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俄國的趁火打劫，袁世凱的對策是，忍辱負重，沿襲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談判解決問題。在經濟權益方麵，可以作出讓步和妥協，在主權問題上則決不讓步，隻要能夠爭取到在條約中對中國主權的承認和肯定，異日國家強盛後就不難收回喪失掉的權益。在當時國力衰微已極的情況下，袁氏的這種方略無疑是正確的，所以在他的統治下，中國盡管被迫出讓了許多權益，但並未喪失對原有領土的主權。經過耐心而艱苦的外交談判，1913年11月，中國與沙俄簽訂《中俄聲明文件》，沙俄在文件中承認了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承認外蒙古“自治”，同意隻派辦事大臣及屬員、衛隊駐紮庫倫，不派軍隊駐守外蒙;當然中國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承認了沙俄在與外蒙傀儡政權簽訂的《俄蒙商務專約》中所攫取的全部特權，並答應在涉及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上，俄國及外蒙古當局有權參與協商。
1914年9月起，中國又與俄國和外蒙古自治當局進行了恰克圖會談，並於翌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協約規定：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和“共戴”年號;中國則承認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項特權。俄國革命爆發後，沙皇政權倒台，中國政府遂於1918年派兵進駐庫倫，完全恢復了對外蒙的主權，1919年11月，徐世昌政府發布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可嘆的是，中國很快陷入內戰和革命不斷的內亂之中，未能及時有效地加強和鞏固在外蒙的主權，外蒙遂在後起的蘇聯支持下再次宣布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介石政權屈服於列強的壓力，為了換取蘇聯的出兵參戰，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使中國最終失去了這塊相當於現有國土麵積1/6的領土29。國家不是從袁世凱手裏，而是從國民黨手裏丟失了大片領土的。
俄國在外蒙和新疆的侵略頻頻得手，日本看在眼中，急在心裏。在日俄密約中，除了滿洲外，雙方約定的瓜分範圍是：外蒙屬於俄國，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東部)屬於日本。但日本缺乏俄國所擁有的地理上的便利，俄國與其所欲插手的地區相鄰接，在邊境上駐有重兵，隨時可以出兵進占。日本則不然，進兵非得深入中國內地，這就難免遭到其他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幹涉。所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起初採取的方針是，維持大清，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製，必要時甚至不惜直接運用武力撲滅革命，其目的當然是將來向這個受惠於它的朝廷索取高額回報。孰不料，它的這個計劃遭到了普遍的冷遇，不僅袁世凱內閣無意維持大清，就是其他列強也全無興趣。反之，美、英認為大清已經是一個朽爛不堪、扶不起來的朝廷，他們所感興趣的是大清朝的政治繼承人——袁世凱，這顆落而復起的新星，才是他們理想中的統治者。而袁世凱對日本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外交主導方針即聯美英以製日俄，這對於日本對華的圖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強有力的遏阻。葉恭綽曾論及袁復出後與各國列強之間的關係：
袁世凱倚外力以自重，尤顯者在英國方麵，而朱爾典30實為其樞紐。朱爾典固為發展在華勢力計，然利用私交之關係，易於進行，亦其中一大關鍵(朱爾典與袁之私交，始於同在朝鮮時)。辛亥年袁出山後，一切規劃，朱爾典多與其謀，居間奔走，實為蔡廷幹等。且朱工華語，有時直接交談，亦不(依)賴通譯(翻譯)的。據我所知，辛亥革命初漢口英國總領事的態度，及其後袁與黎元洪的交涉，南北議和各重要事件，朱爾典皆多所運籌。他對於製造袁的權位，實在是極費苦心。他所以如此，則是因為英國自甲午以後，中俄密約成立，對華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後為尤甚。所以英國朝廷政策已經一貫趨於毀滅清室，一方麵即極力培植他方勢力以為之做準備;袁之出山，正是英國恢復在華勢力的機會，故積極加以運用也。自是而後，各國競相角逐，爭著想要擁袁。於是德國愷撒(指威廉二世)首先結交袁克定，進以帝製的學說，克定民國二年自德回國，即以此學說遊說其父，遭其拒絕，其後漸漸得勢。英國公使朱爾典刺探到此事，當麵問袁，因而達成默契。美國也繼之而來，古德諾博士因而來華倡帝製之說。日本知道自己落後了，以此事詢問袁，袁仍然否認。日本大怒，以為袁得誌，日本在中國將無立足之地，且將修朝鮮舊怨，於是斷然決定倒袁。故民國三、四年間，日本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後乃有二十一條的提出。31
