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詒參與後，帝製活動果然大有起色，而籌安會的發起，據說也是梁運動的結果。前麵說到，袁世凱曾派楊士琦到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布宣言書，認為由該院討論國體問題不合時宜，應訴諸“多數國民之公意”。一時間，熱中帝製運動如楊度者，頗感摸不著頭腦，遂前往請教張一?：
此宣言書發表後，楊度忽然夜間來訪，說：“我與總統的關係不如你們之間的交情那麽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時宜’的諭令，究竟總統的性情如何，請告訴我。”我說：“這樣的話，你必須將此事主動告訴我，才可以討論。”楊說：“我本來打算回湖南的，士詒說，總統有大事須要你出頭。實際上我也是被動的，並非主動，但我向來主張君主立憲之說，所以願意做這件事，今天為何有這樣不同的言論呢?”我說：“我告訴你兩件事，一件是前清預備立憲，一件是蘇杭甬鐵路，事前(袁)全都堅決拒絕，事後則翻然改計。你做這件事，將來誅晁錯以謝天下，你的腦袋就危險了!”楊聽了此話，吃驚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啟鈐)54等約楊談話，其意誌又堅定起來，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至於後來的公決國體、選舉皇帝的鬧劇，“十人密電”向各省將軍、巡按使指示機宜，申明“主座”的意見，無一不是出於袁的授意，則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凱自己，所謂“民意”、“公決”等等，隻是他及其親信製造出來的遮羞布，為的是解決他“背誓失信”的難題而已。
自8月古德諾發表《共和與民主論》及“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後，袁世凱帝製自為的用心即大白於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潛在的反袁勢力，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活動，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袁氏原來的盟友——進步黨人。其主腦一文一武，文為梁啓超，武為蔡鍔。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廣東新會人。梁早年科場得意，後師從康有為，投身維新變法運動，與袁世凱曾同為維新同誌。變法失敗，梁亡命日本，與康有為組織保皇黨，鼓吹君主立憲，在本書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紹。入民國後，梁熱中於議會政治，與熊希齡等組織進步黨，在國會中與國民黨相抗衡，是袁世凱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絕頂聰明，學識淵博，缺點是熱中政治，心有旁騖，學問雖博，而失之於不精不專。梁這類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所以梁也是個“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於他的那一支筆，為文不拘繩墨，自創了一種“新民體”，汪洋恣肆，酣暢淋漓，而又“筆端常帶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傾倒了多少愛國誌士、熱血青年。帝製運動期間，梁所作反對君主製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袁曾出價二十萬元，買它不要發表，此數額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見其文章影響力之大。袁對於梁，以金錢、高位籠絡之，羈縻之，甚至還讓進步黨組織了一屆內閣;但在內心裏，則認為這些人不過是徒託空言、不切實際的書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製發起前後，曾數度致信袁世凱，苦諫他不要稱帝，可見他有謀國之忠，反袁不純從私怨，但袁將其言當作了耳旁風。梁雖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但作為政壇名流，有社會影響，有輿論號召力，這確是輕視不得的。所謂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靠的是這兩桿子。梁就是一流的筆桿子，而槍桿子，自然非他的學生蔡鍔莫屬了。
蔡鍔(1882—1916)，字鬆坡，湖南邵陽人。蔡自幼聰明好學，十三歲時就考中了秀才，十五歲時由湖南學政徐仁鑄(維新派)推薦，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時務學堂。該學堂創自譚嗣同，是當時湖南維新派的大本營，梁啓超當時就在那裏擔任中文總教習。蔡年紀雖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56”，並與梁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戊戌政變後，梁亡命日本，蔡應梁之召東渡，入梁任校長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這個學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內容，故蔡於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1900年，保皇黨的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蔡和幾名同學一度回國助唐起義，但旋即失敗，唐等罹難，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1903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次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武備學堂任教，後歷任廣西陸軍小學總辦、新軍標統、協統。1911年春，應雲貴總督李經羲之邀，赴雲南訓練新軍，餘暇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6月，被任命為雲南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其軍中骨幹多為士官學校同學，其中有不少同盟會會員。武昌首義後，蔡在雲南首倡義旗，於10月30日午夜發難。次日中午即控製了昆明全城，十九鎮統製鍾麟同被殺，李經羲逃走，雲南全省隨即光復，蔡鍔被公舉為雲南都督。這是他辦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時他還不過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將軍。
