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崢嶸 [三]


    當時中朝之間尚未架設電報線,公文均靠停泊於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門,往來一次需要數天時間。如按常規請示,如此重大事變之應對決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當局做出不可,其間時間延誤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機會極可能就此失去了。在這個重大歷史關頭,袁世凱再次表現出其勇於任事、處事果斷的過人素質。


    5日(舊曆十八日)上午,在開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單時,清軍將領們也在磋商挽救局勢的對策。吳兆有、張光前全都表示“沒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輕舉妄動”;袁世凱強調事機緊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陳樹棠則轉達美、英、德三國使節要求清軍暫緩行動的勸告,並表示自己意見相同,因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動,日方士兵必出麵阻撓,將會說爭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鮮國王也沒有派人來軍營邀請我方出兵,因此師出無名45”。與袁交好的金允植也來函請清軍暫緩出動,以免傷及被日本人挾持的國王。會商結果是,清軍暫時按兵不動,由陳樹棠、吳兆有緊急函告李鴻章朝鮮發生政變,請求增兵並指示對策,函件由泰安艦遞送,途經旅順時,交袁保齡先以電報拍發。而袁世凱則負責聯絡爭取由其編練的朝鮮新軍46,當晚,袁世凱向新軍“發放上等成色的黃金六百兩,與左右營指揮官金鍾呂、申泰照秘密約定次日入宮,共同護衛國王47”。


    6日(舊曆十九日)上午,開化派政府發布改革政綱,漢城居民都已知道政變是開化派勾結日本人所為,“韓舉國惶恐”。倖免於難的守舊派政府成員紛紛要求清軍出兵幹預,金允植、南廷哲親赴清營“痛哭乞師”,領議政大臣沈舜澤“準備了印鑑文書懇求出兵救助國王”,內監沈相薰、承旨李鳳九也以密函報告了宮內日本人和開化派的最新動向。清軍將領仍整日會商對策,吳、張等仍猶豫不決。但在兩次致信國王,要求晉謁並帶兵入衛王宮的請求被拒絕,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遲遲沒有答覆的情況下,袁世凱以事態緊急,間不容髮,而且應朝政府大臣的請求,師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宮戡亂。“吳、張請再告急於北洋。袁公說:‘朝鮮的防務和外交,我負有專門的責任,如果因為挑起爭端獲罪,由我一個人承當,決不牽累諸位。’吳、張才勉強答應48。”袁世凱隨即“按約定會合朝鮮左、右營,整隊分三路入宮49。”袁率一營及朝左右營自任中路,入敦化門;吳率一營為左路,入宣仁門;張光前率一營為右路,負責策應。


    袁世凱帶隊入宮後,即遭到守軍猛烈射擊,“槍子如雨”,清軍還擊,雙方展開激戰。宮內傾刻大亂,閔妃攜王子趁亂逃出宮門,投奔北山清軍營地。袁攻至景佑宮,發現國王已被轉移,遂與退守樓台的敵軍展開又一輪的激戰。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後,兵卒傷亡者枕藉”,隨後“遇到袁公過去所教練的韓兵數百人,合力進戰,士卒爭先,聲震屋瓦50。”新軍的倒戈,使戰局從相持轉為有利於清軍。竹添首先動搖,率領日軍退回使館,金玉均、樸泳孝等政變骨幹亦隨之逃往使館,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宮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則護衛國王出宮赴北廟避難。整個戰鬥僅持續了一個時辰,清軍獲勝,但仍不知國王所在。於是懸重賞打探國王去向,夜間方探到國王下落,遂將國王接至吳兆有軍營,洪英植等試圖阻攔被殺。次日上午,國王移居袁世凱所部軍營,並召集原政府成員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議善後,組成了以沈舜澤為首的新政府。8日,國王召見各國使節,告以政變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館連日遭到憤怒的漢城民眾的圍困和襲擊,在致信袁等諉過卸責後,於當日自焚使館,率領使館人員、駐軍和金玉均、樸泳孝等政變骨幹逃往仁川領事館。甲申政變以中國大勝,日本慘敗告終。此後,袁世凱則應國王之邀,居於“偏殿樓下,與國王居所僅一牆之隔,朝夕接觸會晤,握手談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訪袁公稟告公事,環繞左右聽指揮。……袁公不動聲色,代韓內籌撫治,外輯邦交。一個月來一手秉筆,一手按劍,衣不解帶,目罕交睫。當時年齡才二十六歲,頭髮卻由此而斑白51。”


    清軍當時在朝的三營兵力約一千五百人,朝鮮左、右兩營約八百人。但袁世凱所統一營分駐馬山浦,隨其進宮的隻有四哨。清軍編製每營五百人,一營五哨,每哨一百人,考慮到軍營尚需留守,而張光前所部並未參戰,所以清軍一方入宮參戰者的實際人數應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開化黨人控製的王宮中,有竹添帶入的二百名日軍和樸泳孝指揮的兩營新軍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實力上,與對方相差並不懸殊,且已挾製了國王,控製了王宮,做戰有險可據,以逸待勞。為何敗得如此之快呢?一個原因是為防止與清軍衝突,政變方未關宮門,從而失去了防守的優勢和屏障,使清軍得以順利入宮。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縮,撤出王宮,導致軍心瓦解。進一步分析,則政變與反政變之成敗,實與雙方領軍人物的意誌與決心有關。


    政變一方的核心和主腦人物是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竹添是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到任後積極扶植開化派,中法戰爭爆發後,則極力慫恿開化派發動政變,推翻政府,建立親日政權。在政變前夕,竹添將政變計劃報告日本政府,要求批準。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報告的同時,也收到了駐華公使?木武揚的密報,說正在進行中的中法談判,法國有意割占中國的台灣。日政府聞訊大為恐慌,認為台灣重於朝鮮,遂決定傾全力阻法奪台,指示竹添暫停發動朝鮮政變。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準,即擅自決定立即發動政變。這是竹添的狠處。


    反政變一方的核心和主腦人物應該說是袁世凱。袁是個堅定的“傳統帝國主義”者53,為維護清廷在朝鮮的利益不遺餘力,而且勇於任事,具有殺伐決斷的作風。在政變突發,無法與國內及時聯絡,請示機宜,而且在政治軍事上已經落了後手的形勢下,不顧主官之猶豫,慨然自任,甘負嚴譴,斷然出兵平亂。這是袁世凱的狠處。


    也就是說,無論日方或中方,政變方或反政變方,其軍事行動都是未經政府批準的行動。成功則罷,一旦失敗,則會承擔嚴重的罪責。所以無論哪一方,一旦發動,就非幹到底不可。任何猶豫、畏縮和動搖都會使行動功敗垂成,所以這又是雙方領軍人物個人意誌的一場較量。從竹添和袁世凱在事變中的表現來看,其強弱優劣,高下立判。


    在政變一方,起初進展相當順利,確有出奇製勝的效果。清軍猝不及防,國王、王宮、新軍均已在政變者控製之下54;親華的重臣被誅殺;開化派政府組成,新政綱發布;被挾持的國王召見了外國使節,政變似乎已經成為既成事實。但竹添低估了清軍反擊的意誌和決心,沒能迅速擴大戰果,把優勢轉化成為勝利。由於政變並沒有得到政府批準,竹添心裏沒底,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是想控製事態,避免給清軍以介入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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