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外交涉事件則廣東、上海為總匯之所”一語看，清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更著重滬、粵兩地的方言館。這一點李鴻章在籌辦之初就講得很清楚，他說：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傅之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嶽之間之說也。”在洋人、買辦薈萃的上海、廣州辦外語學館，遠比北京及其他地方條件有利是明顯的；其次，單靠京師同文館的學員來兼顧滬、粵兩地的中外交涉事件是有困難的。故李鴻章說：既然廣東、上海兩口的交涉事件轉多於總理衙門，“勢不能以八旗學生兼顧。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既多，人才斯出”。這些意見是正確的。也可看出李鴻章想打破清廷對新型人才培養的壟斷權，這是完全必要的。
非但如此，李鴻章已認識到培養外語人才除為中外交涉之外，還為引進科學技術知識創造條件。他在籌辦廣方言館之初即強調這方麵的作用說。
“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稗助。”
從李鴻章這段話看，識見遠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學外語與閱讀和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聯繫起來；其二，把學外文、科技與“自強之道”聯繫了起來。這種見解出自1863年春間，據我所看到的同類意見，還沒有比李氏早的。這也許是由於他處於“莊嶽之間”的上海，而又正在身體力行地實地辦近代軍用工業，因而較早體會到學習外語和引進科學技術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緣故。
李鴻章辦上海廣方言館在選取學生上還有與同文館不同的地方。其表現：一、“選近郡年十四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入館學習。這裏強調“近郡”，就打破了從八旗子弟中選取的規矩；二、“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小官可以入館學外語科技，這也是一個創舉。這應認為是奕等於1866年請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的措施的先聲。
上海廣方言館於1863年3月開館，馮桂芬為之擬訂章程12則，招正附課學生各40名，4年畢業。聘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為西文教習；華文教習則有徐雪村、華若汀諸人。王韜記其事雲：廣方言館“延西士之學問充裕者為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三閱月一行考核，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逼商衙門司理繙譯，承辦洋務。……果其才能出眾，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這就打破了從正途選官的慣例。廣方言館於1870年移附於江南製造局內書院，成為該局翻譯館的核心。
繼上海之後，廣州方言館於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開館。清政府派鑲黃正白旗漢軍協領王鎮雄為提調，漢軍防禦談廣枬、候補縣丞湯森為館長，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子登）為漢文教習，聘美人譚順為西文教習。學生數額為20名，在廣州駐防的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翻譯子弟中，揀選資質聰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附學，亦準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這種“附學”者，限定10名。以上說明廣州方言館在選學生上，沒有上海館廣泛，是仍以八旗子弟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國及辦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國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設法、德二國文字學館，在原20名英文學生中，“擇其學有成效者十名分撥法、布二館，每館另挑質性聰穎兼曉清、漢文義者五名”，“三館俱以十名為額。”合共30名。每館可招收附學生各5名。除原英文館10名學生學法、德文的同時仍須定期複習英文外，其他學生隻須專習一種文字。這個教學原則還是對的。但比之上海廣方言館在學習語言文字之外必須學習算學等科學知識來說，就顯得不足了。
廣州方言館的教習、學生待遇，都優厚於京師同文館，漢文教習年薪480兩，另給紙張筆墨書籍等項銀每月4兩，飯食日給120文；洋文教習年薪1200兩，另給紙張筆墨銀每月16兩。學生每月各給3兩膏火銀，另有槳賞銀等補貼。
京外同文館除上海、廣東外，東北琿春於1887年3月25日（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設立“繙譯俄文書院”。此為“因地製宜，誠為當務之亟”之舉。因“琿春、寧古塔、三姓三城，與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當差人員，於俄請、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來照會，多有隔閡誤會。”故必須設立“繙譯俄文書院”。
