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看，當初袁世凱選擇從軍，而不是投奔李鴻章幕府的決定無疑是明智的抉擇，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於計算的頭腦。其一，兩次鄉試落榜後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舉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於從軍後即不再動搖，主動放棄了壬午年的大考機會，隨軍東渡朝鮮。其二，自己無科舉功名，在李鴻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視，而且書牘文案非其所長，於此出頭幾乎沒有可能。故雖有薦書，亦予以放棄。此為自知之明。李鴻章位望雖高，但與袁素不相識;吳長慶局麵雖小，但更重故人情誼，而且吳幕人才相對少，更易嶄露頭角。如投奔李鴻章，必依附已在李鴻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齡，為避嫌疑，乃叔必會時時管束，事事小心，難得有放手表現的機會，並且循勞績和年資升遷，遠不如軍功快速。北洋衙門大，雖可慰虛榮而無裨益於實際;吳處機會多，自然投吳。正所謂“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由此可見袁頭腦實際，工於算計的一麵。以袁之辦事處世的能力而言，他無疑具有領袖人物的潛質，所缺乏的隻是表現施展的機會而已。無論局麵大小，隻要給以機會，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鮮的變亂所帶來的機會，若無吳長慶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凱是不可能以才幹見知於李鴻章，終得大用的。古人雲，良臣擇主而事，良鳥擇木而棲。所以，投靠什麽人，走哪條路，在人生事業的抉擇上是至關重要的。古人又雲，人生貴早立誌。早立誌，早成功。袁世凱立誌走事功之路，又擇人得當，其成功實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說就發端於此次抉擇。
1885年11月13日(舊曆十月七日)，袁世凱以“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大臣”的名義再赴漢城，比起陳樹棠，雖然隻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權比陳大得多。舉凡朝鮮外交內政諸多事務，袁均有權過問，實際上等於北洋衙門的常駐代表。此後直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誠如蔣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20。為什麽這樣說呢?由於李鴻章倡導洋務，是高層中僅有的具有外交經驗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對李幾乎可說是言聽計從。清人劉體仁在其筆記《異辭錄》中對此有如下記載：
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諮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校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21
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不過是一駐外使節，又何能左右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呢?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實際上負有全麵的責任，行政、外交、軍事，樣樣要管，公務極為繁忙。對於朝鮮政策的製定和決策，全要依賴作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凱提供信息，分析情勢，執行決策。而袁世凱有一大特點，即對人對事均有自己的主見，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線，消息靈通，足智多謀，所提建議多出於實際，這正是李鴻章所需要的。從現存文獻來看，袁、李電函往來之頻繁，遠過於其他駐外使節，而袁之建議也多為李氏所採納。不同之處在於，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輕氣盛，更傾向於對朝鮮採取高壓政策。二者在對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頗有文武張馳、默契無間的特點。
當然，清廷對朝的所謂外交政策，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也是一種根本無視朝鮮之主權，粗暴幹涉其內政外交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但在19世紀，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傳統觀念，根本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在清廷看來，加強對朝鮮的控製，維持傳統的宗藩體製以抵禦列強對滿洲的覬覦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所謂是非亦由出發點之不同而不同，由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於今仍不免如此。故筆者對李、袁之朝鮮政策，隻能肯定其為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宜其受到朝鮮的抵製和反抗。對李、袁之作為本身之是非對錯，則置於具體歷史環境之中加以判斷評論。否則二十五史中眾多歷史人物與事件，除貼標籤一法而外，實在難以置評了。
