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老師見麵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正聯手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誤大局。你於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門生隻是為此，特來求教。”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我道：“門生也沒打什麽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我隻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慢慢才開口說：“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我想不對，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說：“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捋須不已，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打動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說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致於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碰了這釘子，受了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然回心細想，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回答說：“是，是，門生準定尊奉老師的訓示辦理。”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而且還有很大收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65
然而在19世紀殖民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同豺狼講誠信可乎?曾、李均由進士而翰林，飽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以誠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應為，但以此作為對待列強的法寶，未免迂闊。實際上李鴻章在外交上也並未完全遵循曾國藩的教誨，而是“與洋人交，略為參用痞子手段”;看他對待更為弱小的朝鮮的所為和對大行外交權術的袁世凱的倚重，就可知所謂“誠”字完全是迷惑列強的障眼法。但不知什麽原因，李獨對貌似謙恭，內藏詭詐的伊藤懷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談判時，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後反而致函總署稱讚伊藤是個人才，頗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東學黨的起義已如火如荼，詭譎如伊藤者能不知道?個人的私交再好，在國家利益衝突麵前也要讓步。李鴻章一誤再誤，事後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約的產生，貽害無窮。當然中國外交失敗的責任也不應全由李鴻章來負，國家外強中幹，辦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來，外交鬥爭歸根結底也是國家實力的較量。相反，袁世凱的頭腦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縱橫捭闔的權術在朝鮮的外交戰場上一直沒落下風，但真到了兵戎相見之際，沒有強有力的軍事為後盾，他亦陷入困境，難有作為了。
6月9日，大鳥率四百名日軍抵達仁川，翌日到達漢城;同時，派赴朝鮮平亂的聶士成、葉誌超部清軍也相繼抵達距漢城一百五十餘裏的牙山。此時，東學黨被政府軍打敗，又迫於清軍大兵壓境，內部產生了分裂，全?準遂與政府軍議和，並於6月12日率起義軍退出全州。由於動亂趨於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並會晤大鳥圭介，據袁發給北洋的電報，雙方會談情況如下：
凱謂，韓國亂事已漸平，我國兵擬早撤，以免暑雨。如果聽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將增兵前來。因相互防備，必生嫌隙。倘若在韓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來候收漁利，不但韓國危急，對中國日本亦必有損。中日和睦，亞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輩奉使，應統籌全局以利國家，豈可效武夫慶幸多事?我深知必無利，故尚未調一兵來漢(城)。大鳥回答說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見解。我國政府把韓國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從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豈能願意生事?……我們二人就此約定，我除八百(士兵)外盡力阻止增兵，你也發電阻止中國增兵，我二人在這裏必可推誠商辦。66
袁所貫徹的是清廷和李鴻章的意圖：韓亂將平，雙方可依《天津條約》同時撤軍，相安無事。大鳥則完全是虛以委蛇。早在5月，日軍即已秘密動員。6月1日(舊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鮮正式向清廷請援的當日，即召開了內閣會議，並請日軍參謀總長等軍方要人參加，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名出兵朝鮮。其行動策略是：在外交上“盡可能居於被動者地位，事事使中國成為主動者”，“極力避免和第三國發生糾葛”;在軍事上“力爭居主動地位，一切要先發製人，以便處處陷中國於不利地位67。”會後即著手組成指揮戰爭的大本營。朝鮮國內局勢穩定後，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軍，而是訓令大鳥按原定計劃繼續增兵朝鮮。大鳥之所以與袁訂約，為的是在朝日軍人數還不足以形成對清軍的壓倒性優勢之前，麻痹中國，延緩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據先機。在此次約定之後，日本仍源源不斷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軍已有陸軍萬人，兵艦七艘，集中在仁川、漢城一帶，構築工事，準備作戰。
