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在朝鮮的行動步驟來看，清廷以往的失誤被抓住作為其侵略行動的外交掩護十分明顯。日本在誘使清廷出兵後，立即以保護使館商民的名義出兵朝鮮，而後要求共同會剿東學黨，再後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韓國內政，其藉口均出於《天津條約》的有關規定;在遭到清廷拒絕後，遂依仗優勢兵力，強力迫使朝鮮“改革內政”，實即建立親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義否認朝鮮為清屬國，並請求日本代為驅逐在朝清軍，其根據則是自《江華條約》起，日本就從未承認過朝為中國的藩屬，而這恰恰是當年(1875年)中日交涉時清廷放棄宗主國責任，讓日本鑽了空子所致。其顢頇可嘆，其慘敗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軍事觀望，寄希望於列強的外交調停之際，身在一線的袁世凱已覺察到苗頭不對。麵對源源不斷開到漢城的日軍，他感到中日之較量將由外交轉為軍事，而他赤手空拳，單憑口舌已難有作為，遂於6月18日(舊曆五月十五日)致電駐軍牙山的葉誌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強行以大兵入我藩國首都，終將相機狡猾圖謀。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隻是派兵的來意，在保局息事，殊無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進軍漢城的聲勢而不必馬上開進，看其如何轉變態度?
袁的意圖是要葉虛張聲勢，作出欲進兵漢城的樣子，使自己對日交涉有所倚恃，無奈葉怕刺激日本，並不響應。李鴻章一再指示袁與日使大鳥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鮮，其實，武力控製朝鮮已是日本既定國策，正全力貫徹執行，豈是袁世凱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電北洋，陳述其所處的外交困境：“凱屢次與之協商，均反覆無常，極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爭”;袁聯絡各國駐漢城外交官共同詰問大鳥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氣勢甚為兇悍，各國官員一時亦無可奈何。”至此，袁世凱已完全意識到事態已發展到實力較量階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軍隊也不能使用，瘸了軍事這條腿，在日軍環伺的漢城，單憑口舌之爭已不可能有何作為，如果堅持和局，也不是在漢城所能解決的：“屢次努力勸阻大鳥毋令增兵來漢城，他已答應，然而前言俱食，後言何可再信?況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脅韓國，大鳥自己不能做主，難以口舌爭講，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速前來嚴加防備，繼續準備陸軍;一麵電令汪(駐日公使)商辦，並由總署酌請駐華各公使調處，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後袁在朝鮮的作用便局限於收集情報、指導親華的朝鮮政府官員如何應付日本的壓迫等方麵。起初朝鮮政府的對日交涉，還經常與袁磋商討教，袁也能由此獲取日本方麵的情報轉達清廷;但隨著日軍逐步控製了仁川、漢城，政府也逐漸為親日派所控製，靠日本擺脫清廷控製，自主獨立的言論大興，袁在這方麵亦難有作為了。據曾在朝鮮袁世凱官邸做文案的沈祖憲追記，當時日本人確有假手東學黨人除掉袁世凱的跡象：
時東學黨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勢力，伺察周密，以至於不能出使館一步。使館薪米缺乏，幕僚皆託故潛遁。文牘電報，(袁)乃以一身兼之。73
東學黨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凱，是因袁在鎮壓東學黨起義過程中，一直充當朝鮮政府的主心骨和軍師;日本則有甲申政變被袁挫敗的舊恨，袁被派駐朝鮮之初，日本就反對，“謂彼曾帶隊在韓殺敗日兵者，顯非睦誼”。袁在任十年，關係網遍布朝野，日本欲控製朝鮮，非祛除袁的影響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員身份，日人不便公開出麵，而假手亂黨暴民則易於掩飾。總之，袁此時所處的環境已是殺機四伏。
6月30日(舊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在得知朝鮮在日本脅迫下已正式照會大鳥，申明朝鮮為自主國家，非清廷之屬國的消息後，致電李鴻章，在報告這一消息後，提出了撤退回國的請求：“聽說大鳥擬照公法來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凱出境。果真如此則恥辱甚大。(現在)隻可依照萬國(公法)使節條例，送文通知照會韓國，回國稟商，請兵伐韓。”袁的考慮是，朝不承認為清屬國，他這個宗主國派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義就不被承認，日本可按國際公法，以“職名均舛”為藉口派兵將他遞解出境，如此則不但使他，而且使國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動撤回，另作他圖。清廷當時認為，朝鮮自立“究無實據，袁若馬上歸國，日本又將引為口實”，不予同意;李鴻章遂電令袁“要堅貞，勿怯退74。”
袁世凱在朝鮮縱橫捭闔十二年，在軍事、外交上都是占盡風頭的人物，袁在監控朝鮮王室、政府外，還通過操縱其在朝政府內的關係，百般阻撓列強們滲透、控製朝鮮的圖謀，因此深為列強們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慮恐懼可想而知。隨著漢城局勢日益緊張，袁不顧總署和李鴻章的勸阻，自6月29日起，連續致電北洋，陳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國。李鴻章對此不置可否，隻是將其電文轉陳總署，但不表態的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表明李對袁在關鍵時刻沉不住氣的表現不以為然。7月4日，總署復電指示李鴻章，“袁道想馬上降旗回國，反而好像與日本國失和，辦法倉促有失國體，希望速發電製止，萬勿輕舉妄動”;李將電稿轉發袁世凱，自己隻加了“應遵辦”三字。次日鑑於形勢嚴峻，袁再電北洋，詳細報告目前情勢和自己的分析：
