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述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終於選出了“國民代表”，10月28日即進行“決定國體”的投票。這個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舉行，由各省的將軍、巡按使監督，由“國民代表”進行記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預先印好‘君主立憲’四個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選票上簽名，再於自己名下寫‘贊成’或‘反對’字樣，進行投票。在參加決定國體投票之前，每個國民代表‘贈給’大洋五百元，作為參加選舉的‘川資和公費’。代表們拿到這筆‘川資’，當然心中有數;投票既是記名式的，誰投什麽票都不難查明，所以投票結果，全體國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贊成君主立憲’。44”隨即又進行了皇帝的選舉，其程序與國體投票完全相同。選票上印有“選舉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皇帝傳之萬世”的字樣，也由“國民代表”在選票上親自簽名，投票，結果自然也是全票當選。這個結果匯總到中央後，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即於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據說，推戴書草成、謄寫及上呈，是在上午11時半，午後即得到了袁氏的書麵答覆，說是國體改革既經國民代表一致同意，“自無可討論之餘地”，而推戴他為皇帝，則“改造民國，已歷四稔(年)，憂患紛乘，衍尤叢進，救過不瞻，圖治未遑，豈有功業足以稱述?……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民生，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製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製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籌審慮，另行推戴45”。
收到這份答覆谘文後，代行立法院即於當日午後5時再次開會，宣讀完袁的谘文後，院長孫毓筠提議起草呈遞第二份推戴書，全體通過，於是休會15分鍾後，通過了秘書廳起草的第二份推戴書。這次對袁氏的功德備極頌揚，說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第)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督促他“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命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46。”這些當然都是事先預備好了的，用的是傳統上“勸進”的那一套路數，否則，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鍾的休息時間內，連擬稿帶謄寫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書呀。反而是從袁世凱的答覆書中，可以看出他並非不知道此時稱帝不合時宜：“於道德不能無慚”，“於信義無可自解”。但問題是，明知不宜，為何還要硬做?這是本章開頭就提出過，後麵還要探討的一個問題，這裏暫且按下不提。
袁世凱一手操縱、導演的這幕喜劇至此已經收不住腳了，但幕落的也十分倉促。本來按照古代的規矩，“勸進”或“禪讓”應該進行三推三讓的程序，世凱不知急的個什麽，省去了中間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書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開頭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的那一齣戲。
在帝製自為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梟雄本質，整台戲都是他一手操縱的，在幕後出謀劃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導演的則是梁士詒。梁士詒其人，我們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紹。進入民國以後，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項城再起，京師以內之事，先生(指梁士詒)主之;休戰息兵，調停和議，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驟，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機宜，統一南北，聯合各省，改革政製，措集財用，千端萬緒皆先生一人任之。適統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總統府)秘書長，掌握中樞，贊襄密勿(參與機密)，凡入謁項城稟商事件者，(袁)輒說：‘問梁秘書長去!’先生也不問事之大小，酌情審勢以處理之47。”梁因此又被稱為“二總統”。梁在北洋屬於後進，如此權勢，大遭他人嫉妒。他與唐紹儀交好，又同是廣東同鄉，在唐與袁生嫌辭職後，楊士琦等(楊、周學熙等為安徽人，與梁不和，被稱為‘皖係’;梁被稱為‘粵係’)遂通過袁克定向袁世凱進言，說梁與唐紹儀、孫中山等同為粵人，心懷叵測，勾結軍人，覬覦總統的位置。袁世凱是個雄猜之主，有駕馭屬下的一套辦法。梁是北洋“交通係”的首腦，腦子活，辦法多，又是搞錢能手，有“梁財神”之稱。他在國會大搞金錢政治，組織“公民黨”、“公民請願團”，為袁當選正式大總統出了大力，也展現了其操縱“民意”的手段，對這種“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備，“常以極困難繁重之事交給他來辦。表麵上示以倚重，暗地裏實為羈縻，而且使之費力而不易討好48。”據說，梁起初對帝製一事並不積極，而帝製活動又亟需梁這樣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參案”發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齡贊同他解散國民黨時的那套做法，迫梁就範。
津浦路局為“交通係”籌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眾多，藉以培植勢力，弊端日益明顯，輿論譁然。遂由肅政使王瑚、蔡寶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羅列十大罪狀，由都肅政使莊蘊寬具呈嚴參。當時王瑚以廉勁著稱，所列應當不虛。因此更涉及京漢、京綏、滬寧、正太四路，即是所謂轟動一時的五路大參案了。當時眾議沸騰，袁世凱迫於輿論，遂將津浦路局局長趙慶華49撤職，京漢路局局長關賡麟、京綏路局局長關冕鈞均離職聽候審訊，交通部次長葉恭綽50也暫時停職聽候查辦。……一時粵係惶急，密議對策，思所以轉移局勢，非出奇不能製勝，因與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相結納，迎合袁的意圖，創為帝製之議。51
