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黑龍會的這篇意見書，我們可以大致窺見當時日本朝野侵略中國的思路：
一、借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脅迫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造成“保護國”的既成事實;
二、以此打擊袁世凱的威望，以動搖其統治基礎;
三、對一切反袁勢力，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宗社黨，隻要是有助於煽起中國的內亂，均予以積極地支持;
四、支持除袁以外的復辟帝製的活動，使中國在政體上與日本保持同一性，為將來“合併”中國打好政治基礎。
很顯然，日本並不反對中國的帝製復辟活動，但“新皇帝”必須是一個日本信得過且好擺弄的傀儡，而非袁世凱那樣足智多謀，不僅不聽擺弄，反而足以成為日本陰謀的巨大障礙的梟雄人物。日本想要搞掉袁世凱，與後來搞掉張作霖的動機是一樣的。所以，所謂袁世凱“賣國”一說似乎站不住腳。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與英國有盟約(即日俄戰爭之前建立的英日同盟)，與俄國有密約(即瓜分滿蒙的秘密協約)，而在當時的歐洲方麵，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一方，以英、法、俄國為一方，形成了對峙局麵。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就是看好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較弱，而且為歐洲戰爭纏身，無力東顧;日本可以借宣戰為藉口，一舉全麵接收德國在華的權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還是侵略中國。日軍在山東的登陸和對膠州灣德租界的進攻，事先並未通知中國政府。袁世凱還是從山東都督的報告中獲知日軍登陸的消息的。袁的對策是，在無力阻止日軍行動的條件下，採用當年日俄戰爭時期用過的方式，劃定日軍過境的一條走廊和參戰國戰區，此外即為中立區，以防戰爭波及中國。當時的決策過程，據參加了那次會議的顧維鈞回憶如下：
總統急忙在總統府召集會議，所有的內閣部長均出席，參事也被邀與會。那時我是外交部參事，是被邀的三個人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務院(內閣)參事。一個是伍朝樞，伍曾就學於牛津，是英國律師，倫敦林肯法學協會會員;另一個是金邦平，他曾留學日本，也是國務院參事。總統宣布開會後說，邀請三位參事與會，是因為他們曾在三個不同的國家留過學，學過法律，懂得國際法;議題是如何對付日本對中國領土的侵犯。他首先要聽取三位法學家的意見。總統先叫我發言，我毫不猶豫地說，日軍在龍口登陸是公然違犯國際法的行動，因為中國已宣布對歐戰保持中立;根據國際法，交戰國雙方應尊重中國的中立。因此，為了表明中國在盡其中立國的責任，有義務保衛國土以維護其中立立場。因此，抵禦日本侵略，理由至為明顯。
總統叫伍朝樞發言，說願意聽聽研究國際法的留英學生的意見。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國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的兒子。他簡捷地說他的觀點完全與我相同，認為中國必須履行其中立的義務，才能按照國際法保障中立國的權利。如果中國不保衛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認，也等於是默許日本的行動。袁世凱又叫金邦平發表意見。金說日本造成的局勢越乎常規，他實難以表示明確的意見。
袁世凱轉向陸軍總長段祺瑞，他想從陸軍總長那裏了解為了保衛國土，中國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段回答說，如總統下令，部隊可以抵抗，設法阻止日軍深入山東內地。不過由於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將十分困難。總統直截了當地問他抵抗可以維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說四十八小時。總統問他四十八小時以後怎麽辦，他望了望總統說，聽候總統指示。總統再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不知說了些什麽，總之是他沒有成熟的意見。總統環顧左右，等待別位總長發表意見，然而大家沉默不語。總統深深嘆口氣說，他很明白根據國際法，法學家們認為我國應該怎樣做的意見，然而我國毫無準備，怎能盡到中立國的義務呢?這話顯然是對著我和伍朝樞說的。……總統拿著一個準備好的小紙條作為發言的依據，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滿洲，中國曾遇到過類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國境內交戰，那時無法阻止日軍的行動，隻好劃出“交戰區”。那麽，現在也可以劃出走廊，日本可以通過走廊進攻青島，中國不幹涉日本在此區內通過，在此地區以外中國仍保持中立。
顯然，這是應付非常局麵的非常措施。總統叫在場的法學家起草劃定所謂交戰區的文件，以及在此區外保持中立的條例。由於陸軍總長說明中國沒有準備不能進行長期抵抗，而且總統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與會者一致認為此方案是當前中國應遵循的惟一切實可行的政策。三位參事湊到一起，草擬官方聲明和執行中立的細則。這些文件經過批準，即做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38