外交“雙簧” [五]
日兵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及我軍由陸地前來(漢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運彈丸、雷械甚多，兵帳、馬廄架備多處，觀其舉動，不但無撤兵息事意，似將有大兵續至。日本蓄謀已久，其誌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聽;如隻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日雖答應不先開釁，然而削除我宗藩體製，控製韓國內政，自難以坐視，阻止他即爭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詐，以大兵來，豈肯空手回去?要想尋釁，何愁找不到機會?葉軍居於牙(山)難以接濟。日本一再加兵，(意圖)顯露無忌，應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載往鴨綠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舉。韓國既報稱匪平，我先撤亦無損害，況且天津條約日本已經違反，我應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駐軍與日本持續到來之兵相持，爭端一開，連退路都沒有了。
從袁此封電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棄其在朝權益，戰爭勢不可免。所謂列強調處隻會“徒誤我軍機”;日本既已決心強占朝鮮，中國要麽主動撤軍，要麽立刻增兵備戰，別無其他選擇。用兵就必須製敵機先，無須顧忌由哪一方開釁。根據這一分析判斷，袁再次向李鴻章請求撤使回國：
凱在此已無辦法，徒受困辱，擬赴津麵稟詳情，佐籌和戰。倘蒙允許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紹儀)暫代。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棄通過列強調停解決朝鮮問題的幻想，7月7日，竟以聖旨的形式拒絕了袁的請求：“現在韓日情勢未定，袁世凱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與各國駐韓使臣商議事件亦較熟悉，著毋庸調回，欽此75。”袁一再請調回國，卻因為他在朝鮮人太熟，關係太多，無人能夠替代而屢屢為朝廷所拒絕，不由得急火攻心，發起燒來，袁馬上託病躺倒，委託唐紹儀代司其職76。袁的想法是，列強調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為，戰爭勢將爆發，滯留險地，徒死無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幹而不放，現在病倒，可謂天從人願;自己不能堅持辦公，又有唐紹儀代替，或許上司會同意自己回國。兩天後，形勢更趨惡化，有駐韓國西方外交官遭到日軍毆打的事件發生，官邸的雇員因害怕日軍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電李鴻章請求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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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軍事觀望，寄希望於列強的外交調停之際，身在一線的袁世凱已覺察到苗頭不對。麵對源源不斷開到漢城的日軍，他感到中日之較量將由外交轉為軍事，而他赤手空拳，單憑口舌已難有作為，遂於6月18日(舊曆五月十五日)致電駐軍牙山的葉誌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強行以大兵入我藩國首都，終將相機狡猾圖謀。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隻是派兵的來意，在保局息事，殊無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進軍漢城的聲勢而不必馬上開進，看其如何轉變態度?
袁的意圖是要葉虛張聲勢，作出欲進兵漢城的樣子，使自己對日交涉有所倚恃，無奈葉怕刺激日本，並不響應。李鴻章一再指示袁與日使大鳥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鮮，其實，武力控製朝鮮已是日本既定國策，正全力貫徹執行，豈是袁世凱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電北洋，陳述其所處的外交困境：“凱屢次與之協商，均反覆無常，極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爭”;袁聯絡各國駐漢城外交官共同詰問大鳥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氣勢甚為兇悍，各國官員一時亦無可奈何。”至此，袁世凱已完全意識到事態已發展到實力較量階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軍隊也不能使用，瘸了軍事這條腿，在日軍環伺的漢城，單憑口舌之爭已不可能有何作為，如果堅持和局，也不是在漢城所能解決的：“屢次努力勸阻大鳥毋令增兵來漢城，他已答應，然而前言俱食，後言何可再信?況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脅韓國，大鳥自己不能做主，難以口舌爭講，似應先調南北水師迅速前來嚴加防備，繼續準備陸軍;一麵電令汪(駐日公使)商辦，並由總署酌請駐華各公使調處，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後袁在朝鮮的作用便局限於收集情報、指導親華的朝鮮政府官員如何應付日本的壓迫等方麵。起初朝鮮政府的對日交涉，還經常與袁磋商討教，袁也能由此獲取日本方麵的情報轉達清廷;但隨著日軍逐步控製了仁川、漢城，政府也逐漸為親日派所控製，靠日本擺脫清廷控製，自主獨立的言論大興，袁在這方麵亦難有作為了。據曾在朝鮮袁世凱官邸做文案的沈祖憲追記，當時日本人確有假手東學黨人除掉袁世凱的跡象：
