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朝鮮發生了東學黨組織的大規模請願活動，全國處於騷動不安之中。東學教是19世紀70年代開始流行於朝鮮的一種民間宗教，其基本教義雜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會平等、反對貪官汙吏和外來思想影響，在農村和下層社會有很大影響。東學教的創始人是崔濟愚，由於其思想傳播愈來愈廣，信徒愈來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將其逮捕，翌年將其殺害並禁止信奉和傳播東學教。但東學教仍在地下傳播與發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農民對政府的不滿，發起了為教祖崔濟愚申冤的活動，希望藉此使東學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餘人赴漢城上書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懲辦貪官汙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號，並在忠清道組織了有數萬人參加的報恩集會，要求廢除取締東學教的禁令，號召廣大教徒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朝鮮統治階層對事態的發展極為震驚，感到單憑安撫已無濟於事，而僅靠自身的力量亦難以鎮壓，遂再次求助於袁世凱和清廷。
袁世凱一向主張早遏亂萌，早在東學教掀起為教主伸冤的活動時，他就“屢次勸韓廷早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漢城上書時，他又建議朝政府要“格外鎮定，毋遽驚惶。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厲其餘，並出示剴切的諭令禁止。”在東學教舉行忠清報恩大集會時，麵對漸成燎原之勢的動亂，朝鮮王室、政府方寸已亂，籌商於袁。袁遂建策“勸其簡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城鎮的貪官汙吏和苛政分別汰除，再調各處練軍到那裏虛張聲勢，顯示將進行征討，並切實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終不遵從，再議進剿58。”但韓廷畏葸不決，經袁再三勸說，並表示願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魚允中帶兵趕往忠清道驅散了東學黨的集會。
就袁世凱為朝鮮政府設計的對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對民間社會動亂有著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斷。對東學黨這類以“神道設教”方式動員組織群眾的民間宗教(類似於中國歷史上之太平道、白蓮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時將其遏製於萌芽之中，往往很快發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個社會的大動亂，歷史上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而消除亂萌的手段就是擒賊先擒王，凡民間宗教運動均建立於對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們建立於這種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會隨之崩潰，整個運動自會土崩瓦解。
凡一種民間宗教運動的興起，多出於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政治的腐敗，鎮壓是治末，改良政治方為治本。袁建議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邑貪吏苛政分別汰除”的用意即在於此。改良政治，消除腐敗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數人的滿意度提高了，對社會的未來、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數野心家就難有作為，歷史上政治開明、國家繁盛時期幾乎沒有動亂的原因即在於此。
當然，動亂已成氣候之際，政治改良緩不濟急，為免於整個社會的崩潰，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樣使用，卻大有學問。舉而不用，通過暴力的震懾作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於對手，你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其次則通過謀略製勝，分化瓦解之，誅殺禍首、脅從不問，袁所建議的即此種方法，其後來在山東鎮壓義和團時用的也是這種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動亂局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議，因朝政府“諸多畏葸，意更遊移”而未能全部採納與實行，東學黨運動在消沉了半年之後，又在全羅道復燃。
1894年3月，全羅道古阜、泰仁兩郡數千東學教徒和農民在全?準領導下舉行了起義，先後成功攻擊了兩郡官署，並向各地廣發檄文，稱：“吾輩舉義至此，決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於塗炭，尊國家於磐石，當內斬貪虐之官吏，外逐橫暴之強敵59”，號召廣大民眾加入起義。5月31日，全?準攻占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聲勢大振，起義勢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慶尚、京畿、江原、黃海等道，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動亂。
早在3月古阜爆發起義時，袁即電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彈壓：
外交“雙簧” [四]
東學邪教聯名訴請韓王盡數驅逐洋人，屢有揭貼榜文，沿西方人門前多端詬詈，聲稱將驅逐殺戮。在漢城的洋人都大為恐慌，……凱屢勸韓國政府嚴厲緝拿懲辦，終畏怯不敢。剛才英國官員禧在明來稱，各國洋員均要求調兵船防範，(禧在明)已告以中國有彈壓責任，應該靜候。請求凱速調數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國的疑懼雲。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國(出麵)彈壓，自然屬於好事，乞即電令水師，迅速派遣兩艘兵船來仁(川)，以盡彈壓之責。60
