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有跌足號哭。袁公問其緣故，回答說：“士兵入宮受到攻擊，逃跑潰散不知道哪裏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這副模樣，敵人就能放過你嗎?不要亂我軍心，趕快回營收集殘兵吧。”袁公仍指揮眾人前進，遇到埋伏的地雷，(敵人)格林炮齊發，有兩名士兵被炮彈炸飛到空中，幾天後才找到他們的屍體。地雷距袁公不過數十步，爆炸聲浪把袁公震得仆墜到坡下，受了點輕傷，仍然率兵追擊。聽說日兵已歸使館，天快黑時遂收隊回營。而袁公所訓練的韓軍與日本人所訓練者仍在相互射擊，槍聲達旦，也未看見張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來都在王宮西麵金虎門內的高牆下躲避子彈，未敢發一槍進一步。袁公嘆息道：“淮軍的暮氣怎麽會到了這種地步啊!”
將吳、張二人作戰中的表現說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凱為泄當年被中傷的舊恨而有意誇張，但淮軍“暮氣已深”並非虛言。軍紀鬆弛，訓練疲遝，臨戰畏懦74，日後甲午大敗即種因於此。慶軍創始人劉秉璋之子劉體仁在其所撰筆記《異辭錄》中也曾述及淮軍之暮氣及其將領的庸劣，是其一證：
武壯(吳長慶諡號)出征高麗病故，張光前、黃仕林分別率部駐紮在旅順，日寇到來時全都潰敗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鴻章諡號)復出總督兩廣，光前前往道賀，說到自己曾到(安徽)無為縣拜會文莊(劉秉璋諡號，劉為慶軍創始人，慶軍將領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於門外時，文忠說：“你是敗軍之將，(他)不見你是合適的。”既而，仍用張為兩廣駐軍中的防營統領。文忠對於淮軍舊部，終究還是顧念舊情的。75
袁世凱既眼見了吳、張等的“怯懦庸劣”，就難免不對這些人心存輕蔑，在舉止行為上也會有所表露，而雙方之矛盾也必然愈來愈深，乃至於不可調和。
甲申政變之善後，袁世凱大包大攬，操縱一切，未始不由他對吳兆有等的輕視和不信任所致。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所記，清軍在漢城北門關帝廟找到韓王李熙的當天(12月7日，舊曆十月二十日)，即將其移至袁世凱營中。次日，“朝鮮國王在袁世凱營中延見各國公使”。10日，“朝鮮國王回宮，袁世凱帶隊護衛。”15日，“袁世凱稟告李鴻章，主張特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代理朝鮮內政外交，並示日本以必戰，以促成和局76。”其間，“所有韓之內政、外交、軍務悉請公主持調度”，而袁亦當仁不讓，“代韓內籌撫治，外輯邦交77。”重組政府、撫恤被害重臣家屬等均由其一手辦理。
1885年1月1日(舊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辦朝鮮事務的欽差大臣吳大翨等到達漢城時，吳兆有等迎諸江渚，而袁獨單騎迎於南門外，可見雙方當時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責任的過程中，袁世凱因與吳、張等人的關係緊張而陷入孤立，袁曾當眾表示過自己願意承當引發爭端的責任，當然不能反口，而吳、張等不僅不願代他分擔責任，反而在背後中傷他;至於日本方麵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鮮自立的列強使節，更是眾口一詞地把責任歸咎於清軍和袁世凱。在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麵下，袁的日子很不好過。他的好友金允植曾敘述過他此時的窘境：“當時清廷欽差吳大翨來查諸將的功過，外國人全都以流言詆毀慰庭;留防朝鮮的清軍諸將也都嫉妒其功勞而中傷他，而欽差對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憤懣不已78。”適逢家鄉來信，得知嗣母牛氏身體不適，他於是以此為藉口，提出回家省親。
袁世凱借回鄉省親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為避風頭的好策略。袁保齡對此頗為讚賞：“凱侄脫身回裏，覺此子狡獪，亦復勝其癡叔矣79!”甲申事變中袁的出色表現已使他騰譽中外，加上他辦事周到幹練，大得欽差們的好感。不僅準其歸省，且攜其同船返津。吳大翨甚至對李鴻章說：“公一向說張幼樵80為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兩位特使入都復命，揚言於朝，認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鴻章也對其“慰勞有加”，並保留了他的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差事。在詢及他與慶軍將領的矛盾時，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僅不為自己辯解，而且“無一語及吳兆有，李相谘嗟嘆服82。”其後李對吳兆有等對袁的攻訐，不惟不聽，而且在了解真相後將吳撤差83。其時，李鴻章已對袁世凱的才幹、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認定他在複雜環境中可以獨當一麵，而要把列強環伺的朝鮮牢牢控製在清廷的手中，李鴻章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關於甲申政變失敗，使館人員撤退至仁川的報告後，在研究善後對策時，雖認為超越公使職權，違背政府命令和條約擅自派兵入宮，責任在竹添。