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袁在朝鮮時與其關係最深之人對他的評價，也可以佐證這一點。金允植為親華的“東道西器派”的領袖人物，壬午事變後主持朝鮮外交事務，與袁世凱相交最厚，“自以為平生知己，海內無二。自從壬午、甲申以來，未曾一日相離，患難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與金結識於壬午清軍東渡赴朝平亂之際,當時二人同乘一船,談得十分投機。袁世凱少年心性,頭角崢嶸,誇口自己隻要能統帶數百士兵，即可直搗漢城，擒拿大院君，很為金氏心折。金漢學底子很好，詩有魏晉風，常與袁詩酒往還。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凱舍人”一首，詩前題詞稱袁“英達夙成，誌氣軒豁，吳筱帥常稱慰庭是中州有數男兒”。吳筱帥即吳長慶，吳字筱軒，故有此稱。從中可見吳對袁之器重。而金在贈詩中也稱袁“豪慨似宗愨，英達類周郎26”。宗愨，南朝宋、齊間人，14歲時，叔父問他的誌向，他回答說：“願乘長風破萬裏浪”。宋文帝時，宗愨率軍討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跡見於《宋書》、《南史》。周郎，即因小說《三國演義》而聞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儻風流，人稱“周郎”，曾統帥吳蜀聯軍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軍南下。史書稱其“文武籌略，萬人之英”，“有王佐之資”。金允植詩中的比附未免過甚其辭，但也可透視出袁世凱當時少年壯誌、抱負不凡的原型。
張謇為吳長慶掌理機要，也曾當過一段袁世凱的老師，他在寫給世凱堂叔袁保齡的信中，對袁世凱的評價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夾雜著世故客氣的做作，所以他的舉動總達不到有學問人的標準，但論其才能，他當然是您家族中謝幼度一類的人物啊;從軍駐紮在動亂的國家，希望囑付他謹慎從事。27
張謇是大才子，於袁世凱是長輩，兼有師生之誼，袁在張那裏不免拘謹，不像在密友麵前敢於放言高論，故以官場“世故客氣之習”相處。對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這樣得來的。但張謇許其為謝幼度，雖有對他堂叔客氣的成分在，評價可說是相當高的。謝幼度，謝玄也，幼度是其字;史書紀其“有經國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戰，他率八千人擊潰了前秦苻堅的百萬大軍，使東晉免於滅亡。
鑑於袁世凱在整飭軍紀，訓練新軍中的出色表現，1884年春吳長慶奉調回國之際，保舉他總理留駐朝鮮的慶軍營務處併兼領慶字營。“慶字營的士兵官弁，跟從吳公最久，軍官中很多都是提督、總兵級的將領，士兵平素也都驕橫不遜。(袁)公恩威互用，幾十天內就使全營服從聽命，操練和紀律位於各營前列28。”袁世凱至此總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揮的兵。慶軍留駐朝鮮的另外兩營分別由吳兆有、張光前統帶。吳、張都是跟隨吳長慶征戰多年，官居提督、總兵的一、二品大員，而袁此時不過是個五品的候補同知29，能夠獨領一營，可謂不次之擢升。而且他還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在權勢上更是壓人一頭。慶軍駐紮在國外，軍事之外，免不了與朝鮮當局和各國使館打交道，這方麵的事務，吳長慶也都交給袁世凱辦理。當時朝鮮剛剛開放，“不諳外交，而內政亦極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谘商於(袁)公30。”袁世凱老於官場的結交籠絡之術，自然如魚得水，很快就與國王和當朝主政的“東道西器派31”大臣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由於有了這層關係，袁的溝通能力和對朝鮮政府的影響反而高於清廷的外交代表，為此他又受到了時任北洋大臣、負責外交事務的李鴻章的器重。“東西方各國有來與韓國訂立條約者，李相國就命令袁公贊助，指示韓國人(對條約中的問題和漏洞)多所補救。李相國說袁公不但懂軍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國古代的國際外交是一種“天朝”與“四夷”之間的冊封朝貢關係，簡稱封貢體製。著名外交史專家蔣廷黻先生對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幹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麵，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臣聞天子守在四夷，這真是深謀遠慮的策略。自古以來的敵國外患，隱伏時甚難發現，而苗頭又蓄積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就已無法遏止了;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法遏製了。我朝幅員廣為開闢，龍沙雁海33全都列為藩封屬國。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難道不是所謂山河帶礪34，與國家休戚與共的意思嗎?”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們守門戶的。35
但是這種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已經被打破了，而清朝統治階層頭腦中的傳統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未能隨時代和客觀形勢一同轉變，最終導致了外交和軍事上的一係列重大失誤。
當時主持中國外交的是李鴻章。鑑於日本1879年吞併了琉球，法國也正在逐步吞併越南，清政府一反從前對附屬國放任自流的消極政策，改行積極介入，加強控製的政策。對地處清朝“龍興之地——滿洲”大門口的朝鮮，尤其如此。李鴻章在主政的洋務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個，早在明治維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36”。為此他極力主張發展海軍，並格外關注朝鮮問題。
壬午兵變之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請求中國幫助善後，清政府藉機對朝鮮實行了全麵控製。首先，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朝鮮訓練新軍，在軍事上加強了介入。其次，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以此重申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並派遣陳樹棠為總辦朝鮮商務委員，常駐漢城。再次，推薦、代聘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鮮管理海關，朝鮮並分別任用馬、穆二人為交涉通商事務的會辦和協辦;此後，朝鮮的海關和外交事務實質上被控製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變中被清軍搶占了先機，沒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但也通過“濟物浦條約”獲得了五十萬元賠款和在漢城駐軍的權利。日本把侵占朝鮮看作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跳板，朝鮮是其必爭之地，所以極為反對和仇視清政府對朝鮮的控製。於是在朝鮮內政方麵，日本採取支持和利用“開化派38”的策略，試圖推翻親華的後黨政權，扶植親日政權，為將來全麵侵占朝鮮鋪平道路。