甲午戰爭後，國人追原禍始，多把引發戰爭的責任歸咎於袁世凱，認為是他的錯誤情報導致李鴻章派兵赴朝平亂，給了日本發動戰爭的藉口。其實，無論清廷派兵與否，日本武力幹涉、控製朝鮮的大計已定，或遲或早都會挑起事端，找到藉口的，如前麵提到的經濟賠償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這種企圖的表現。袁的任務就是控製住朝鮮，阻止列強的滲透和幹預。從袁上述要求派兵的電文看，其動機在於穩定住漢城的局麵，杜絕列強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出兵幹預朝鮮局勢，與朝廷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這也可由他就韓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給李鴻章的電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必不可推卻之舉”;李鴻章也認為，“韓國歸中國保護，其內亂不能自我了結，求中國代其戡亂，自為上國體麵”，建議派陸海軍赴朝平亂61。而且李鴻章之相信日本不會出兵，也是日本人積極誘使的結果62。至於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為其出兵朝鮮的藉口，其遠因恰在於十年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定的《天津條約》中給了日本人這種藉口。6月7日，在接到清駐日公使汪鳳藻關於清廷派兵赴朝鮮平亂照會的第二天，日外務省即復照宣稱，日本將依照《天津條約》之規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駐華代理公使、駐天津領事也分別照會清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宣布根據《天津條約》，中國出兵，日本亦將出兵“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63。”而實際上在接到清廷照會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護送日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遣海軍陸戰隊400名隨其赴朝了。
《孫子兵法》曰：兵者，詭道也。其實政治、外交又何嚐不是詭道!日本謀占朝鮮，處心積慮已二十餘年，計劃、準備十分周密。東學黨起事後，日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團體玄澤社，派內田良平等黨徒赴朝鮮打入東學黨內部，以同情起義者的姿態推波助瀾，並企圖將運動鋒芒由“逐洋滅倭”引至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清廷勢力方麵。袁對此有所覺察，而李鴻章猶認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韓匪起事。來電似尚不知韓國有內匪也。……伊藤與我交好，並非虛偽64。”外交之詭道的表現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背後隱藏著的是爾虞我詐的利益爭奪，辦外交幾十年的李鴻章怎會看不透?其實這裏還有一段故事。李鴻章甲午兵敗後失勢，僅掛個總署大臣的名義略備顧問而已，居住在京城賢良寺，也是門庭冷落。閑下來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聊天，曾話及曾國藩在辦外交上對他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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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向主張早遏亂萌，早在東學教掀起為教主伸冤的活動時，他就“屢次勸韓廷早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漢城上書時，他又建議朝政府要“格外鎮定，毋遽驚惶。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厲其餘，並出示剴切的諭令禁止。”在東學教舉行忠清報恩大集會時，麵對漸成燎原之勢的動亂，朝鮮王室、政府方寸已亂，籌商於袁。袁遂建策“勸其簡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城鎮的貪官汙吏和苛政分別汰除，再調各處練軍到那裏虛張聲勢，顯示將進行征討，並切實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終不遵從，再議進剿58。”但韓廷畏葸不決，經袁再三勸說，並表示願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魚允中帶兵趕往忠清道驅散了東學黨的集會。
就袁世凱為朝鮮政府設計的對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對民間社會動亂有著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斷。對東學黨這類以“神道設教”方式動員組織群眾的民間宗教(類似於中國歷史上之太平道、白蓮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時將其遏製於萌芽之中，往往很快發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個社會的大動亂，歷史上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而消除亂萌的手段就是擒賊先擒王，凡民間宗教運動均建立於對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們建立於這種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會隨之崩潰，整個運動自會土崩瓦解。
