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漢城條約》的簽訂，並不如李鴻章所願是“本案已結，當不致另生波瀾”;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針，嗣後要求與清廷展開雙邊談判，以討得更多便宜的開端。日本策動並參與政變，本已理虧，在軍事上又是失敗的一方，有什麽資格向勝利者討價還價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協退讓、委曲求全的本質，也把握了正與法國作戰的清政府不願兩線作戰，力求息事寧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離漢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責任、嫁禍於人的信件，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謂的根據。
1884年12月6日(舊曆十月十九日)，袁世凱等帶兵入宮之前，曾致信竹添說明理由：
敝軍與貴部駐此，同係保護國王，昨日朝鮮內亂，殺大臣八九人，現在城內外軍民不服，據報告有入宮環攻貴部的說法。弟恐國王再受驚嚇，又恐貴部遭受圍困，因此才敢率部進宮，一以保護國王，一以援護貴部，別無他意，務請放心，專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時)發出，至末刻(午後1—3時)仍無回信，袁等即於申刻(下午3—5時)帶兵強行入宮。實際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變已徹底失敗後，竹添為推卸責任方復函袁世凱等，聲稱自己是奉韓王手諭入宮護衛，而昨日“會接手翰，未及拆視，貴國兵隊闖入宮門，亂發小槍。弟恐禍及大君主，不得已亦應發小槍，以盡保衛之誼88。”為自己預留退步並嫁禍於人，這是竹添的狡猾之處。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決意主和”，並派伊藤博文(時任日本宮內卿)、西鄉正道為正副使前往中國進行甲申事變善後問題的談判。日本在談判開始前，針對清廷的畏戰心理，大造中國如不從朝鮮撤軍，日本不惜一戰的輿論。先聲恫嚇的同時，伊藤博文又向清駐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說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須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還請英國駐華公使以調解的名義向清廷施加壓力。伊藤途徑上海時，還與在滬的法國公使巴德諾會麵，刻意製造日法欲聯手對付中國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鴻章、吳大翨為對日談判的正、副使，談判於4月2日開始。伊藤根據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項要求：一、清軍撤出朝鮮;二、懲處參與事變的清軍將領;三、撫恤事變中日方商民。這三條的核心是迫使清軍從朝鮮撤軍，因為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日本的圖謀均因清軍的行動而受挫，故把清軍的存在視為實現其目的的最大威脅和障礙。
談判充分反映了當時中國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鮮已獲軍事和政治勝利從而具有優勢的清廷，沒有乘勢追究日方的政變責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談判方案，而是圍繞日方的三條反覆辯難，放棄了主動權。其次，由於朝廷一開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談判中隻有退讓一種選擇，以至於每當日方以罷談回國相威脅時，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讓步，委曲求全。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鴻章主持洋務多年，是當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談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諳於國際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覺，對策失誤，損傷國體，且貽大患於將來。
起初，對日本的三條，清廷的態度是，撤軍一事可以商量，對其他兩條則斷然予以拒絕。在任命李鴻章為談判之全權大臣時，即明確電示:“日人慾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在談判開始後亦曾電示：“朝鮮防營並無錯誤，日使所請懲處，斷不可行。中日兵均有傷亡，兩毋庸議90。”在談判相持不下時，伊藤每每以罷談回國為要挾。4月7日(舊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談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絕賠恤日本商民而“詞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談不妥即要罷談返日。其實，中方同意談判撤軍問題，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達到，他是絕不會退出談判的。但李鴻章卻沉不住氣了，擔心談判破裂，引發戰爭，故於次日向清廷建議：“議處營官、賠恤難民兩層，縱不能悉如所請，須求酌允其一，捭得轉場而固和局。”李認為，“日人最貪小利”，而“即使加恩優恤，諒不過數萬元91。”總署遂於10日(舊曆二月二十五日)回電同意以朝鮮名義“酌加撫恤”，而“此項銀兩可由中國發給朝鮮暫付92。”
其實當時的國際外交並無公理可言，本質上是強權政治;若從國家利益出發，也沒有是非可言;但在國際公法上，卻有是非可言，雖然隻是形式上的，但事關國體，決非銀錢之類的小事。賠償日本人即意味著責任在中國一方。李鴻章不諳國際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雙方集中談判撤軍問題。在伊藤答應日本同時撤兵之後，談判進展順利，李鴻章不知是高興還是為了表現泱泱大國的寬厚通達，犯下了更大的錯誤。他對伊藤說：