其他如台灣於1887年也設立了西學館和另一些地方設立類似的學習語言文字學館。那些學館大多是以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兼習外國語言的學堂，與同文館性質有所不同。
三、京師同文館招收正途官員學科學及其論爭
三、京師同文館招收正途官員學科學及其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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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李鴻章已認識到培養外語人才除為中外交涉之外，還為引進科學技術知識創造條件。他在籌辦廣方言館之初即強調這方麵的作用說。
“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稗助。”
從李鴻章這段話看，識見遠超出奕等人之上。其一，把學外語與閱讀和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聯繫起來；其二，把學外文、科技與“自強之道”聯繫了起來。這種見解出自1863年春間，據我所看到的同類意見，還沒有比李氏早的。這也許是由於他處於“莊嶽之間”的上海，而又正在身體力行地實地辦近代軍用工業，因而較早體會到學習外語和引進科學技術的必要性、迫切感的緣故。
李鴻章辦上海廣方言館在選取學生上還有與同文館不同的地方。其表現：一、“選近郡年十四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入館學習。這裏強調“近郡”，就打破了從八旗子弟中選取的規矩；二、“其候補佐貳佐雜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藉資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小官可以入館學外語科技，這也是一個創舉。這應認為是奕等於1866年請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的措施的先聲。
上海廣方言館於1863年3月開館，馮桂芬為之擬訂章程12則，招正附課學生各40名，4年畢業。聘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為西文教習；華文教習則有徐雪村、華若汀諸人。王韜記其事雲：廣方言館“延西士之學問充裕者為之教習，而教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三閱月一行考核，拔其優者充博士弟子員，或在逼商衙門司理繙譯，承辦洋務。……果其才能出眾，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這就打破了從正途選官的慣例。廣方言館於1870年移附於江南製造局內書院，成為該局翻譯館的核心。
繼上海之後，廣州方言館於1864年7月3自（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開館。清政府派鑲黃正白旗漢軍協領王鎮雄為提調，漢軍防禦談廣枬、候補縣丞湯森為館長，江西南豐縣翰林院編修吳嘉善（子登）為漢文教習，聘美人譚順為西文教習。學生數額為20名，在廣州駐防的滿漢八旗向習清書翻譯子弟中，揀選資質聰慧年在20左右者16人，另擇漢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4人。此外，“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願入館附學，亦準公正官紳保送入館，一律訓習”，這種“附學”者，限定10名。以上說明廣州方言館在選學生上，沒有上海館廣泛，是仍以八旗子弟為主的。
1879年，“因遣使各國及辦理公事急需法文，而布國交涉事件近亦不少”，因添設法、德二國文字學館，在原20名英文學生中，“擇其學有成效者十名分撥法、布二館，每館另挑質性聰穎兼曉清、漢文義者五名”，“三館俱以十名為額。”合共30名。每館可招收附學生各5名。除原英文館10名學生學法、德文的同時仍須定期複習英文外，其他學生隻須專習一種文字。這個教學原則還是對的。但比之上海廣方言館在學習語言文字之外必須學習算學等科學知識來說，就顯得不足了。
廣州方言館的教習、學生待遇，都優厚於京師同文館，漢文教習年薪480兩，另給紙張筆墨書籍等項銀每月4兩，飯食日給120文；洋文教習年薪1200兩，另給紙張筆墨銀每月16兩。學生每月各給3兩膏火銀，另有槳賞銀等補貼。
京外同文館除上海、廣東外，東北琿春於1887年3月25日（光緒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設立“繙譯俄文書院”。此為“因地製宜，誠為當務之亟”之舉。因“琿春、寧古塔、三姓三城，與俄界接垠，交涉事繁，各城當差人員，於俄請、俄文未能熟悉，每遇往來照會，多有隔閡誤會。”故必須設立“繙譯俄文書院”。
其他如台灣於1887年也設立了西學館和另一些地方設立類似的學習語言文字學館。那些學館大多是以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兼習外國語言的學堂，與同文館性質有所不同。
三、京師同文館招收正途官員學科學及其論爭
三、京師同文館招收正途官員學科學及其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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