</br>
張謇為吳長慶掌理機要，也曾當過一段袁世凱的老師，他在寫給世凱堂叔袁保齡的信中，對袁世凱的評價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夾雜著世故客氣的做作，所以他的舉動總達不到有學問人的標準，但論其才能，他當然是您家族中謝幼度一類的人物啊;從軍駐紮在動亂的國家，希望囑付他謹慎從事。27
張謇是大才子，於袁世凱是長輩，兼有師生之誼，袁在張那裏不免拘謹，不像在密友麵前敢於放言高論，故以官場“世故客氣之習”相處。對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這樣得來的。但張謇許其為謝幼度，雖有對他堂叔客氣的成分在，評價可說是相當高的。謝幼度，謝玄也，幼度是其字;史書紀其“有經國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戰，他率八千人擊潰了前秦苻堅的百萬大軍，使東晉免於滅亡。
鑑於袁世凱在整飭軍紀，訓練新軍中的出色表現，1884年春吳長慶奉調回國之際，保舉他總理留駐朝鮮的慶軍營務處併兼領慶字營。“慶字營的士兵官弁，跟從吳公最久，軍官中很多都是提督、總兵級的將領，士兵平素也都驕橫不遜。(袁)公恩威互用，幾十天內就使全營服從聽命，操練和紀律位於各營前列28。”袁世凱至此總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揮的兵。慶軍留駐朝鮮的另外兩營分別由吳兆有、張光前統帶。吳、張都是跟隨吳長慶征戰多年，官居提督、總兵的一、二品大員，而袁此時不過是個五品的候補同知29，能夠獨領一營，可謂不次之擢升。而且他還有總理營務處和會辦朝鮮防務的名義，在權勢上更是壓人一頭。慶軍駐紮在國外，軍事之外，免不了與朝鮮當局和各國使館打交道，這方麵的事務，吳長慶也都交給袁世凱辦理。當時朝鮮剛剛開放，“不諳外交，而內政亦極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谘商於(袁)公30。”袁世凱老於官場的結交籠絡之術，自然如魚得水，很快就與國王和當朝主政的“東道西器派31”大臣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由於有了這層關係，袁的溝通能力和對朝鮮政府的影響反而高於清廷的外交代表，為此他又受到了時任北洋大臣、負責外交事務的李鴻章的器重。“東西方各國有來與韓國訂立條約者，李相國就命令袁公贊助，指示韓國人(對條約中的問題和漏洞)多所補救。李相國說袁公不但懂軍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國古代的國際外交是一種“天朝”與“四夷”之間的冊封朝貢關係，簡稱封貢體製。著名外交史專家蔣廷黻先生對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國原來自己是個帝國主義。我們的版圖除本部以外,還包括緬甸、暹羅、越南、琉球、高麗、蒙古、西藏。這些地方可以分為兩類：蒙古、西藏屬於第一類，歸理藩部管，中國派有大臣駐紮其地。第二類即高麗、越南等屬國，實際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很淺，他們不過按期朝貢，新王即位須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此外我們並不派代表常駐其國都，也不幹涉他們的內政。在經濟方麵，我們也十分消極。我們不移民，也不鼓勵通商，簡直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們的祖先何以費力去得這些屬地呢?此中也有緣故。光緒七年(1881年)，翰林院學士周德潤先生說得清楚：“臣聞天子守在四夷，這真是深謀遠慮的策略。自古以來的敵國外患，隱伏時甚難發現，而苗頭又蓄積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邊境，就已無法遏止了;不守邊境而守腹地，則更無法遏製了。我朝幅員廣為開闢，龍沙雁海33全都列為藩封屬國。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難道不是所謂山河帶礪34，與國家休戚與共的意思嗎?”
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屬國是我們的國防外線，是代我們守門戶的。35
但是這種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已經被打破了，而清朝統治階層頭腦中的傳統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未能隨時代和客觀形勢一同轉變，最終導致了外交和軍事上的一係列重大失誤。
當時主持中國外交的是李鴻章。鑑於日本1879年吞併了琉球，法國也正在逐步吞併越南，清政府一反從前對附屬國放任自流的消極政策，改行積極介入，加強控製的政策。對地處清朝“龍興之地——滿洲”大門口的朝鮮，尤其如此。李鴻章在主政的洋務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個，早在明治維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他並且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36”。為此他極力主張發展海軍，並格外關注朝鮮問題。
壬午兵變之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請求中國幫助善後，清政府藉機對朝鮮實行了全麵控製。首先，平亂的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朝鮮訓練新軍，在軍事上加強了介入。其次，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以此重申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並派遣陳樹棠為總辦朝鮮商務委員，常駐漢城。再次，推薦、代聘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鮮管理海關，朝鮮並分別任用馬、穆二人為交涉通商事務的會辦和協辦;此後，朝鮮的海關和外交事務實質上被控製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變中被清軍搶占了先機，沒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但也通過“濟物浦條約”獲得了五十萬元賠款和在漢城駐軍的權利。日本把侵占朝鮮看作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跳板，朝鮮是其必爭之地，所以極為反對和仇視清政府對朝鮮的控製。於是在朝鮮內政方麵，日本採取支持和利用“開化派38”的策略，試圖推翻親華的後黨政權，扶植親日政權，為將來全麵侵占朝鮮鋪平道路。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