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王聽信廿餘個小人,時時密商於韋貝,韓國將不附屬於中國,如果中國不允許,請俄派兵相助保護。韋貝遲疑未許,說恐怕中國先動兵。韓國的小人說,中國兵無用,如俄國兵來,中國兵必退。韋貝許以三思再定。正逢閔泳翊回宮,韓王使他決斷此事,他知道韓國朝廷蓄意已久,這群小人固結太深,如違背此意,不但會為韓王所疏遠,而且將為群小所害,徒死無益。不如佯作順從引俄之議而背地秘密通知中國,即藉中國之力盡除群小。有這樣的變化,才可以持久。


    次日,袁即建策北洋:


    力持依附俄國者乃金嘉鎮、鄭秉夏諸小人耳,然亦不過迎合韓王的心意藉以為進身之階。如果僅除掉諸小人,也還是不能清其本源而杜絕後患。暗查韓王現在祈求西方國家的保護,要求(與各國)一樣平等,時時以三千裏山河臣服於中華為恥,群小因而附和,以至鼓惑日深。甲申事誤於引日拒華之議,近年來謬於引俄背華之議。自從撤去金允植,而引俄之議遂決,所以會這樣,韓王首先有此意向而群小隨之附和而已。


    聖朝駕馭屬國,惟盡仁義,從韓國來看,以為(我)礙於各國不能把它怎樣,漸漸嚐試滋長,以至沒有忌憚。以世凱管見,韓國縱然送文件於俄國,俄兵未必能速來;不如待其引俄主張暴露,中國先派水師,少量搭載步兵,奉旨迅速東渡,廢了這個昏君,另立李氏王族中的賢者。隨後以數千士兵繼續東渡,俄國見中國兵已先入,韓國另易新君,或可平息事態。……如能明降諭旨,再由憲(指李鴻章)授諭大院君相助,三五日即可安定,還不難辦。如待俄兵先入,恐怕中國難以措手。23


    袁密電中將欲圖自主的韓國君臣稱作“昏君”、“群小”,提出以“廢昏立賢”扭轉朝鮮的離心傾向,充分反映出清廷對弱小國家民族的帝國主義嘴臉。但如前所述,本書主旨不在於明辨外交上的是非,故對此不予置評。通俄密函事件,事後證明為英國駐朝總領事貝克錄製造的騙局,意在離間中俄關係。但袁、李處理該事件的所作所為,亦可見清廷對朝鮮實施政治幹涉之一般。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袁世凱在麵對突發的重大事變時,具有很強的應變和籌劃大局的能力。首先,他指明問題之癥結在韓王,不去韓王,不能扭轉局麵,而這隻能以武力完成;其次,欲擒故縱,待韓聯俄跡象明顯之後,清廷可利用地理位置近的優勢製敵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實施政變,造成既成事實,使俄難有幹預的藉口;至於善後,可推出大院君,將早已安排好的這著棋付諸實用,而英、日等國均反對俄國介入朝鮮事務,幹涉的可能性不大。


    袁之對策頗得李鴻章青睞,他於8月13日(舊曆七月十五日)致函總署,認為,“機緘已露,礙難遷就,恐非誅亂黨、廢國君,無以挽回局勢”,建議允許袁世凱與大院君“籌商一切,如果大院君有誅戮亂黨的能力,即支持他一麵正名誅除群小,一麵電報北洋,由鴻章相機酌辦”。但由於剛與日本簽定的《天津條約》中有一方出兵朝鮮,必先通知另一方的約定,為穩妥起見,李建議“令徐承祖(時為駐日公使)知照該國外務省,再派兵東渡,以資鎮懾。到時應否簡派欽差使臣,修廢立之事,須俟察看情形,請旨定奪24。”而慈禧於8月17日下達的懿旨為:“此時情事未定,先以整軍備俄為主”,但允許李鴻章“酌調兵輪,赴朝鮮海麵,不時操巡,以聯聲勢25”。李即下令丁汝昌出動北洋艦船赴朝鮮近海巡視,同時準備運兵船隻,並電告袁世凱。


