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函事件雖不了了之，但亦暫時遏止了朝鮮王室聯俄拒清的勢頭，李、袁也趁勢繼續施加壓力。9月30日(舊曆九月三日)李鴻章致信朝鮮國王，囑其“事大國當誠心，交鄰邦當慎重，君子當親近，小人當疏遠。……倘不懲前毖後，力圖振刷，四維不張，(我)私下憂慮無以為國29。”袁世凱亦於同日應韓國諸臣之請，麵見國王，“筆談至夜始歸，親手遞交十款四條，切實勸戒，反覆比喻。王頗自怨自艾，認過改悔30”。從袁之十款四條的內容，頗可見北洋和袁世凱對朝鮮局勢和內政之看法。所謂四條，實即以比喻的方式分析朝鮮之現狀，其內容為：
(1)“立國如立室”。“中國看待朝鮮，(就像)一院之中的東偏房。東邊的屋室傾覆，則中間屋室的廳堂必暴露於外。世凱(就好像)派在東偏房的看門人，看到東邊屋室將倒塌，(於是)每天在居於此室者之前呼叫說：你的屋室應緊急修理，不然必會倒塌。聰明人聽到此話，知道此言不謬，忻然答應。糊塗人則視之漠然，反而說東邊屋室即使倒塌，與你有什麽相幹?於是就此吵鬧不休，不但不答應，而且很討厭並想要趕走他。”
(2)“朝鮮如破舟”。舟的“木質已朽腐……必須更換木頭和帆蓬以使它堅固，縱使現在無力重修，也應當隨時查看破漏的地方，設法彌縫。不料同舟有小人貪圖舟中金幣，不但不肯彌縫，而且故意搖擺，使舟沉陷而後可攜金幣以自利。世凱充當修船工匠的角色，已屢次代為修理，殿下及諸臣民全都是舟中人啊，如果舟任意搖擺，倘若舟匠智盡力窮，一時修理不及，舟中人將不知漂流到什麽地方了。”
(3)“治國如醫病”。“朝鮮病入膏肓，……然而良藥苦口，病者不知道其有利於病，因此厭惡而不再用藥。於是有以美味進獻者，病者喜其適口而食之，一食病加劇，再食而病重以至於不可救藥。”
(4)“一國如一身”。“治國者應該先修明內政，後致力外觀。不應該把心思用於粉飾外表，鬆懈荒疏於內政的治理。就好像人天天能夠吃飽，雖然衣服簡陋，也沒有什麽損傷。不然，飢餓不堪，即使天天穿著錦繡華衣，他又如何生存呢?”
“喻言四條”概括言之，以朝鮮為危房、破舟、病人，諷喻其聽從“工匠”(即代表清廷的袁世凱)的勸告與指導是也。以一名外交使節對一國元首作如此訓導，放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之中，會立即造成嚴重的外交後果，但在當時，雙方卻不覺有何不妥，因為這是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的宗藩關係所決定的。把事件、人物置於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條件下，設身處地地加以審視，當不難體會到韓王之屈辱與壓抑、憤懣和不滿，而其內心爭脫束縛，自主獨立的願望隻會愈發強烈與堅定。而在袁世凱則如輔導一冥頑不靈的學生，苦心孤詣，對方卻未必領情。
十款即“時事急務十款”，實即改善內政的指導方針，由此可見清廷幹涉朝鮮內政之全麵，其主要內容是：
(1)“任大臣”。暗示應將被革職的親華的金允植、魚允中等大臣予以重用。
(2)“屏細臣”。指責親日之金玉均、親俄之金嘉鎮等為小人，類似人等均應從君側清除。
(3)“用庶司”。“眾多的事務分任於眾多的部門，而殿下綜理核查其大綱，計其得失，明其賞罰，則不勞而治，不擾而有成。”意思是國王不必事事躬親過問，放手讓下屬做事，提綱契領，無為而治。
(4)“收民心”。“所謂收民心者……如選擇一、二件極有弊害之政，切實努力地去除它們。再由各部門大臣商議推舉賢明的官員，令其與民興利除害，並長久任用他們，以便考察其優劣，民心沒有不像旗幡那樣隨風向化的。”
(5)“釋猜疑”。“如果殿下開誠布公，從衰靡中振作起來，幹綱獨斷，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盡其所長，上下之間的猜疑，(就會)渙然冰釋。”暗示國王應擺脫王妃控製，自理朝政。
(6)“節財用”。“宜先修明內政，開財富之源……等到國家財政充裕，然後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國家富強。如果不度量財賦的多少，而隻追求外觀的奢侈宏大，將使沒有成效的糜費日益增多，財用枯竭而貧弱日趨嚴重。”諷勸國王改掉鋪張浪費、浮華不實的習慣，辦事量力而行。
(7)“慎聽聞”。“聽者必須先審其言能否貼近事理，繼之察其言是否屬實，隻要有人欺騙隱瞞，則明令擯斥放逐到遠方，以清理進言之路。”
(8)“明賞罰”。“賞罰嚴明則政令通行，人心也會翕然歸服”，暗示國王疏遠魚允中、金允植，重用親俄派為用人不當，賞罰不明。
(9)“親中國”。“所謂親密者，並非外表的虛文假套，(雙方)必須以誠相待，兩國一心，沒有辦不好的事情。況且有中國的聲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勵精圖治，力謀富強，難道有什麽不利於朝鮮的嗎?”