袁世凱自投筆焚詩，立誌從戎起，其所作所為頗類似於漢代的班超。班超投筆從戎，以三十六騎進軍西域，縱橫捭闔三十年，使大漢聲威普被西極，拜將封侯，榮歸故裏，是古今傳誦的英雄。袁之選擇從軍，未始不受此激勵，而他若生於國家強盛之時，也未始不能成為立功異域的英雄。但他所處之時代，是老大帝國風雨飄搖的暮年;他所麵對的敵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類的落後民族，而是製度先進、國力強盛且武器精良的諸多列強。班超之成功，一在於其後有一強大帝國作為後盾，二在於他可跟據實際需要合縱連橫，交替使用招撫與誅殺的手段達到目的。而袁世凱則上述兩條都不具備，他所掌握的資源僅隻是大清帝國在朝鮮的餘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樹立起來的威望而已。由於瘸著軍事這一條腿，僅靠外交手段實現控製屬國的使命，較之班超當年無疑要困難得多。然而當時的世凱躊躇滿誌，抱負不凡，並不覺得有多大難處。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後，通過《中日天津條約》獲得了中日共管朝鮮事務的權利，成為日後幹涉朝鮮事務的張本。而伊藤老謀深算，又提出了暫不與中國爭奪朝鮮，反之鼓勵中國全麵介入朝鮮，日本既可以此抵製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又可埋頭發展充實國力，以待將來與清廷決戰的方針。日本外相井上馨據此製定了《朝鮮外務辦法》，建議清廷與日本協商共管朝鮮，但除撤換陳樹棠、釋還大院君，啟用親華大臣等有利於清廷的條款被採用外，協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當時清廷的對朝政策有三種選擇：
一、“監國論”，以清流派為主，如張謇、張佩綸、鄧承修、袁世凱等，主張或收朝鮮為郡縣，或派大員代行國政。由於朝鮮開放後，列強多已與朝建交，此舉必將引發列強的幹預，故為清廷和李鴻章所拒絕。
二、“中立論”，由德國駐朝鮮領事提出。主張由中、俄、日三國聯合保證朝鮮中立。李鴻章原來頗有意於此，但中立意味著不再從屬於中國，故被清廷以“不合體製”而拒絕。
三、可稱之為“控製論”，是上述兩種方案的折中，具體表現為：政治幹預，外交監控，財政扼製。此方案亦為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主持，袁世凱在朝鮮積極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漢城(1885年11月15日)，發現朝鮮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此時日本在朝鮮採取低姿態，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勵清廷出頭抵製俄國對朝鮮的滲透。而由於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後黨集團離心傾向日趨嚴重，親華的大臣或被排擠，或無實權，從國王、閔妃到政府內的多數大臣均傾向於聯俄拒清，“孤行己意，毫無忌憚，天朝的話不尊從，上憲(指李鴻章)的教誨不畏懼。(世)凱反覆勸導，還是表麵聽從內心違背，極不願意中國幹涉其事22。”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鮮的聯俄趨向。本來，積極鼓吹聯俄並為朝、俄牽線搭橋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離開朝鮮，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備金玉均等開化派殘餘勢力的死灰復燃上麵，卻忽於7月25日(舊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後黨親華成員閔泳翊的密報，說政府已屢屢派人赴俄公使韋貝處要求保護，並可能有文字密約。袁即電告北洋，同時囑閔進一步查明實情並將密約文本搞到手。8月5日(舊曆七月六日)閔再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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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1月13日(舊曆十月七日)，袁世凱以“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大臣”的名義再赴漢城，比起陳樹棠，雖然隻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權比陳大得多。舉凡朝鮮外交內政諸多事務，袁均有權過問，實際上等於北洋衙門的常駐代表。此後直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誠如蔣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20。為什麽這樣說呢?由於李鴻章倡導洋務，是高層中僅有的具有外交經驗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對李幾乎可說是言聽計從。清人劉體仁在其筆記《異辭錄》中對此有如下記載：
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諮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校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21