袁的親信幕僚張一?也認為，梁之積極參與帝製活動，乃是迫於“五路大參案”：“梁病瘧，有人探訪他時說：你若要緩解五路大參案，隻須為帝製出力。梁於是起而組織請願團，本案即在無形中打消。人們方知五路案即帝製的反筆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說法，當時的所謂“三次長案”、“五路大參案”等，全都是袁為了脅迫不贊成帝製的官員刻意策劃而成：“於是有為之策劃者，主張脅迫陸軍次長徐樹錚以迫段(祺瑞);脅迫交通次長葉恭綽以迫梁(士詒);脅迫財政次長張弧以迫熊(希齡)，大概因當時張與熊接近的緣故吧。於是分頭辦理，結果，段祺瑞辭職，以王士珍代之;陸軍次長徐樹錚、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張弧免職，交通次長葉恭綽停職候傳，當時稱之為‘三次長案’53。”梁士詒在《年譜》中說自己對帝製“始終無所表示”，是事後的塗飾。在實際上，“五路大參案”發生後，袁世凱曾當麵告訴他，參案中本來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當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後，梁即成為帝製活動的中堅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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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這份答覆谘文後，代行立法院即於當日午後5時再次開會，宣讀完袁的谘文後，院長孫毓筠提議起草呈遞第二份推戴書，全體通過，於是休會15分鍾後，通過了秘書廳起草的第二份推戴書。這次對袁氏的功德備極頌揚，說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第)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督促他“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命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46。”這些當然都是事先預備好了的，用的是傳統上“勸進”的那一套路數，否則，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鍾的休息時間內，連擬稿帶謄寫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書呀。反而是從袁世凱的答覆書中，可以看出他並非不知道此時稱帝不合時宜：“於道德不能無慚”，“於信義無可自解”。但問題是，明知不宜，為何還要硬做?這是本章開頭就提出過，後麵還要探討的一個問題，這裏暫且按下不提。
袁世凱一手操縱、導演的這幕喜劇至此已經收不住腳了，但幕落的也十分倉促。本來按照古代的規矩，“勸進”或“禪讓”應該進行三推三讓的程序，世凱不知急的個什麽，省去了中間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書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開頭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的那一齣戲。
在帝製自為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梟雄本質，整台戲都是他一手操縱的，在幕後出謀劃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導演的則是梁士詒。梁士詒其人，我們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紹。進入民國以後，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項城再起，京師以內之事，先生(指梁士詒)主之;休戰息兵，調停和議，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驟，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機宜，統一南北，聯合各省，改革政製，措集財用，千端萬緒皆先生一人任之。適統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總統府)秘書長，掌握中樞，贊襄密勿(參與機密)，凡入謁項城稟商事件者，(袁)輒說：‘問梁秘書長去!’先生也不問事之大小，酌情審勢以處理之47。”梁因此又被稱為“二總統”。梁在北洋屬於後進，如此權勢，大遭他人嫉妒。他與唐紹儀交好，又同是廣東同鄉，在唐與袁生嫌辭職後，楊士琦等(楊、周學熙等為安徽人，與梁不和，被稱為‘皖係’;梁被稱為‘粵係’)遂通過袁克定向袁世凱進言，說梁與唐紹儀、孫中山等同為粵人，心懷叵測，勾結軍人，覬覦總統的位置。袁世凱是個雄猜之主，有駕馭屬下的一套辦法。梁是北洋“交通係”的首腦，腦子活，辦法多，又是搞錢能手，有“梁財神”之稱。他在國會大搞金錢政治，組織“公民黨”、“公民請願團”，為袁當選正式大總統出了大力，也展現了其操縱“民意”的手段，對這種“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備，“常以極困難繁重之事交給他來辦。表麵上示以倚重，暗地裏實為羈縻，而且使之費力而不易討好48。”據說，梁起初對帝製一事並不積極，而帝製活動又亟需梁這樣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參案”發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齡贊同他解散國民黨時的那套做法，迫梁就範。
津浦路局為“交通係”籌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眾多，藉以培植勢力，弊端日益明顯，輿論譁然。遂由肅政使王瑚、蔡寶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羅列十大罪狀，由都肅政使莊蘊寬具呈嚴參。當時王瑚以廉勁著稱，所列應當不虛。因此更涉及京漢、京綏、滬寧、正太四路，即是所謂轟動一時的五路大參案了。當時眾議沸騰，袁世凱迫於輿論，遂將津浦路局局長趙慶華49撤職，京漢路局局長關賡麟、京綏路局局長關冕鈞均離職聽候審訊，交通部次長葉恭綽50也暫時停職聽候查辦。……一時粵係惶急，密議對策，思所以轉移局勢，非出奇不能製勝，因與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相結納，迎合袁的意圖，創為帝製之議。51
袁的親信幕僚張一?也認為，梁之積極參與帝製活動，乃是迫於“五路大參案”：“梁病瘧，有人探訪他時說：你若要緩解五路大參案，隻須為帝製出力。梁於是起而組織請願團，本案即在無形中打消。人們方知五路案即帝製的反筆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說法，當時的所謂“三次長案”、“五路大參案”等，全都是袁為了脅迫不贊成帝製的官員刻意策劃而成：“於是有為之策劃者，主張脅迫陸軍次長徐樹錚以迫段(祺瑞);脅迫交通次長葉恭綽以迫梁(士詒);脅迫財政次長張弧以迫熊(希齡)，大概因當時張與熊接近的緣故吧。於是分頭辦理，結果，段祺瑞辭職，以王士珍代之;陸軍次長徐樹錚、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張弧免職，交通次長葉恭綽停職候傳，當時稱之為‘三次長案’53。”梁士詒在《年譜》中說自己對帝製“始終無所表示”，是事後的塗飾。在實際上，“五路大參案”發生後，袁世凱曾當麵告訴他，參案中本來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當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後，梁即成為帝製活動的中堅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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