時東學黨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勢力，伺察周密，以至於不能出使館一步。使館薪米缺乏，幕僚皆託故潛遁。文牘電報，(袁)乃以一身兼之。73
東學黨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凱，是因袁在鎮壓東學黨起義過程中，一直充當朝鮮政府的主心骨和軍師;日本則有甲申政變被袁挫敗的舊恨，袁被派駐朝鮮之初，日本就反對，“謂彼曾帶隊在韓殺敗日兵者，顯非睦誼”。袁在任十年，關係網遍布朝野，日本欲控製朝鮮，非祛除袁的影響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員身份，日人不便公開出麵，而假手亂黨暴民則易於掩飾。總之，袁此時所處的環境已是殺機四伏。
6月30日(舊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凱在得知朝鮮在日本脅迫下已正式照會大鳥，申明朝鮮為自主國家，非清廷之屬國的消息後，致電李鴻章，在報告這一消息後，提出了撤退回國的請求：“聽說大鳥擬照公法來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凱出境。果真如此則恥辱甚大。(現在)隻可依照萬國(公法)使節條例，送文通知照會韓國，回國稟商，請兵伐韓。”袁的考慮是，朝不承認為清屬國，他這個宗主國派駐朝鮮的“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義就不被承認，日本可按國際公法，以“職名均舛”為藉口派兵將他遞解出境，如此則不但使他，而且使國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動撤回，另作他圖。清廷當時認為，朝鮮自立“究無實據，袁若馬上歸國，日本又將引為口實”，不予同意;李鴻章遂電令袁“要堅貞，勿怯退74。”
袁世凱在朝鮮縱橫捭闔十二年，在軍事、外交上都是占盡風頭的人物，袁在監控朝鮮王室、政府外，還通過操縱其在朝政府內的關係，百般阻撓列強們滲透、控製朝鮮的圖謀，因此深為列強們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慮恐懼可想而知。隨著漢城局勢日益緊張，袁不顧總署和李鴻章的勸阻，自6月29日起，連續致電北洋，陳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國。李鴻章對此不置可否，隻是將其電文轉陳總署，但不表態的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表明李對袁在關鍵時刻沉不住氣的表現不以為然。7月4日，總署復電指示李鴻章，“袁道想馬上降旗回國，反而好像與日本國失和，辦法倉促有失國體，希望速發電製止，萬勿輕舉妄動”;李將電稿轉發袁世凱，自己隻加了“應遵辦”三字。次日鑑於形勢嚴峻，袁再電北洋，詳細報告目前情勢和自己的分析：
外交“雙簧” [五]
日兵萬人分守漢城，四路各要害及我軍由陸地前來(漢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運彈丸、雷械甚多，兵帳、馬廄架備多處，觀其舉動，不但無撤兵息事意，似將有大兵續至。日本蓄謀已久，其誌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聽;如隻調處，恐無益，徒誤我軍機。日雖答應不先開釁，然而削除我宗藩體製，控製韓國內政，自難以坐視，阻止他即爭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詐，以大兵來，豈肯空手回去?要想尋釁，何愁找不到機會?葉軍居於牙(山)難以接濟。日本一再加兵，(意圖)顯露無忌，應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載往鴨綠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舉。韓國既報稱匪平，我先撤亦無損害，況且天津條約日本已經違反，我應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駐軍與日本持續到來之兵相持，爭端一開，連退路都沒有了。
從袁此封電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棄其在朝權益，戰爭勢不可免。所謂列強調處隻會“徒誤我軍機”;日本既已決心強占朝鮮，中國要麽主動撤軍，要麽立刻增兵備戰，別無其他選擇。用兵就必須製敵機先，無須顧忌由哪一方開釁。根據這一分析判斷，袁再次向李鴻章請求撤使回國：
凱在此已無辦法，徒受困辱，擬赴津麵稟詳情，佐籌和戰。倘蒙允許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紹儀)暫代。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棄通過列強調停解決朝鮮問題的幻想，7月7日，竟以聖旨的形式拒絕了袁的請求：“現在韓日情勢未定，袁世凱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與各國駐韓使臣商議事件亦較熟悉，著毋庸調回，欽此75。”袁一再請調回國，卻因為他在朝鮮人太熟，關係太多，無人能夠替代而屢屢為朝廷所拒絕，不由得急火攻心，發起燒來，袁馬上託病躺倒，委託唐紹儀代司其職76。袁的想法是，列強調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為，戰爭勢將爆發，滯留險地，徒死無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幹而不放，現在病倒，可謂天從人願;自己不能堅持辦公，又有唐紹儀代替，或許上司會同意自己回國。兩天後，形勢更趨惡化，有駐韓國西方外交官遭到日軍毆打的事件發生，官邸的雇員因害怕日軍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電李鴻章請求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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