    但袁不是那種奉命惟謹的人,他的作風是快,所以不待朝命就行動起來。先是,他發現俄使向其國內發送長篇電報,因電線損壞未能發出,當即命令報務今後應藉口電線未修好阻其向俄國發送電報(由於朝鮮之電報業務操縱於清廷手中,故中國占有信息通訊上的優勢)。袁懷疑俄使所欲發出的即韓俄密約,為抓到證據,遂強使其在宮中的內線閔泳翊盜出密件,閔於是交出一份以領議政大臣沈舜澤署名的致俄使韋貝的密函,內容是朝鮮欲行獨立自主,請俄國協助並派兵艦保護等等。袁以為抓到真憑實據,一麵火速電告北洋,要求搶在俄國之前發兵,一麵虛張聲勢,於8月14日在官邸宴請朝鮮軍政大員時出示偽造的清廷電報,稱“金州七十二營今午乘輪赴高麗王京”,並對朝鮮背清聯俄,私通密函之事大發雷霆“厲辭責問,喻以利害,俱悚懼,馳入宮”;袁也隨後進宮麵見國王,要求“速肅清君側之奸臣,以緩和局勢”。朝鮮君臣不明就裏,十分驚慌。15日,大院君來訪,袁繼續施加壓力,“凱告以大義,囑付他赴宮泣奏韓太妃,痛陳利害。”數日之內,朝鮮政府大臣沈舜澤、金弘集等穿梭往返於王宮與袁的官邸之間,反覆解釋實無此事,袁提出“索還文憑,查辦小人”,否則天朝將興兵問罪。國王遂於16日將金嘉鎮、趙存鬥、金鶴羽、金養默等主張聯俄大臣免職,但密約一事,朝、俄雙方均予否認,形成僵局。而袁世凱見“赤手舌戰”,已不足以震懾,遂接連致電李鴻章,請求“速派大員率兵查辦”,他認為,“此時臣民發生內訌,舉國鼓譟沸騰,如果有五百士兵,必可廢黜國王擒拿群小,押解到天津聽候詢問26。”北洋方麵在接到袁的報告後即通過使館通告日本,查詢俄國,日本不以為然,俄國則一口否認,而朝鮮君臣則堅持所謂的密函為小人所偽造,而盜出密函的閔泳翊也出走煙臺,出兵一事遂失去根據,最後不得不以朝政府聲明密函作廢,派使臣赴北洋辯誣草草了事27。整個事件過程中袁的高壓、恫嚇和專擅做法引發了不少非議,特別是日俄等國使節,使總署對袁的表現感到不滿;李鴻章則再次予袁以有力的保護,在致總署的信函中,他暗示,比袁更優秀的人才並不容易物色:


    外交“雙簧” [二]


    各國駐韓使節趨向不一,日來頗怪袁世凱多事,大概都有嫉妒韓國為我屬國之意。……袁守精明而剛躁,鴻章經常剴切諭以鎮靜勿擾,但因壬午、甲申兩次定亂,該守身在行武之間,頗有德於韓民,情形亦較熟悉,變通用之。隻是他在洋務方麵素少歷練,年齡資格也較輕,誠如鈞諭,宜預先估量通達洋務者,作為他日替換的人選,但這是篇難作的文章題目,通達的人才也是不易得到的。28


    平心而論,袁窮竭其智計、手段維護國家(清廷)在朝鮮之利權,原係職責所在,他無非是想幹得更漂亮些,本無可厚非,何況當時袁尚不滿三十,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袁若手中有兵,想必會如甲申一樣當機立斷,先斬後奏的,其後果如何殊難逆料,歷史或會與後來之麵目有所不同。歷史就是這樣,冒險犯難,成功了謂其有膽有識,失敗了則謂其僨事辱國,不當其事責者盡可以大發事後之議論,但身歷其境,議論者的表現或遠不如當事者。故談史論人,若中肯必心存恕道,即設身處地是也。李鴻章當國數十年,深識其中甘苦,故能對袁之實心辦事瞭然於心,一力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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