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舊曆十八日)晚間，清軍沿宮牆巡邏至宣化門時，曾因阻止關閉宮門與守衛的新軍發生爭執。統領新軍的開化派領袖樸泳孝主張與清軍開戰，但為竹添和金玉均所勸阻，他們主張避免與清軍正麵衝突，所以下令不關宮門，製造形勢已恢復正常的假像，希望清軍能夠接受政變的既成事實。但此舉等於放棄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是軍事上的大忌。袁、吳能夠帶兵順利入宮，端賴於此。竹添之錯，此其一。6日(舊曆十九日)，在吳、袁兩次派人入宮送信，要求晉謁國王並進宮入衛後，竹添內心已開始恐懼動搖，竟提出將日軍撤出王宮，雖經開化派反覆懇求，他勉強同意再留兩天，但已極大地動搖和挫傷了政變一方的士氣。竹添之錯，此其二。當日傍晚清軍強行入宮，激戰後政變者不支，金玉均建議挾持國王退走仁川，再作後圖，為竹添所拒絕。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誰控製了國王，誰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占有主動。不料竹添惶恐之際，竟主動放棄了政治、外交鬥爭中最關鍵的棋子。竹添之錯，此其三。
反觀袁世凱，在清廷駐朝官員中，主外交、商務者為陳樹棠，長軍事者為吳兆有，袁雖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但權、位均在陳、吳二人以下。袁雖一開始就力主反擊，但凡事均需會議，頗多掣肘，難以當機立斷。陳怕引起中日衝突，主張緩發;吳、張則謂“無北洋令，不敢輕動55”。最後在袁表示所有後果他願一身承擔的情況下，吳等才勉強同意發兵。在雙方的意誌較量中，袁遠勝於竹添。
其次，袁在朝鮮宮廷、軍隊內部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在反政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編練朝鮮新軍，其治軍雖嚴，但善於以恩馭下，頗為韓人感戴。政變時新軍全在開化派控製之中，而經袁聯絡策動，其左右兩營隨即加入清軍一方，加強了反政變的力量。朝宮廷內外的官員內侍不斷向袁通報消息，使清軍及時了解政變者的動向，也是反政變得以勝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軍事資源的利用上，袁亦遠勝於竹添。
開化派矯詔誅殺守舊派大臣、組閣、發布政綱、召見外國使節，全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的。清軍幹預政變，強行帶兵進宮，用的也是護衛國王的名義。國王在誰手上，誰的行動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緊急關頭，竟輕易放棄了這一對雙方都是至關重要的籌碼。反觀袁世凱之作為，他對這一點的認識，也遠遠超出了竹添。清軍攻占王宮，遍搜宮內而不見國王蹤跡，又傳聞國王已經遇害。袁當即派人尋找國王的庶子，打算立為監國，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在找到國王後，立刻遷入清營加以保護;遷回王宮後，袁更是以自己統帶的部隊入宮護衛，並親自住在國王隔壁以便於控製。其實，國王當時已有離心傾向，雖未參與政變陰謀，但未必不願意就此擺脫清廷控製。
正被中法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清廷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十分震驚。遲至九天後才發下“目前辦法，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的密旨，態度十分消極。次日，朝旨對陳、吳派兵赴援的請求，予以駁斥，“目下辦法，以查辦亂民、保護朝王、安日人之心，並剖析中倭誤會打架，以釋釁端為第一要義。駐朝委員等所稟，請兵救援，此事本未與日本開釁，何援之有?所稟殊未可盡信。著吳大翨克日前往熟審機宜，悉心辦理，一麵迅速奏聞，並與李鴻章會商妥辦56。”從清廷的指示來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意圖十分明顯。如果按吳、陳的意見，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丟失朝鮮的責任上，可以為自己預留退路，但結果肯定會是政變獲得成功，清軍將被迫撤出朝鮮。實際上，由泰安輪傳送的吳、袁等報告事變的函件，經丁汝昌由旅順電報轉發，10日(舊曆二十三日)午間才傳到北洋衙門，而朝廷的旨意更是遲至15、16日(舊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發布,而此時距政變的發動已逾半月,清軍如沒有當機立斷地採取行動,政變早已成功是毫無疑義的。也正如陳樹棠、吳兆有所擔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誰先挑起事端的責任,並派吳大翨、續昌為欽差大臣前往查辦。據說吳大翨原想以袁世凱作為替罪羊57，雖係齊東野語,但也反映出當時一般人均認為袁是在事變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實際上，在驚聞甲申政變而彷徨無計之際，得知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鴻章實在是大喜過望，所謂查處肇事者不過是官樣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吳大翨赴朝鮮查辦事件的旨意下達之際，袁世凱關於政變始末的詳細報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鴻章的賞識。九天後，李發電報給行至山海關的吳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報告，“分條詳稟此事始末萬餘言，極為詳盡，抵馬山後可索取一閱58。”李鴻章的關照實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而袁世凱也“詳盡敘述政變起因、事實為一冊，附列證據，派人等候在馬山浦。11月13日，兩位特使到達後，立即送覽。”16日(公曆1885年1月1日)，吳大翨等到達漢城，袁世凱參見時，對自己帶兵入宮之事頗為理直氣壯：