我有一個大議論，預先說明。我知道貴國現在無侵占朝鮮之意，以後若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若是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全都應當派兵救護。因為朝鮮關係我兩國，是緊要的藩籬，不得不加以顧慮。目前無事，姑且討論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聞言大喜過望，原想迫使清軍撤兵已屬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諾雙方共同保護朝鮮(由此，朝鮮由中國的附屬國一變而為中日雙方共同的保護國)，遂立刻表態：“中堂所論，光明正大，極有遠見，與我意相同，當謹識勿忘93。”次日，雙方談判和約，中方副使吳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為：“朝鮮本國如有亂黨滋事，該國王若請中國派兵彈壓，自與日本無涉，事定之後，亦即撤兵回國，不再留防94。”日方則堅決反對此款，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五款，核心是兩國共管朝鮮。由於爭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談判為威脅，談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於15日(舊曆三月初一)電示李鴻章再作讓步：“撤兵可以允許，永不派兵不可允許。……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若幹語句下麵，添加‘兩國遇有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後，於當日與伊藤舉行第六次談判，商定條約三款內容。吳大翨的第四款被改為：“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相互行文通知照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對於日方要求懲處駐朝清軍將領一事，李鴻章也答應“戒飭”、“查處”，並以照會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獲全勝，而清廷認為以不多的讓步消彌了爭端，也自覺滿意。
外交爭端，無論如何小事，均關係一國之尊嚴與責任。伊藤以竹添覆信為由無理糾纏，企圖把事變責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應予以嚴厲駁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責任。吳大翨、續昌根據在朝鮮查辦時了解到的事實據理批駁竹添的謊言，伊藤實已理屈辭窮，落了下風。而李鴻章以為可以變通處理，所謂“戒飭”、“查實處理”等等不過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樣文章而已。孰不知見諸文字後，就如答應賠償一樣，意味著清軍有肇事之責，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變的真正禍首——竹添則安然於事外，實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敗。可笑的是，李鴻章對以“戒飭”代“懲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頗為得意，把它比喻為“猶如人家子弟與鄰舍口角，其父兄出麵為他們轉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觀伊藤，對於竹添擅自發動政變之責，他心裏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談判中卻一口咬定竹添無錯處，無責任。隻是條約簽訂，照會發布之後，方在宴會中略為表態：“伊藤私下也認為是竹添不對，說回國後即另派妥當人員前往充任駐朝鮮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職的意思98。”李鴻章謂伊藤“貌似平和，內甚狡黠”，誠是也。
</br>
1884年12月6日(舊曆十月十九日)，袁世凱等帶兵入宮之前，曾致信竹添說明理由：
敝軍與貴部駐此，同係保護國王，昨日朝鮮內亂，殺大臣八九人，現在城內外軍民不服，據報告有入宮環攻貴部的說法。弟恐國王再受驚嚇，又恐貴部遭受圍困，因此才敢率部進宮，一以保護國王，一以援護貴部，別無他意，務請放心，專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時)發出，至末刻(午後1—3時)仍無回信，袁等即於申刻(下午3—5時)帶兵強行入宮。實際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變已徹底失敗後，竹添為推卸責任方復函袁世凱等，聲稱自己是奉韓王手諭入宮護衛，而昨日“會接手翰，未及拆視，貴國兵隊闖入宮門，亂發小槍。弟恐禍及大君主，不得已亦應發小槍，以盡保衛之誼88。”為自己預留退步並嫁禍於人，這是竹添的狡猾之處。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決意主和”，並派伊藤博文(時任日本宮內卿)、西鄉正道為正副使前往中國進行甲申事變善後問題的談判。日本在談判開始前，針對清廷的畏戰心理，大造中國如不從朝鮮撤軍，日本不惜一戰的輿論。先聲恫嚇的同時，伊藤博文又向清駐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說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須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還請英國駐華公使以調解的名義向清廷施加壓力。伊藤途徑上海時，還與在滬的法國公使巴德諾會麵，刻意製造日法欲聯手對付中國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鴻章、吳大翨為對日談判的正、副使，談判於4月2日開始。伊藤根據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項要求：一、清軍撤出朝鮮;二、懲處參與事變的清軍將領;三、撫恤事變中日方商民。這三條的核心是迫使清軍從朝鮮撤軍，因為壬午、甲申兩次事變中，日本的圖謀均因清軍的行動而受挫，故把清軍的存在視為實現其目的的最大威脅和障礙。