(10)“審外交”。“應責成外署，認真周旋，外則盡到禮節，內則示以信用，方可以長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無巨細，必由諸大臣公議處理，則何至於有陰謀，何至於有隱禍，何至於有甲申之變?”意在告誡國王，外交事務應由外署專責辦理，事情無論大小，交由相關部門和大臣們公議，然後再做決定，睦鄰友好可以長久保持，陰謀隱患也無從產生。
在袁世凱，這些無疑都是針對朝鮮內政外交中現有的弊病而發，算得上是耳提麵命，苦口婆心;在國王看來則是無孔不入，箝製、欺負人太甚。清廷傳統的宗藩觀念和體製與近代國際關係及民族主義潮流實在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其實自甲申起，朝鮮與大清國就已是同床異夢了。
10月7日(舊曆九月十日)，袁世凱再以其所作的《朝鮮大局論》呈示朝鮮國王，內容是分析闡述朝鮮對清廷向背之利害關係。文章首先論述朝鮮國小民貧，非託庇強國不足以自存：朝鮮，“萬國中最貧弱之國也”，“當此強鄰逼處之時，(韓)人卻致力於偷安，權衡比較起來，(朝鮮)不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沒有強國的庇蔭，根本難以自存，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論朝鮮不能依附東西方列強之原因：“英、法滅亡他人的國家，覬覦他人的土地，猶如引虎入室”;“德國兵雖強，美國雖富，然而不喜歡生事，不願為他人幫忙，(依附於它們)自保有餘，遠大誌向則未可與議”;“求俄國……那可真是開門揖盜，不知存亡的辦法啊”;“求日本……這是更為糟糕的論調了”。
然後論述朝鮮依附中國的必然性：“朝鮮本來附屬於中國，現今想要背離(中國)轉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離開父母而求他人照顧一樣”。袁世凱接下來列舉朝鮮依附於中國的六點有利之處：
(1)“中韓水陸毗連，……朝發夕至，緩急能通，其勢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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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國如立室”。“中國看待朝鮮，(就像)一院之中的東偏房。東邊的屋室傾覆，則中間屋室的廳堂必暴露於外。世凱(就好像)派在東偏房的看門人，看到東邊屋室將倒塌，(於是)每天在居於此室者之前呼叫說：你的屋室應緊急修理，不然必會倒塌。聰明人聽到此話，知道此言不謬，忻然答應。糊塗人則視之漠然，反而說東邊屋室即使倒塌，與你有什麽相幹?於是就此吵鬧不休，不但不答應，而且很討厭並想要趕走他。”
(2)“朝鮮如破舟”。舟的“木質已朽腐……必須更換木頭和帆蓬以使它堅固，縱使現在無力重修，也應當隨時查看破漏的地方，設法彌縫。不料同舟有小人貪圖舟中金幣，不但不肯彌縫，而且故意搖擺，使舟沉陷而後可攜金幣以自利。世凱充當修船工匠的角色，已屢次代為修理，殿下及諸臣民全都是舟中人啊，如果舟任意搖擺，倘若舟匠智盡力窮，一時修理不及，舟中人將不知漂流到什麽地方了。”
(3)“治國如醫病”。“朝鮮病入膏肓，……然而良藥苦口，病者不知道其有利於病，因此厭惡而不再用藥。於是有以美味進獻者，病者喜其適口而食之，一食病加劇，再食而病重以至於不可救藥。”
(4)“一國如一身”。“治國者應該先修明內政，後致力外觀。不應該把心思用於粉飾外表，鬆懈荒疏於內政的治理。就好像人天天能夠吃飽，雖然衣服簡陋，也沒有什麽損傷。不然，飢餓不堪，即使天天穿著錦繡華衣，他又如何生存呢?”