凡一種民間宗教運動的興起，多出於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政治的腐敗，鎮壓是治末，改良政治方為治本。袁建議派“公正重臣前往撫輯，將各邑貪吏苛政分別汰除”的用意即在於此。改良政治，消除腐敗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數人的滿意度提高了，對社會的未來、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數野心家就難有作為，歷史上政治開明、國家繁盛時期幾乎沒有動亂的原因即在於此。
當然，動亂已成氣候之際，政治改良緩不濟急，為免於整個社會的崩潰，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樣使用，卻大有學問。舉而不用，通過暴力的震懾作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無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於對手，你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其次則通過謀略製勝，分化瓦解之，誅殺禍首、脅從不問，袁所建議的即此種方法，其後來在山東鎮壓義和團時用的也是這種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動亂局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議，因朝政府“諸多畏葸，意更遊移”而未能全部採納與實行，東學黨運動在消沉了半年之後，又在全羅道復燃。
1894年3月，全羅道古阜、泰仁兩郡數千東學教徒和農民在全?準領導下舉行了起義，先後成功攻擊了兩郡官署，並向各地廣發檄文，稱：“吾輩舉義至此，決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於塗炭，尊國家於磐石，當內斬貪虐之官吏，外逐橫暴之強敵59”，號召廣大民眾加入起義。5月31日，全?準攻占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聲勢大振，起義勢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慶尚、京畿、江原、黃海等道，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動亂。
早在3月古阜爆發起義時，袁即電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彈壓：
外交“雙簧” [四]
東學邪教聯名訴請韓王盡數驅逐洋人，屢有揭貼榜文，沿西方人門前多端詬詈，聲稱將驅逐殺戮。在漢城的洋人都大為恐慌，……凱屢勸韓國政府嚴厲緝拿懲辦，終畏怯不敢。剛才英國官員禧在明來稱，各國洋員均要求調兵船防範，(禧在明)已告以中國有彈壓責任，應該靜候。請求凱速調數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國的疑懼雲。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國(出麵)彈壓，自然屬於好事，乞即電令水師，迅速派遣兩艘兵船來仁(川)，以盡彈壓之責。60
甲午戰爭後，國人追原禍始，多把引發戰爭的責任歸咎於袁世凱，認為是他的錯誤情報導致李鴻章派兵赴朝平亂，給了日本發動戰爭的藉口。其實，無論清廷派兵與否，日本武力幹涉、控製朝鮮的大計已定，或遲或早都會挑起事端，找到藉口的，如前麵提到的經濟賠償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這種企圖的表現。袁的任務就是控製住朝鮮，阻止列強的滲透和幹預。從袁上述要求派兵的電文看，其動機在於穩定住漢城的局麵，杜絕列強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出兵幹預朝鮮局勢，與朝廷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這也可由他就韓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給李鴻章的電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必不可推卻之舉”;李鴻章也認為，“韓國歸中國保護，其內亂不能自我了結，求中國代其戡亂，自為上國體麵”，建議派陸海軍赴朝平亂61。而且李鴻章之相信日本不會出兵，也是日本人積極誘使的結果62。至於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為其出兵朝鮮的藉口，其遠因恰在於十年前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定的《天津條約》中給了日本人這種藉口。6月7日，在接到清駐日公使汪鳳藻關於清廷派兵赴朝鮮平亂照會的第二天，日外務省即復照宣稱，日本將依照《天津條約》之規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駐華代理公使、駐天津領事也分別照會清總理衙門和李鴻章，宣布根據《天津條約》，中國出兵，日本亦將出兵“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63。”而實際上在接到清廷照會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護送日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遣海軍陸戰隊400名隨其赴朝了。
《孫子兵法》曰：兵者，詭道也。其實政治、外交又何嚐不是詭道!日本謀占朝鮮，處心積慮已二十餘年，計劃、準備十分周密。東學黨起事後，日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團體玄澤社，派內田良平等黨徒赴朝鮮打入東學黨內部，以同情起義者的姿態推波助瀾，並企圖將運動鋒芒由“逐洋滅倭”引至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清廷勢力方麵。袁對此有所覺察，而李鴻章猶認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韓匪起事。來電似尚不知韓國有內匪也。……伊藤與我交好，並非虛偽64。”外交之詭道的表現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背後隱藏著的是爾虞我詐的利益爭奪，辦外交幾十年的李鴻章怎會看不透?其實這裏還有一段故事。李鴻章甲午兵敗後失勢，僅掛個總署大臣的名義略備顧問而已，居住在京城賢良寺，也是門庭冷落。閑下來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聊天，曾話及曾國藩在辦外交上對他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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