袁公入見說：“袁某帶兵駐韓，責任即在於保護，如果失掉了韓國，並且喪失了其君主，朝廷會不會予以譴責?”吳公說：“必會嚴厲譴責。”袁公說：“既然拚以死力救護，韓之君主國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爭端之罪，願朝廷按律法懲治。然而袁某自問，還是覺得無所愧怍啊。”吳公急忙說：“君勞苦功高，相見恨晚，當以實情上達。”續公也說：“我們自當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吳、續二人顯然已受到李鴻章的態度和袁氏報告的影響，對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吳是著名的主戰派，故會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話。但袁之出色，反襯了吳(兆有)、張(光前)的庸懦，因而吳大翨等對二人態度頗為輕視怠慢，對袁世凱則和顏悅色，引起了吳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時鋒芒畢露、跋扈專斷的作風，吳、張等遂借查辦的機會，將責任全部推到袁世凱身上;但發覺欽差對此不以為意，並不認真追查出兵責任(事實上他們認為袁能當機立斷，挽回大局，不僅無過，而且有功)時，遂揭發袁挪用軍餉一事。據王伯恭《蜷廬隨筆》記載此事如下：
朝鮮甲申之亂，一時間重要大臣，全都被亂黨殺死，慰亭(即袁世凱)對死者家屬全都給以優厚的撫恤，倉促間沒有錢，就挪用了軍餉。事後，稟請合肥(即李鴻章)作為正項開支核銷，合肥批評駁斥他說：“該管帶純粹是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實屬荒謬，所請示之事不予批準。”而且發函命令吳兆有，責令該管帶將借用的軍餉，照數賠補。慰亭之叔子久觀察61，也寄函痛訓他，令速為補賠。……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所借兵餉，則售賣家產進行補償。62
初露崢嶸 [四]
袁世凱挪用軍餉，為的是在大亂之後收攏人心，增強韓人對華的向心力，並非私用。但不經請示批準而擅自做主，確實違紀，被人抓到了短處。人們指責其“專擅”，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見其辦事作風之一斑。其實，李鴻章是極為欣賞袁世凱的，但作為淮係集團的首領，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隨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們的不滿。而袁世凱也看出風頭不對，遂藉口嗣母牛氏身體不適，請假歸省。這是袁世凱走上仕途後的第一次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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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袁世凱，在清廷駐朝官員中，主外交、商務者為陳樹棠，長軍事者為吳兆有，袁雖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但權、位均在陳、吳二人以下。袁雖一開始就力主反擊，但凡事均需會議，頗多掣肘，難以當機立斷。陳怕引起中日衝突，主張緩發;吳、張則謂“無北洋令，不敢輕動55”。最後在袁表示所有後果他願一身承擔的情況下，吳等才勉強同意發兵。在雙方的意誌較量中，袁遠勝於竹添。
其次，袁在朝鮮宮廷、軍隊內部建立起來的關係網絡在反政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編練朝鮮新軍，其治軍雖嚴，但善於以恩馭下，頗為韓人感戴。政變時新軍全在開化派控製之中，而經袁聯絡策動，其左右兩營隨即加入清軍一方，加強了反政變的力量。朝宮廷內外的官員內侍不斷向袁通報消息，使清軍及時了解政變者的動向，也是反政變得以勝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軍事資源的利用上，袁亦遠勝於竹添。
開化派矯詔誅殺守舊派大臣、組閣、發布政綱、召見外國使節，全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的。清軍幹預政變，強行帶兵進宮，用的也是護衛國王的名義。國王在誰手上，誰的行動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緊急關頭，竟輕易放棄了這一對雙方都是至關重要的籌碼。反觀袁世凱之作為，他對這一點的認識，也遠遠超出了竹添。清軍攻占王宮，遍搜宮內而不見國王蹤跡，又傳聞國王已經遇害。袁當即派人尋找國王的庶子，打算立為監國，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在找到國王後，立刻遷入清營加以保護;遷回王宮後，袁更是以自己統帶的部隊入宮護衛，並親自住在國王隔壁以便於控製。其實，國王當時已有離心傾向，雖未參與政變陰謀，但未必不願意就此擺脫清廷控製。