蔡鍔雖參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見上卻是個立憲派，在貴州獨立時，他左袒貴州的立憲派，派部下唐繼堯帶兵入黔，血洗貴陽，將革命黨人幾乎斬盡殺絕，唐繼堯隨即被任命為貴州都督，擴張了滇軍的地盤。在“二次革命”時，他也把孫、黃視為不安分的“亂黨”，聯絡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調停”，內實支持袁世凱的武力鎮壓政策。當時國民黨曾派譚心休到雲南運動他參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當時對袁的態度。
剛到昆明，還未落座，鬆坡就搶先對我說：“民國成立不久，國基還沒穩固，聽說克強(即黃興)又要鬧場火了，你勸他放安靜些，不要自取滅亡。”我氣憤地說：“人家正在殘殺我們的同誌，要消滅我們，如果再不討伐他，將來袁世凱定會做皇帝。”鬆坡冷笑著說：“他敢嗎?如果袁世凱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將做起皇帝來。”我見他說話更不對頭，便懶得和他爭辯了。後來他告訴我，他已和廣西的陸榮廷、四川的胡景伊、貴州的唐繼堯結成了一個西南同盟，行動一致。最好勸克強息事寧人，保全實力，如果盲目地去幹，定會失敗。他隻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態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實力。57
袁世凱掃平“二次革命”後，趁熱打鐵，實行“廢督”和“軍民分治”，調蔡進北京將軍府。蔡本來主張統一，以身作則，相當配合。到京後與袁接觸頻繁，關係融洽，袁任命他為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要職。他同梁啓超等“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58”。
蔡之對袁灰心，始於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蔡主戰)，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鄉從事礦業。但袁帝製自為跡象明顯後，蔡極憤懣，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訪晤其老師梁啓超，籌議對策，一場倒袁的大計劃由此醞釀而成。據梁啓超回憶其經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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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宣言書發表後，楊度忽然夜間來訪，說：“我與總統的關係不如你們之間的交情那麽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時宜’的諭令，究竟總統的性情如何，請告訴我。”我說：“這樣的話，你必須將此事主動告訴我，才可以討論。”楊說：“我本來打算回湖南的，士詒說，總統有大事須要你出頭。實際上我也是被動的，並非主動，但我向來主張君主立憲之說，所以願意做這件事，今天為何有這樣不同的言論呢?”我說：“我告訴你兩件事，一件是前清預備立憲，一件是蘇杭甬鐵路，事前(袁)全都堅決拒絕，事後則翻然改計。你做這件事，將來誅晁錯以謝天下，你的腦袋就危險了!”楊聽了此話，吃驚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啟鈐)54等約楊談話，其意誌又堅定起來，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至於後來的公決國體、選舉皇帝的鬧劇，“十人密電”向各省將軍、巡按使指示機宜，申明“主座”的意見，無一不是出於袁的授意，則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凱自己，所謂“民意”、“公決”等等，隻是他及其親信製造出來的遮羞布，為的是解決他“背誓失信”的難題而已。
自8月古德諾發表《共和與民主論》及“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後，袁世凱帝製自為的用心即大白於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潛在的反袁勢力，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活動，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袁氏原來的盟友——進步黨人。其主腦一文一武，文為梁啓超，武為蔡鍔。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廣東新會人。梁早年科場得意，後師從康有為，投身維新變法運動，與袁世凱曾同為維新同誌。變法失敗，梁亡命日本，與康有為組織保皇黨，鼓吹君主立憲，在本書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紹。入民國後，梁熱中於議會政治，與熊希齡等組織進步黨，在國會中與國民黨相抗衡，是袁世凱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絕頂聰明，學識淵博，缺點是熱中政治，心有旁騖，學問雖博，而失之於不精不專。梁這類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舊知識分子，一般都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所以梁也是個“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於他的那一支筆，為文不拘繩墨，自創了一種“新民體”，汪洋恣肆，酣暢淋漓，而又“筆端常帶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傾倒了多少愛國誌士、熱血青年。