但政變既已發動，“召榮致辱，皆政府之責”，竹添代表日本，政府應出麵迅速處理此事。並決定以外相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陸軍兩營、兵船三隻赴朝交涉，以軍事威脅迫使朝鮮就範，簽訂有利於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在交涉策略上，則隻進行雙邊談判，避免中國介入，以利於壓服弱小的朝鮮。而對甲申政變本身，由於日本公使實為禍首，所以避談起因，隻談善後，即“日館焚毀”、“日人被害”問題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來的欽差大臣吳大翨同日抵達朝鮮。當日，吳即晉謁國王，在筆談中，吳秉承清廷“切勿與日人生釁”的指示，要求朝鮮息事寧人：“中朝不願與鄰邦失好，貴國又不能與日本相抗，其勢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寧人為歸結85。”敗者咄咄逼人，勝者反而軟弱退讓，清廷怕事妥協的對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國”外強中幹的本質。特別是再一次在關鍵時刻犧牲朝鮮的利益，使朝鮮王室託庇於清廷的信心，剛剛恢復又隨即動搖，引發了越來越大的離心傾向。朝鮮此後愈發堅定了結好列強以擺脫清廷控製，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念頭。此後十年的中朝關係竟成為波瀾不斷的控製與反控製的持久較量，這是清廷、李鴻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崢嶸 [五]
前麵已講過，清廷堅持不向朝鮮派駐公使以顯示宗主國高人一等的顢頇做法，由於不合近代國際公法，常使中國代表在外交場合遭遇難堪。日本在此次事變的善後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井上先是要求中國派出有便宜行事權力的全權大臣赴朝議事，被拒絕。李鴻章認為這是日本的“狡計”，意在“證明朝鮮自主也，……果派全權，適中其計，事更難辦。今我處若即若離之交，但使朝日議定，則本案已結，當不致另生波瀾。”孰知這正中井上下懷，使其得以貫徹通過雙邊談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無全權委任為由拒絕與吳大翨會商。8日，吳大翨闖入朝日談判的會場，“命查辦亂黨，勿與日本草草立約，並告井上馨中日現無可議。”井上則“飄然而返，不一枉顧。”次日，朝日即簽訂《漢城條約》，計五款，主要內容是：朝以國書向日道歉、賠款、緝兇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日本有權增加在漢城的駐軍。井上隨即將自己所率日軍中的一營(一千人)留駐朝鮮。11日，井上通知吳大翨，“說他不是全權大臣，不便前來會晤。隨即赴仁川返日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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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吳、張二人作戰中的表現說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凱為泄當年被中傷的舊恨而有意誇張，但淮軍“暮氣已深”並非虛言。軍紀鬆弛，訓練疲遝，臨戰畏懦74，日後甲午大敗即種因於此。慶軍創始人劉秉璋之子劉體仁在其所撰筆記《異辭錄》中也曾述及淮軍之暮氣及其將領的庸劣，是其一證：
武壯(吳長慶諡號)出征高麗病故，張光前、黃仕林分別率部駐紮在旅順，日寇到來時全都潰敗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鴻章諡號)復出總督兩廣，光前前往道賀，說到自己曾到(安徽)無為縣拜會文莊(劉秉璋諡號，劉為慶軍創始人，慶軍將領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於門外時，文忠說：“你是敗軍之將，(他)不見你是合適的。”既而，仍用張為兩廣駐軍中的防營統領。文忠對於淮軍舊部，終究還是顧念舊情的。75
袁世凱既眼見了吳、張等的“怯懦庸劣”，就難免不對這些人心存輕蔑，在舉止行為上也會有所表露，而雙方之矛盾也必然愈來愈深，乃至於不可調和。
甲申政變之善後，袁世凱大包大攬，操縱一切，未始不由他對吳兆有等的輕視和不信任所致。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所記，清軍在漢城北門關帝廟找到韓王李熙的當天(12月7日，舊曆十月二十日)，即將其移至袁世凱營中。次日，“朝鮮國王在袁世凱營中延見各國公使”。10日，“朝鮮國王回宮，袁世凱帶隊護衛。”15日，“袁世凱稟告李鴻章，主張特派大員，設立監國，統率重兵，代理朝鮮內政外交，並示日本以必戰，以促成和局76。”其間，“所有韓之內政、外交、軍務悉請公主持調度”，而袁亦當仁不讓，“代韓內籌撫治，外輯邦交77。”重組政府、撫恤被害重臣家屬等均由其一手辦理。