日軍在朝鮮站穩腳步之後，即按其既定方針，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三端建議：(1)日、中共同會剿東學黨;(2)日、中共同改革朝鮮內政和稅務;(3)日、中共同訓練朝鮮軍隊。三端之外還有兩個附加條件，即無論清廷同意與否，日本決不撤軍;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日本將獨力進行68。李鴻章則指示駐日公使汪鳳藻，“韓賊已平，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乙酉伊藤與我訂約，事定撤回。又，日韓條約承認韓國自主，尤其沒有幹預內政之權，均難於條約之外另商辦法”，拒絕了日本的建議69。李鴻章試圖以公法和條約製約日本，孰不知日本對此有利於己則用，不利於己則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兩國間的條約視同無物。李鴻章見中日交涉撤軍已不可能，遂轉而求助於列強調停，迫日撤軍。此後一段時間內朝鮮的局麵是：日本積極備戰增兵，中國則無所作為，坐待各國調停。事態的發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動策略進行的，即外交上中國積極，日本消極;軍事上中國消極，日本積極。如果說中國在軍事上本來還有機會的話70，隨著時間的流逝，甲午之戰的敗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錯綜複雜，但外交上的失誤絕對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於潮流與時局，頑固堅持“天朝——四夷”的過時觀念，固步自封，失誤不斷。在朝鮮問題上，不明公法，放棄宗主國之責任於前，不知變通於後，最終陷入了自己沒有準備且不情願進行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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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紀殖民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同豺狼講誠信可乎?曾、李均由進士而翰林，飽受儒家思想的薰陶，以誠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應為，但以此作為對待列強的法寶，未免迂闊。實際上李鴻章在外交上也並未完全遵循曾國藩的教誨，而是“與洋人交，略為參用痞子手段”;看他對待更為弱小的朝鮮的所為和對大行外交權術的袁世凱的倚重，就可知所謂“誠”字完全是迷惑列強的障眼法。但不知什麽原因，李獨對貌似謙恭，內藏詭詐的伊藤懷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談判時，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後反而致函總署稱讚伊藤是個人才，頗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東學黨的起義已如火如荼，詭譎如伊藤者能不知道?個人的私交再好，在國家利益衝突麵前也要讓步。李鴻章一誤再誤，事後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約的產生，貽害無窮。當然中國外交失敗的責任也不應全由李鴻章來負，國家外強中幹，辦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來，外交鬥爭歸根結底也是國家實力的較量。相反，袁世凱的頭腦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縱橫捭闔的權術在朝鮮的外交戰場上一直沒落下風，但真到了兵戎相見之際，沒有強有力的軍事為後盾，他亦陷入困境，難有作為了。
6月9日，大鳥率四百名日軍抵達仁川，翌日到達漢城;同時，派赴朝鮮平亂的聶士成、葉誌超部清軍也相繼抵達距漢城一百五十餘裏的牙山。此時，東學黨被政府軍打敗，又迫於清軍大兵壓境，內部產生了分裂，全?準遂與政府軍議和，並於6月12日率起義軍退出全州。由於動亂趨於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並會晤大鳥圭介，據袁發給北洋的電報，雙方會談情況如下：
凱謂，韓國亂事已漸平，我國兵擬早撤，以免暑雨。如果聽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將增兵前來。因相互防備，必生嫌隙。倘若在韓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來候收漁利，不但韓國危急，對中國日本亦必有損。中日和睦，亞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輩奉使，應統籌全局以利國家，豈可效武夫慶幸多事?我深知必無利，故尚未調一兵來漢(城)。大鳥回答說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見解。我國政府把韓國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從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豈能願意生事?……我們二人就此約定，我除八百(士兵)外盡力阻止增兵，你也發電阻止中國增兵，我二人在這裏必可推誠商辦。66
袁所貫徹的是清廷和李鴻章的意圖：韓亂將平，雙方可依《天津條約》同時撤軍，相安無事。大鳥則完全是虛以委蛇。早在5月，日軍即已秘密動員。6月1日(舊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鮮正式向清廷請援的當日，即召開了內閣會議，並請日軍參謀總長等軍方要人參加，決定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名出兵朝鮮。其行動策略是：在外交上“盡可能居於被動者地位，事事使中國成為主動者”，“極力避免和第三國發生糾葛”;在軍事上“力爭居主動地位，一切要先發製人，以便處處陷中國於不利地位67。”會後即著手組成指揮戰爭的大本營。朝鮮國內局勢穩定後，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軍，而是訓令大鳥按原定計劃繼續增兵朝鮮。大鳥之所以與袁訂約，為的是在朝日軍人數還不足以形成對清軍的壓倒性優勢之前，麻痹中國，延緩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據先機。在此次約定之後，日本仍源源不斷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軍已有陸軍萬人，兵艦七艘，集中在仁川、漢城一帶，構築工事，準備作戰。
日軍在朝鮮站穩腳步之後，即按其既定方針，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三端建議：(1)日、中共同會剿東學黨;(2)日、中共同改革朝鮮內政和稅務;(3)日、中共同訓練朝鮮軍隊。三端之外還有兩個附加條件，即無論清廷同意與否，日本決不撤軍;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日本將獨力進行68。李鴻章則指示駐日公使汪鳳藻，“韓賊已平，我軍不必進剿，日軍更無會剿之理。乙酉伊藤與我訂約，事定撤回。又，日韓條約承認韓國自主，尤其沒有幹預內政之權，均難於條約之外另商辦法”，拒絕了日本的建議69。李鴻章試圖以公法和條約製約日本，孰不知日本對此有利於己則用，不利於己則廢;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兩國間的條約視同無物。李鴻章見中日交涉撤軍已不可能，遂轉而求助於列強調停，迫日撤軍。此後一段時間內朝鮮的局麵是：日本積極備戰增兵，中國則無所作為，坐待各國調停。事態的發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動策略進行的，即外交上中國積極，日本消極;軍事上中國消極，日本積極。如果說中國在軍事上本來還有機會的話70，隨著時間的流逝，甲午之戰的敗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錯綜複雜，但外交上的失誤絕對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於潮流與時局，頑固堅持“天朝——四夷”的過時觀念，固步自封，失誤不斷。在朝鮮問題上，不明公法，放棄宗主國之責任於前，不知變通於後，最終陷入了自己沒有準備且不情願進行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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