帝製運動期間，梁所作反對君主製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袁曾出價二十萬元，買它不要發表，此數額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見其文章影響力之大。袁對於梁，以金錢、高位籠絡之，羈縻之，甚至還讓進步黨組織了一屆內閣;但在內心裏，則認為這些人不過是徒託空言、不切實際的書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製發起前後，曾數度致信袁世凱，苦諫他不要稱帝，可見他有謀國之忠，反袁不純從私怨，但袁將其言當作了耳旁風。梁雖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但作為政壇名流，有社會影響，有輿論號召力，這確是輕視不得的。所謂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靠的是這兩桿子。梁就是一流的筆桿子，而槍桿子，自然非他的學生蔡鍔莫屬了。
蔡鍔(1882—1916)，字鬆坡，湖南邵陽人。蔡自幼聰明好學，十三歲時就考中了秀才，十五歲時由湖南學政徐仁鑄(維新派)推薦，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時務學堂。該學堂創自譚嗣同，是當時湖南維新派的大本營，梁啓超當時就在那裏擔任中文總教習。蔡年紀雖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56”，並與梁結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戊戌政變後，梁亡命日本，蔡應梁之召東渡，入梁任校長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這個學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內容，故蔡於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啟蒙。1900年，保皇黨的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蔡和幾名同學一度回國助唐起義，但旋即失敗，唐等罹難，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1903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次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武備學堂任教，後歷任廣西陸軍小學總辦、新軍標統、協統。1911年春，應雲貴總督李經羲之邀，赴雲南訓練新軍，餘暇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6月，被任命為雲南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其軍中骨幹多為士官學校同學，其中有不少同盟會會員。武昌首義後，蔡在雲南首倡義旗，於10月30日午夜發難。次日中午即控製了昆明全城，十九鎮統製鍾麟同被殺，李經羲逃走，雲南全省隨即光復，蔡鍔被公舉為雲南都督。這是他辦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時他還不過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將軍。
蔡鍔雖參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見上卻是個立憲派，在貴州獨立時，他左袒貴州的立憲派，派部下唐繼堯帶兵入黔，血洗貴陽，將革命黨人幾乎斬盡殺絕，唐繼堯隨即被任命為貴州都督，擴張了滇軍的地盤。在“二次革命”時，他也把孫、黃視為不安分的“亂黨”，聯絡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調停”，內實支持袁世凱的武力鎮壓政策。當時國民黨曾派譚心休到雲南運動他參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當時對袁的態度。
剛到昆明，還未落座，鬆坡就搶先對我說：“民國成立不久，國基還沒穩固，聽說克強(即黃興)又要鬧場火了，你勸他放安靜些，不要自取滅亡。”我氣憤地說：“人家正在殘殺我們的同誌，要消滅我們，如果再不討伐他，將來袁世凱定會做皇帝。”鬆坡冷笑著說：“他敢嗎?如果袁世凱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將做起皇帝來。”我見他說話更不對頭，便懶得和他爭辯了。後來他告訴我，他已和廣西的陸榮廷、四川的胡景伊、貴州的唐繼堯結成了一個西南同盟，行動一致。最好勸克強息事寧人，保全實力，如果盲目地去幹，定會失敗。他隻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態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實力。57
袁世凱掃平“二次革命”後，趁熱打鐵，實行“廢督”和“軍民分治”，調蔡進北京將軍府。蔡本來主張統一，以身作則，相當配合。到京後與袁接觸頻繁，關係融洽，袁任命他為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要職。他同梁啓超等“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58”。
蔡之對袁灰心，始於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蔡主戰)，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鄉從事礦業。但袁帝製自為跡象明顯後，蔡極憤懣，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訪晤其老師梁啓超，籌議對策，一場倒袁的大計劃由此醞釀而成。據梁啓超回憶其經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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