則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從僅僅為了消除“隔膜”，發展到“不受人欺矇”，自然是一個進步。處於上海交涉前沿地區的江蘇巡撫李鴻章，對自己培養翻譯人才的迫切感又超過奕，他表達這種心情說：
“伏惟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誌，達其意，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設立翻譯官二員，遇中外大臣會商之事，皆憑外國翻譯官傳達，亦難無偏袒捏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活，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
這就是說，中外交涉，憑外國翻譯官傳達，恐有“偏袒捏架情弊”，固不可靠；僅恃“覓雇通事”傳話，也靠不住，他很可能成為“洋務之大害”。因此，要對洋人“通其誌，達其意，知其虛實誠偽”，非有自己的譯員不可。可見，清政府洋務派積極培養翻譯人才的目的，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是在培訓買辦人員，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清統治者的意圖，這個意圖顯然是有防備和抵禦外國侵略的一麵的。隻是由於中國當時已逐步淪為半殖民地，使這種類型的人才必然蒙上買辦色彩而已。但對每個個人來說，不見得都帶有這種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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