正被中法戰爭搞得焦頭爛額的清廷與北洋大臣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清軍捲入的消息，十分震驚。遲至九天後才發下“目前辦法，以定亂為主，切勿與日人生釁”的密旨，態度十分消極。次日，朝旨對陳、吳派兵赴援的請求，予以駁斥，“目下辦法，以查辦亂民、保護朝王、安日人之心，並剖析中倭誤會打架，以釋釁端為第一要義。駐朝委員等所稟，請兵救援，此事本未與日本開釁，何援之有?所稟殊未可盡信。著吳大翨克日前往熟審機宜，悉心辦理，一麵迅速奏聞，並與李鴻章會商妥辦56。”從清廷的指示來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寧人的意圖十分明顯。如果按吳、陳的意見，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丟失朝鮮的責任上，可以為自己預留退路，但結果肯定會是政變獲得成功，清軍將被迫撤出朝鮮。實際上，由泰安輪傳送的吳、袁等報告事變的函件，經丁汝昌由旅順電報轉發，10日(舊曆二十三日)午間才傳到北洋衙門，而朝廷的旨意更是遲至15、16日(舊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發布,而此時距政變的發動已逾半月,清軍如沒有當機立斷地採取行動,政變早已成功是毫無疑義的。也正如陳樹棠、吳兆有所擔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誰先挑起事端的責任,並派吳大翨、續昌為欽差大臣前往查辦。據說吳大翨原想以袁世凱作為替罪羊57，雖係齊東野語,但也反映出當時一般人均認為袁是在事變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實際上，在驚聞甲申政變而彷徨無計之際，得知清軍已及時平叛，而沒用國內派一船一艦，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鴻章實在是大喜過望，所謂查處肇事者不過是官樣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吳大翨赴朝鮮查辦事件的旨意下達之際，袁世凱關於政變始末的詳細報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鴻章的賞識。九天後，李發電報給行至山海關的吳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報告，“分條詳稟此事始末萬餘言，極為詳盡，抵馬山後可索取一閱58。”李鴻章的關照實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而袁世凱也“詳盡敘述政變起因、事實為一冊，附列證據，派人等候在馬山浦。11月13日，兩位特使到達後，立即送覽。”16日(公曆1885年1月1日)，吳大翨等到達漢城，袁世凱參見時，對自己帶兵入宮之事頗為理直氣壯：
袁公入見說：“袁某帶兵駐韓，責任即在於保護，如果失掉了韓國，並且喪失了其君主，朝廷會不會予以譴責?”吳公說：“必會嚴厲譴責。”袁公說：“既然拚以死力救護，韓之君主國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爭端之罪，願朝廷按律法懲治。然而袁某自問，還是覺得無所愧怍啊。”吳公急忙說：“君勞苦功高，相見恨晚，當以實情上達。”續公也說：“我們自當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吳、續二人顯然已受到李鴻章的態度和袁氏報告的影響，對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吳是著名的主戰派，故會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話。但袁之出色，反襯了吳(兆有)、張(光前)的庸懦，因而吳大翨等對二人態度頗為輕視怠慢，對袁世凱則和顏悅色，引起了吳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時鋒芒畢露、跋扈專斷的作風，吳、張等遂借查辦的機會，將責任全部推到袁世凱身上;但發覺欽差對此不以為意，並不認真追查出兵責任(事實上他們認為袁能當機立斷，挽回大局，不僅無過，而且有功)時，遂揭發袁挪用軍餉一事。據王伯恭《蜷廬隨筆》記載此事如下：
朝鮮甲申之亂，一時間重要大臣，全都被亂黨殺死，慰亭(即袁世凱)對死者家屬全都給以優厚的撫恤，倉促間沒有錢，就挪用了軍餉。事後，稟請合肥(即李鴻章)作為正項開支核銷，合肥批評駁斥他說：“該管帶純粹是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實屬荒謬，所請示之事不予批準。”而且發函命令吳兆有，責令該管帶將借用的軍餉，照數賠補。慰亭之叔子久觀察61，也寄函痛訓他，令速為補賠。……於是慰亭交卸營務回籍，所借兵餉，則售賣家產進行補償。62
初露崢嶸 [四]
袁世凱挪用軍餉，為的是在大亂之後收攏人心，增強韓人對華的向心力，並非私用。但不經請示批準而擅自做主，確實違紀，被人抓到了短處。人們指責其“專擅”，不是沒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見其辦事作風之一斑。其實，李鴻章是極為欣賞袁世凱的，但作為淮係集團的首領，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隨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們的不滿。而袁世凱也看出風頭不對，遂藉口嗣母牛氏身體不適，請假歸省。這是袁世凱走上仕途後的第一次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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