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不過是一駐外使節，又何能左右清廷對朝鮮的政策呢?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實際上負有全麵的責任，行政、外交、軍事，樣樣要管，公務極為繁忙。對於朝鮮政策的製定和決策，全要依賴作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凱提供信息，分析情勢，執行決策。而袁世凱有一大特點，即對人對事均有自己的主見，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線，消息靈通，足智多謀，所提建議多出於實際，這正是李鴻章所需要的。從現存文獻來看，袁、李電函往來之頻繁，遠過於其他駐外使節，而袁之建議也多為李氏所採納。不同之處在於，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輕氣盛，更傾向於對朝鮮採取高壓政策。二者在對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上頗有文武張馳、默契無間的特點。
當然，清廷對朝的所謂外交政策，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也是一種根本無視朝鮮之主權，粗暴幹涉其內政外交的帝國主義的政策。但在19世紀，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傳統觀念，根本不知民族國家為何物。在清廷看來，加強對朝鮮的控製，維持傳統的宗藩體製以抵禦列強對滿洲的覬覦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所謂是非亦由出發點之不同而不同，由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於今仍不免如此。故筆者對李、袁之朝鮮政策，隻能肯定其為傳統的帝國主義政策，宜其受到朝鮮的抵製和反抗。對李、袁之作為本身之是非對錯，則置於具體歷史環境之中加以判斷評論。否則二十五史中眾多歷史人物與事件，除貼標籤一法而外，實在難以置評了。
袁世凱自投筆焚詩，立誌從戎起，其所作所為頗類似於漢代的班超。班超投筆從戎，以三十六騎進軍西域，縱橫捭闔三十年，使大漢聲威普被西極，拜將封侯，榮歸故裏，是古今傳誦的英雄。袁之選擇從軍，未始不受此激勵，而他若生於國家強盛之時，也未始不能成為立功異域的英雄。但他所處之時代，是老大帝國風雨飄搖的暮年;他所麵對的敵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類的落後民族，而是製度先進、國力強盛且武器精良的諸多列強。班超之成功，一在於其後有一強大帝國作為後盾，二在於他可跟據實際需要合縱連橫，交替使用招撫與誅殺的手段達到目的。而袁世凱則上述兩條都不具備，他所掌握的資源僅隻是大清帝國在朝鮮的餘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樹立起來的威望而已。由於瘸著軍事這一條腿，僅靠外交手段實現控製屬國的使命，較之班超當年無疑要困難得多。然而當時的世凱躊躇滿誌，抱負不凡，並不覺得有多大難處。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後，通過《中日天津條約》獲得了中日共管朝鮮事務的權利，成為日後幹涉朝鮮事務的張本。而伊藤老謀深算，又提出了暫不與中國爭奪朝鮮，反之鼓勵中國全麵介入朝鮮，日本既可以此抵製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又可埋頭發展充實國力，以待將來與清廷決戰的方針。日本外相井上馨據此製定了《朝鮮外務辦法》，建議清廷與日本協商共管朝鮮，但除撤換陳樹棠、釋還大院君，啟用親華大臣等有利於清廷的條款被採用外，協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當時清廷的對朝政策有三種選擇：
一、“監國論”，以清流派為主，如張謇、張佩綸、鄧承修、袁世凱等，主張或收朝鮮為郡縣，或派大員代行國政。由於朝鮮開放後，列強多已與朝建交，此舉必將引發列強的幹預，故為清廷和李鴻章所拒絕。
二、“中立論”，由德國駐朝鮮領事提出。主張由中、俄、日三國聯合保證朝鮮中立。李鴻章原來頗有意於此，但中立意味著不再從屬於中國，故被清廷以“不合體製”而拒絕。
三、可稱之為“控製論”，是上述兩種方案的折中，具體表現為：政治幹預，外交監控，財政扼製。此方案亦為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主持，袁世凱在朝鮮積極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漢城(1885年11月15日)，發現朝鮮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此時日本在朝鮮採取低姿態，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勵清廷出頭抵製俄國對朝鮮的滲透。而由於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後黨集團離心傾向日趨嚴重，親華的大臣或被排擠，或無實權，從國王、閔妃到政府內的多數大臣均傾向於聯俄拒清，“孤行己意，毫無忌憚，天朝的話不尊從，上憲(指李鴻章)的教誨不畏懼。(世)凱反覆勸導，還是表麵聽從內心違背，極不願意中國幹涉其事22。”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鮮的聯俄趨向。本來，積極鼓吹聯俄並為朝、俄牽線搭橋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離開朝鮮，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備金玉均等開化派殘餘勢力的死灰復燃上麵，卻忽於7月25日(舊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後黨親華成員閔泳翊的密報，說政府已屢屢派人赴俄公使韋貝處要求保護，並可能有文字密約。袁即電告北洋，同時囑閔進一步查明實情並將密約文本搞到手。8月5日(舊曆七月六日)閔再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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