葉恭綽此說，由黑龍會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了佐證。黑龍會是1900年由內田良平32發起的一個民間政治組織，但對日本官方的政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其名稱借用東北的黑龍江，有著很深的用心，即如其宣言中所稱：“當前急務，首先在於同俄一戰，擊退帝俄，使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從這個組織的活動來看，它深入朝鮮、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地，刺探情報，繪製地圖，收買民族敗類，策動內亂。如朝鮮之“合併”，中國之“革命”，拉攏宗社黨人，策動滿蒙“獨立”等等，背後都有黑龍會的影子，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先遣軍和別動隊。1913年，由黑龍會發起，十三個右翼團體的三百多名擴張主義分子，成立了所謂“對華聯合會”，加緊了在滿蒙地區搜集情報，策動叛亂的步伐。內田良平在是年發表的《支那觀》一書中，提出了“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今我帝國，要聯合覺醒的亞洲各邦並成為其盟主，以保證亞洲人在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人種的競爭、宗教的競爭、經濟的競爭中，免遭其他人種的蹂躪踐踏33”，這個思想是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張本。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全部捲入戰爭。內田敏銳地覺察到這是日本全麵擴張的大好時機，於是親自起草了《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又稱《黑龍會備忘錄》)，以黑龍會的名義，呈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34。這份意見書提出，必須乘西方列強捲入戰爭，無力東顧，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迫使“中國自動地依賴日本”。“對日本帝國政府來說，強迫中國處於這一地位，除了利用目前機會取得政治及財政權力，以及用一切方法訂立包含下列秘密條款的防禦同盟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內田提出的建立“防禦同盟”的秘密條款有十條，作用在於把中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為的是將來像對朝鮮那樣加以“合併”)，他是這方麵的操作老手。這份意見書實際上是日後“二十一條”的源頭和藍本，其精神和主旨全部被“二十一條”吸收了進去。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書》對袁世凱的看法，印證了葉恭綽的說法。內田顯然很清楚袁在外交上慣用“以夷製夷”的手法，對袁氏抱有很深的不信任：“從袁世凱迄今為止的態度來判斷，我們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麵往往採取權宜的策略。雖然在外表上可能對我們表示友善，實際上他將依靠不同列強的勢力作為對我們最方便的牽製而拒絕我們的要求35。”出於這一前提，在支持袁世凱鎮壓革命黨，武力統一中國，還是幫助革命黨倒袁的問題上，黑龍會的態度極為鮮明：“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於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侯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而“目前是我們唆使中國革命黨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適當的時機。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進行積極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如果帝國政府能利用這一事實，給他們以貸款，並教唆他們同時起事，極大的騷動和混亂，必將普及全中國。我們就能出來幹涉並輕易地調整關係36。”黑龍會意見書竟同袁世凱一樣，認為共和製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日本不贊成共和製的原因在於“中國共和政體的保留，將是未來中日同盟道路上的巨大阻礙”，為什麽呢?因為這會給吞併中國造成體製上的障礙，“在共和國內，政府的根本原則以及人民的社會與道德的標準是與君主立憲國家截然不同的;它們的法律與行政也是相衝突的”，因此，“我們必須利用目前的機會改變中國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而這一立憲政體必須在一切細節上與日本的君主立憲相符合，而不是符合其他任何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這確實是為了實際改造中國政體必須牢牢掌握的關鍵和首要的原則。”