1885年1月1日(舊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辦朝鮮事務的欽差大臣吳大翨等到達漢城時，吳兆有等迎諸江渚，而袁獨單騎迎於南門外，可見雙方當時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責任的過程中，袁世凱因與吳、張等人的關係緊張而陷入孤立，袁曾當眾表示過自己願意承當引發爭端的責任，當然不能反口，而吳、張等不僅不願代他分擔責任，反而在背後中傷他;至於日本方麵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鮮自立的列強使節，更是眾口一詞地把責任歸咎於清軍和袁世凱。在這種內外夾攻的局麵下，袁的日子很不好過。他的好友金允植曾敘述過他此時的窘境：“當時清廷欽差吳大翨來查諸將的功過，外國人全都以流言詆毀慰庭;留防朝鮮的清軍諸將也都嫉妒其功勞而中傷他，而欽差對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憤懣不已78。”適逢家鄉來信，得知嗣母牛氏身體不適，他於是以此為藉口，提出回家省親。
袁世凱借回鄉省親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為避風頭的好策略。袁保齡對此頗為讚賞：“凱侄脫身回裏，覺此子狡獪，亦復勝其癡叔矣79!”甲申事變中袁的出色表現已使他騰譽中外，加上他辦事周到幹練，大得欽差們的好感。不僅準其歸省，且攜其同船返津。吳大翨甚至對李鴻章說：“公一向說張幼樵80為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兩位特使入都復命，揚言於朝，認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鴻章也對其“慰勞有加”，並保留了他的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差事。在詢及他與慶軍將領的矛盾時，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僅不為自己辯解，而且“無一語及吳兆有，李相谘嗟嘆服82。”其後李對吳兆有等對袁的攻訐，不惟不聽，而且在了解真相後將吳撤差83。其時，李鴻章已對袁世凱的才幹、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認定他在複雜環境中可以獨當一麵，而要把列強環伺的朝鮮牢牢控製在清廷的手中，李鴻章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關於甲申政變失敗，使館人員撤退至仁川的報告後，在研究善後對策時，雖認為超越公使職權，違背政府命令和條約擅自派兵入宮，責任在竹添。但政變既已發動，“召榮致辱，皆政府之責”，竹添代表日本，政府應出麵迅速處理此事。並決定以外相井上馨為全權大使，率陸軍兩營、兵船三隻赴朝交涉，以軍事威脅迫使朝鮮就範，簽訂有利於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條約。在交涉策略上，則隻進行雙邊談判，避免中國介入，以利於壓服弱小的朝鮮。而對甲申政變本身，由於日本公使實為禍首，所以避談起因，隻談善後，即“日館焚毀”、“日人被害”問題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來的欽差大臣吳大翨同日抵達朝鮮。當日，吳即晉謁國王，在筆談中，吳秉承清廷“切勿與日人生釁”的指示，要求朝鮮息事寧人：“中朝不願與鄰邦失好，貴國又不能與日本相抗，其勢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寧人為歸結85。”敗者咄咄逼人，勝者反而軟弱退讓，清廷怕事妥協的對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國”外強中幹的本質。特別是再一次在關鍵時刻犧牲朝鮮的利益，使朝鮮王室託庇於清廷的信心，剛剛恢復又隨即動搖，引發了越來越大的離心傾向。朝鮮此後愈發堅定了結好列強以擺脫清廷控製，走獨立自主道路的念頭。此後十年的中朝關係竟成為波瀾不斷的控製與反控製的持久較量，這是清廷、李鴻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崢嶸 [五]
前麵已講過，清廷堅持不向朝鮮派駐公使以顯示宗主國高人一等的顢頇做法，由於不合近代國際公法，常使中國代表在外交場合遭遇難堪。日本在此次事變的善後過程中，也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井上先是要求中國派出有便宜行事權力的全權大臣赴朝議事，被拒絕。李鴻章認為這是日本的“狡計”，意在“證明朝鮮自主也，……果派全權，適中其計，事更難辦。今我處若即若離之交，但使朝日議定，則本案已結，當不致另生波瀾。”孰知這正中井上下懷，使其得以貫徹通過雙邊談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無全權委任為由拒絕與吳大翨會商。8日，吳大翨闖入朝日談判的會場，“命查辦亂黨，勿與日本草草立約，並告井上馨中日現無可議。”井上則“飄然而返，不一枉顧。”次日，朝日即簽訂《漢城條約》，計五款，主要內容是：朝以國書向日道歉、賠款、緝兇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日本有權增加在漢城的駐軍。井上隨即將自己所率日軍中的一營(一千人)留駐朝鮮。11日，井上通知吳大翨，“說他不是全權大臣，不便前來會晤。隨即赴仁川返日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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