談判充分反映了當時中國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鮮已獲軍事和政治勝利從而具有優勢的清廷，沒有乘勢追究日方的政變責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談判方案，而是圍繞日方的三條反覆辯難，放棄了主動權。其次，由於朝廷一開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談判中隻有退讓一種選擇，以至於每當日方以罷談回國相威脅時，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讓步，委曲求全。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鴻章主持洋務多年，是當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談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諳於國際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覺，對策失誤，損傷國體，且貽大患於將來。
起初，對日本的三條，清廷的態度是，撤軍一事可以商量，對其他兩條則斷然予以拒絕。在任命李鴻章為談判之全權大臣時，即明確電示:“日人慾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在談判開始後亦曾電示：“朝鮮防營並無錯誤，日使所請懲處，斷不可行。中日兵均有傷亡，兩毋庸議90。”在談判相持不下時，伊藤每每以罷談回國為要挾。4月7日(舊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談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絕賠恤日本商民而“詞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談不妥即要罷談返日。其實，中方同意談判撤軍問題，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達到，他是絕不會退出談判的。但李鴻章卻沉不住氣了，擔心談判破裂，引發戰爭，故於次日向清廷建議：“議處營官、賠恤難民兩層，縱不能悉如所請，須求酌允其一，捭得轉場而固和局。”李認為，“日人最貪小利”，而“即使加恩優恤，諒不過數萬元91。”總署遂於10日(舊曆二月二十五日)回電同意以朝鮮名義“酌加撫恤”，而“此項銀兩可由中國發給朝鮮暫付92。”
其實當時的國際外交並無公理可言，本質上是強權政治;若從國家利益出發，也沒有是非可言;但在國際公法上，卻有是非可言，雖然隻是形式上的，但事關國體，決非銀錢之類的小事。賠償日本人即意味著責任在中國一方。李鴻章不諳國際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雙方集中談判撤軍問題。在伊藤答應日本同時撤兵之後，談判進展順利，李鴻章不知是高興還是為了表現泱泱大國的寬厚通達，犯下了更大的錯誤。他對伊藤說：
我有一個大議論，預先說明。我知道貴國現在無侵占朝鮮之意，以後若有此事，中國必派兵爭戰。若是中國有侵占朝鮮之事，日本亦可派兵爭戰。若他國有侵占朝鮮之事，中日兩國全都應當派兵救護。因為朝鮮關係我兩國，是緊要的藩籬，不得不加以顧慮。目前無事，姑且討論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聞言大喜過望，原想迫使清軍撤兵已屬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諾雙方共同保護朝鮮(由此，朝鮮由中國的附屬國一變而為中日雙方共同的保護國)，遂立刻表態：“中堂所論，光明正大，極有遠見，與我意相同，當謹識勿忘93。”次日，雙方談判和約，中方副使吳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為：“朝鮮本國如有亂黨滋事，該國王若請中國派兵彈壓，自與日本無涉，事定之後，亦即撤兵回國，不再留防94。”日方則堅決反對此款，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五款，核心是兩國共管朝鮮。由於爭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談判為威脅，談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於15日(舊曆三月初一)電示李鴻章再作讓步：“撤兵可以允許，永不派兵不可允許。……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若幹語句下麵，添加‘兩國遇有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後，於當日與伊藤舉行第六次談判，商定條約三款內容。吳大翨的第四款被改為：“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相互行文通知照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對於日方要求懲處駐朝清軍將領一事，李鴻章也答應“戒飭”、“查處”，並以照會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獲全勝，而清廷認為以不多的讓步消彌了爭端，也自覺滿意。
外交爭端，無論如何小事，均關係一國之尊嚴與責任。伊藤以竹添覆信為由無理糾纏，企圖把事變責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應予以嚴厲駁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責任。吳大翨、續昌根據在朝鮮查辦時了解到的事實據理批駁竹添的謊言，伊藤實已理屈辭窮，落了下風。而李鴻章以為可以變通處理，所謂“戒飭”、“查實處理”等等不過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樣文章而已。孰不知見諸文字後，就如答應賠償一樣，意味著清軍有肇事之責，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變的真正禍首——竹添則安然於事外，實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敗。可笑的是，李鴻章對以“戒飭”代“懲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頗為得意，把它比喻為“猶如人家子弟與鄰舍口角，其父兄出麵為他們轉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觀伊藤，對於竹添擅自發動政變之責，他心裏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談判中卻一口咬定竹添無錯處，無責任。隻是條約簽訂，照會發布之後，方在宴會中略為表態：“伊藤私下也認為是竹添不對，說回國後即另派妥當人員前往充任駐朝鮮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職的意思98。”李鴻章謂伊藤“貌似平和，內甚狡黠”，誠是也。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