至於推倒袁世凱後，由誰來當新的統治者，是宣統復辟，在宗社黨內物色，還是從革命黨人中挑選，可以等到將來再定。但“確實執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變中華民國為君主立憲的政策，實際乃是改造中國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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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起，中國又與俄國和外蒙古自治當局進行了恰克圖會談，並於翌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協約規定：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和“共戴”年號;中國則承認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項特權。俄國革命爆發後，沙皇政權倒台，中國政府遂於1918年派兵進駐庫倫，完全恢復了對外蒙的主權，1919年11月，徐世昌政府發布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可嘆的是，中國很快陷入內戰和革命不斷的內亂之中，未能及時有效地加強和鞏固在外蒙的主權，外蒙遂在後起的蘇聯支持下再次宣布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介石政權屈服於列強的壓力，為了換取蘇聯的出兵參戰，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使中國最終失去了這塊相當於現有國土麵積1/6的領土29。國家不是從袁世凱手裏，而是從國民黨手裏丟失了大片領土的。
俄國在外蒙和新疆的侵略頻頻得手，日本看在眼中，急在心裏。在日俄密約中，除了滿洲外，雙方約定的瓜分範圍是：外蒙屬於俄國，東蒙(即當時的內蒙古東部)屬於日本。但日本缺乏俄國所擁有的地理上的便利，俄國與其所欲插手的地區相鄰接，在邊境上駐有重兵，隨時可以出兵進占。日本則不然，進兵非得深入中國內地，這就難免遭到其他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幹涉。所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起初採取的方針是，維持大清，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製，必要時甚至不惜直接運用武力撲滅革命，其目的當然是將來向這個受惠於它的朝廷索取高額回報。孰不料，它的這個計劃遭到了普遍的冷遇，不僅袁世凱內閣無意維持大清，就是其他列強也全無興趣。反之，美、英認為大清已經是一個朽爛不堪、扶不起來的朝廷，他們所感興趣的是大清朝的政治繼承人——袁世凱，這顆落而復起的新星，才是他們理想中的統治者。而袁世凱對日本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外交主導方針即聯美英以製日俄，這對於日本對華的圖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強有力的遏阻。葉恭綽曾論及袁復出後與各國列強之間的關係：
袁世凱倚外力以自重，尤顯者在英國方麵，而朱爾典30實為其樞紐。朱爾典固為發展在華勢力計，然利用私交之關係，易於進行，亦其中一大關鍵(朱爾典與袁之私交，始於同在朝鮮時)。辛亥年袁出山後，一切規劃，朱爾典多與其謀，居間奔走，實為蔡廷幹等。且朱工華語，有時直接交談，亦不(依)賴通譯(翻譯)的。據我所知，辛亥革命初漢口英國總領事的態度，及其後袁與黎元洪的交涉，南北議和各重要事件，朱爾典皆多所運籌。他對於製造袁的權位，實在是極費苦心。他所以如此，則是因為英國自甲午以後，中俄密約成立，對華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後為尤甚。所以英國朝廷政策已經一貫趨於毀滅清室，一方麵即極力培植他方勢力以為之做準備;袁之出山，正是英國恢復在華勢力的機會，故積極加以運用也。自是而後，各國競相角逐，爭著想要擁袁。於是德國愷撒(指威廉二世)首先結交袁克定，進以帝製的學說，克定民國二年自德回國，即以此學說遊說其父，遭其拒絕，其後漸漸得勢。英國公使朱爾典刺探到此事，當麵問袁，因而達成默契。美國也繼之而來，古德諾博士因而來華倡帝製之說。日本知道自己落後了，以此事詢問袁，袁仍然否認。日本大怒，以為袁得誌，日本在中國將無立足之地，且將修朝鮮舊怨，於是斷然決定倒袁。故民國三、四年間，日本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後乃有二十一條的提出。31