德國在青島隻做了象徵性的抵抗，日軍二天之後即開進並接管了德國租界，隨後又以武力控製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線。這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日本並不以接收德國的權益為滿足。袁世凱政府的憂慮和擔心是有道理的，1915年1月18日，從東京回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麵謁袁世凱時，突然呈交了日本政府的對華要求，共計五號二十一條，即“二十一條”;日置益並當麵要求袁世凱對此保密，聲言秘密如果泄露出去，日本將斷然採取行動。袁世凱雖然震驚、憤怒，但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明了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進行軍事對抗，躲是躲不過去的，隻有先談判，在談的過程中想辦法化解危機。下麵我們來看看“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
第一號是有關山東問題的，共計四條：
(1)中國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
(2)山東省內或沿海地帶的所有土地島嶼，無論何種名目，概不得租讓他國;
(3)由日本建造從煙臺或龍口連接膠濟線的鐵路;
(4)從速開放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供外國人居住貿易。
第二號是關於南滿和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的事項，共計七條：
(1)將旅順、大連的租界期及南滿和安奉兩條鐵路的期限，均展延為九十九年;
(2)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租賃土地用於工商業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任便居住往來和經營工商業;
(4)日本人可在南滿、東蒙各地獲得礦產開採權;
(5)在南滿和東蒙地區，欲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並將南滿、東蒙各項稅課做為借款的抵押時，中國政府須先經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辦理;
(6)中國政府如在南滿、東蒙聘用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或教習時，必須盡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7)將吉長(吉林—長春)鐵路的管理經營權委託於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共計二條：
(1)兩國約定，將來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合辦事業，不經日本政府同意，該公司所屬一切權利、產業，中國及該公司均不得自行處分;
(2)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礦山，不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許外人開採，無論直接間接影響到該公司的舉動，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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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脅迫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造成“保護國”的既成事實;
二、以此打擊袁世凱的威望，以動搖其統治基礎;
三、對一切反袁勢力，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宗社黨，隻要是有助於煽起中國的內亂，均予以積極地支持;
四、支持除袁以外的復辟帝製的活動，使中國在政體上與日本保持同一性，為將來“合併”中國打好政治基礎。
很顯然，日本並不反對中國的帝製復辟活動，但“新皇帝”必須是一個日本信得過且好擺弄的傀儡，而非袁世凱那樣足智多謀，不僅不聽擺弄，反而足以成為日本陰謀的巨大障礙的梟雄人物。日本想要搞掉袁世凱，與後來搞掉張作霖的動機是一樣的。所以，所謂袁世凱“賣國”一說似乎站不住腳。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與英國有盟約(即日俄戰爭之前建立的英日同盟)，與俄國有密約(即瓜分滿蒙的秘密協約)，而在當時的歐洲方麵，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一方，以英、法、俄國為一方，形成了對峙局麵。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就是看好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較弱，而且為歐洲戰爭纏身，無力東顧;日本可以借宣戰為藉口，一舉全麵接收德國在華的權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還是侵略中國。日軍在山東的登陸和對膠州灣德租界的進攻，事先並未通知中國政府。袁世凱還是從山東都督的報告中獲知日軍登陸的消息的。袁的對策是，在無力阻止日軍行動的條件下，採用當年日俄戰爭時期用過的方式，劃定日軍過境的一條走廊和參戰國戰區，此外即為中立區，以防戰爭波及中國。當時的決策過程，據參加了那次會議的顧維鈞回憶如下：
總統急忙在總統府召集會議，所有的內閣部長均出席，參事也被邀與會。那時我是外交部參事，是被邀的三個人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務院(內閣)參事。一個是伍朝樞，伍曾就學於牛津，是英國律師，倫敦林肯法學協會會員;另一個是金邦平，他曾留學日本，也是國務院參事。總統宣布開會後說，邀請三位參事與會，是因為他們曾在三個不同的國家留過學，學過法律，懂得國際法;議題是如何對付日本對中國領土的侵犯。他首先要聽取三位法學家的意見。總統先叫我發言，我毫不猶豫地說，日軍在龍口登陸是公然違犯國際法的行動，因為中國已宣布對歐戰保持中立;根據國際法，交戰國雙方應尊重中國的中立。因此，為了表明中國在盡其中立國的責任，有義務保衛國土以維護其中立立場。因此，抵禦日本侵略，理由至為明顯。