“喻言四條”概括言之，以朝鮮為危房、破舟、病人，諷喻其聽從“工匠”(即代表清廷的袁世凱)的勸告與指導是也。以一名外交使節對一國元首作如此訓導，放在今日之國際關係之中，會立即造成嚴重的外交後果，但在當時，雙方卻不覺有何不妥，因為這是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的宗藩關係所決定的。把事件、人物置於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條件下，設身處地地加以審視，當不難體會到韓王之屈辱與壓抑、憤懣和不滿，而其內心爭脫束縛，自主獨立的願望隻會愈發強烈與堅定。而在袁世凱則如輔導一冥頑不靈的學生，苦心孤詣，對方卻未必領情。
十款即“時事急務十款”，實即改善內政的指導方針，由此可見清廷幹涉朝鮮內政之全麵，其主要內容是：
(1)“任大臣”。暗示應將被革職的親華的金允植、魚允中等大臣予以重用。
(2)“屏細臣”。指責親日之金玉均、親俄之金嘉鎮等為小人，類似人等均應從君側清除。
(3)“用庶司”。“眾多的事務分任於眾多的部門，而殿下綜理核查其大綱，計其得失，明其賞罰，則不勞而治，不擾而有成。”意思是國王不必事事躬親過問，放手讓下屬做事，提綱契領，無為而治。
(4)“收民心”。“所謂收民心者……如選擇一、二件極有弊害之政，切實努力地去除它們。再由各部門大臣商議推舉賢明的官員，令其與民興利除害，並長久任用他們，以便考察其優劣，民心沒有不像旗幡那樣隨風向化的。”
(5)“釋猜疑”。“如果殿下開誠布公，從衰靡中振作起來，幹綱獨斷，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盡其所長，上下之間的猜疑，(就會)渙然冰釋。”暗示國王應擺脫王妃控製，自理朝政。
(6)“節財用”。“宜先修明內政，開財富之源……等到國家財政充裕，然後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國家富強。如果不度量財賦的多少，而隻追求外觀的奢侈宏大，將使沒有成效的糜費日益增多，財用枯竭而貧弱日趨嚴重。”諷勸國王改掉鋪張浪費、浮華不實的習慣，辦事量力而行。
(7)“慎聽聞”。“聽者必須先審其言能否貼近事理，繼之察其言是否屬實，隻要有人欺騙隱瞞，則明令擯斥放逐到遠方，以清理進言之路。”
(8)“明賞罰”。“賞罰嚴明則政令通行，人心也會翕然歸服”，暗示國王疏遠魚允中、金允植，重用親俄派為用人不當，賞罰不明。
(9)“親中國”。“所謂親密者，並非外表的虛文假套，(雙方)必須以誠相待，兩國一心，沒有辦不好的事情。況且有中國的聲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勵精圖治，力謀富強，難道有什麽不利於朝鮮的嗎?”
(10)“審外交”。“應責成外署，認真周旋，外則盡到禮節，內則示以信用，方可以長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無巨細，必由諸大臣公議處理，則何至於有陰謀，何至於有隱禍，何至於有甲申之變?”意在告誡國王，外交事務應由外署專責辦理，事情無論大小，交由相關部門和大臣們公議，然後再做決定，睦鄰友好可以長久保持，陰謀隱患也無從產生。
在袁世凱，這些無疑都是針對朝鮮內政外交中現有的弊病而發，算得上是耳提麵命，苦口婆心;在國王看來則是無孔不入，箝製、欺負人太甚。清廷傳統的宗藩觀念和體製與近代國際關係及民族主義潮流實在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其實自甲申起，朝鮮與大清國就已是同床異夢了。
10月7日(舊曆九月十日)，袁世凱再以其所作的《朝鮮大局論》呈示朝鮮國王，內容是分析闡述朝鮮對清廷向背之利害關係。文章首先論述朝鮮國小民貧，非託庇強國不足以自存：朝鮮，“萬國中最貧弱之國也”，“當此強鄰逼處之時，(韓)人卻致力於偷安，權衡比較起來，(朝鮮)不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沒有強國的庇蔭，根本難以自存，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論朝鮮不能依附東西方列強之原因：“英、法滅亡他人的國家，覬覦他人的土地，猶如引虎入室”;“德國兵雖強，美國雖富，然而不喜歡生事，不願為他人幫忙，(依附於它們)自保有餘，遠大誌向則未可與議”;“求俄國……那可真是開門揖盜，不知存亡的辦法啊”;“求日本……這是更為糟糕的論調了”。
然後論述朝鮮依附中國的必然性：“朝鮮本來附屬於中國，現今想要背離(中國)轉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離開父母而求他人照顧一樣”。袁世凱接下來列舉朝鮮依附於中國的六點有利之處：
(1)“中韓水陸毗連，……朝發夕至，緩急能通，其勢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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