葉恭綽此說，由黑龍會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得到了佐證。黑龍會是1900年由內田良平32發起的一個民間政治組織，但對日本官方的政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其名稱借用東北的黑龍江，有著很深的用心，即如其宣言中所稱：“當前急務，首先在於同俄一戰，擊退帝俄，使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以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從這個組織的活動來看，它深入朝鮮、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地，刺探情報，繪製地圖，收買民族敗類，策動內亂。如朝鮮之“合併”，中國之“革命”，拉攏宗社黨人，策動滿蒙“獨立”等等，背後都有黑龍會的影子，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擴張政策的先遣軍和別動隊。1913年，由黑龍會發起，十三個右翼團體的三百多名擴張主義分子，成立了所謂“對華聯合會”，加緊了在滿蒙地區搜集情報，策動叛亂的步伐。內田良平在是年發表的《支那觀》一書中，提出了“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今我帝國，要聯合覺醒的亞洲各邦並成為其盟主，以保證亞洲人在即將到來或已經到來的人種的競爭、宗教的競爭、經濟的競爭中，免遭其他人種的蹂躪踐踏33”，這個思想是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的張本。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全部捲入戰爭。內田敏銳地覺察到這是日本全麵擴張的大好時機，於是親自起草了《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又稱《黑龍會備忘錄》)，以黑龍會的名義，呈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34。這份意見書提出，必須乘西方列強捲入戰爭，無力東顧，中國孤立無援之機，迫使“中國自動地依賴日本”。“對日本帝國政府來說，強迫中國處於這一地位，除了利用目前機會取得政治及財政權力，以及用一切方法訂立包含下列秘密條款的防禦同盟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內田提出的建立“防禦同盟”的秘密條款有十條，作用在於把中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為的是將來像對朝鮮那樣加以“合併”)，他是這方麵的操作老手。這份意見書實際上是日後“二十一條”的源頭和藍本，其精神和主旨全部被“二十一條”吸收了進去。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書》對袁世凱的看法，印證了葉恭綽的說法。內田顯然很清楚袁在外交上慣用“以夷製夷”的手法，對袁氏抱有很深的不信任：“從袁世凱迄今為止的態度來判斷，我們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麵往往採取權宜的策略。雖然在外表上可能對我們表示友善，實際上他將依靠不同列強的勢力作為對我們最方便的牽製而拒絕我們的要求35。”出於這一前提，在支持袁世凱鎮壓革命黨，武力統一中國，還是幫助革命黨倒袁的問題上，黑龍會的態度極為鮮明：“我們應該使中國革命黨人、宗社黨人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騷動。整個國家將陷於混亂，袁政府將因之垮台。那時侯我們將從四億中國人中選擇一位最有勢力、最著名的人物，幫助他組織新政府，統一全中國”，而“目前是我們唆使中國革命黨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適當的時機。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進行積極的行動，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如果帝國政府能利用這一事實，給他們以貸款，並教唆他們同時起事，極大的騷動和混亂，必將普及全中國。我們就能出來幹涉並輕易地調整關係36。”黑龍會意見書竟同袁世凱一樣，認為共和製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日本不贊成共和製的原因在於“中國共和政體的保留，將是未來中日同盟道路上的巨大阻礙”，為什麽呢?因為這會給吞併中國造成體製上的障礙，“在共和國內，政府的根本原則以及人民的社會與道德的標準是與君主立憲國家截然不同的;它們的法律與行政也是相衝突的”，因此，“我們必須利用目前的機會改變中國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而這一立憲政體必須在一切細節上與日本的君主立憲相符合，而不是符合其他任何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這確實是為了實際改造中國政體必須牢牢掌握的關鍵和首要的原則。”至於推倒袁世凱後，由誰來當新的統治者，是宣統復辟，在宗社黨內物色，還是從革命黨人中挑選，可以等到將來再定。但“確實執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變中華民國為君主立憲的政策，實際乃是改造中國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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