總統叫伍朝樞發言，說願意聽聽研究國際法的留英學生的意見。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國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的兒子。他簡捷地說他的觀點完全與我相同，認為中國必須履行其中立的義務，才能按照國際法保障中立國的權利。如果中國不保衛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認，也等於是默許日本的行動。袁世凱又叫金邦平發表意見。金說日本造成的局勢越乎常規，他實難以表示明確的意見。
袁世凱轉向陸軍總長段祺瑞，他想從陸軍總長那裏了解為了保衛國土，中國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段回答說，如總統下令，部隊可以抵抗，設法阻止日軍深入山東內地。不過由於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將十分困難。總統直截了當地問他抵抗可以維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說四十八小時。總統問他四十八小時以後怎麽辦，他望了望總統說，聽候總統指示。總統再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不知說了些什麽，總之是他沒有成熟的意見。總統環顧左右，等待別位總長發表意見，然而大家沉默不語。總統深深嘆口氣說，他很明白根據國際法，法學家們認為我國應該怎樣做的意見，然而我國毫無準備，怎能盡到中立國的義務呢?這話顯然是對著我和伍朝樞說的。……總統拿著一個準備好的小紙條作為發言的依據，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滿洲，中國曾遇到過類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國境內交戰，那時無法阻止日軍的行動，隻好劃出“交戰區”。那麽，現在也可以劃出走廊，日本可以通過走廊進攻青島，中國不幹涉日本在此區內通過，在此地區以外中國仍保持中立。
顯然，這是應付非常局麵的非常措施。總統叫在場的法學家起草劃定所謂交戰區的文件，以及在此區外保持中立的條例。由於陸軍總長說明中國沒有準備不能進行長期抵抗，而且總統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與會者一致認為此方案是當前中國應遵循的惟一切實可行的政策。三位參事湊到一起，草擬官方聲明和執行中立的細則。這些文件經過批準，即做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38
德國在青島隻做了象徵性的抵抗，日軍二天之後即開進並接管了德國租界，隨後又以武力控製了青島至濟南的鐵路線。這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日本並不以接收德國的權益為滿足。袁世凱政府的憂慮和擔心是有道理的，1915年1月18日，從東京回任的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麵謁袁世凱時，突然呈交了日本政府的對華要求，共計五號二十一條，即“二十一條”;日置益並當麵要求袁世凱對此保密，聲言秘密如果泄露出去，日本將斷然採取行動。袁世凱雖然震驚、憤怒，但並非沒有思想準備。他明了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進行軍事對抗，躲是躲不過去的，隻有先談判，在談的過程中想辦法化解危機。下麵我們來看看“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
第一號是有關山東問題的，共計四條：
(1)中國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
(2)山東省內或沿海地帶的所有土地島嶼，無論何種名目，概不得租讓他國;
(3)由日本建造從煙臺或龍口連接膠濟線的鐵路;
(4)從速開放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供外國人居住貿易。
第二號是關於南滿和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的事項，共計七條：
(1)將旅順、大連的租界期及南滿和安奉兩條鐵路的期限，均展延為九十九年;
(2)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租賃土地用於工商業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可任便居住往來和經營工商業;
(4)日本人可在南滿、東蒙各地獲得礦產開採權;
(5)在南滿和東蒙地區，欲允許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並將南滿、東蒙各項稅課做為借款的抵押時，中國政府須先經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辦理;
(6)中國政府如在南滿、東蒙聘用政治、財政、軍事顧問或教習時，必須盡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7)將吉長(吉林—長春)鐵路的管理經營權委託於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共計二條：
(1)兩國約定，將來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合辦事業，不經日本政府同意，該公司所屬一切權利、產業，中國及該公司均不得自行處分;
(2)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礦山，不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許外人開採，無論直接間接影響到該公司的舉動，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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