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在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屬國，在製度上也仿效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時也像中國一樣麵臨著列強的巨大壓力，其中日本與俄國對其有著特別的野心。在外來壓力下，朝鮮的內政也是危機重重。“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宮廷內部充滿著爭權奪利的派係傾壓，改革與守舊、親華與親日派別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作為清帝國駐朝鮮的使臣，既要維護所謂“天朝上國”的尊嚴體製和宗主國的特殊利益，又要調解朝鮮王室內部的矛盾和紛爭;既要壓製親日派的抬頭和日本在朝勢力的擴張，又要平衡、折衝列強對在朝利益的爭奪，以維護清帝國對朝鮮的控製。而這一切又是在本國積弱積貧，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遠不如列強，而朝鮮也日愈離心離德的局麵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誰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使命。袁世凱就是在這樣一種錯綜複雜、殺機四伏的環境中嶄露頭角，脫穎而出的。應該說，他出使朝鮮十二年，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海東的小班超呢。
當時統治朝鮮的是李朝。李朝建立於明代洪武年間，已持續了近六百年，幾乎與明、清兩代相始終，也一直與中國維持著良好的屬國關係。1864年，朝鮮國王李罷去世，李罷沒有兒子，於是以其弟李罶應之子李熙入承大統。李熙年方十二，沒有能力親政，遂由父親以大院君的身份攝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對外閉關鎖國，對內則加強集權，十年後李熙長大親政，權力逐漸轉入其妻王妃閔氏及其家族和親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攬權，這樣在朝鮮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閔妃和以大院君為首的兩個權力集團。1876年，日本以朝鮮拒絕邦交，蔑視日本為藉口，出動兵艦，脅迫朝鮮簽訂建交和通商條約。由於清政府畏懦無能、息事寧人的政策，朝鮮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由於在國家危難之際，清政府未能盡到宗主國的保護責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蒸蒸日上的國勢，朝鮮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餘，把目光轉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實現改革和獨立自強的目標。日本則藉此鼓動朝鮮脫離中國的控製，並大肆培植親日勢力。這樣在朝鮮政權內部又形成了以閔泳翊(閔妃之侄)、金允植、閔泳穆、趙寧夏等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為首的“開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實權，主張維持現製度，親華，是主流派;後者主張仿效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親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於政權的腐敗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鮮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銳，就像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
清政府既不願出麵維護朝鮮的權益而同日本和俄國(這是當時另一亟欲染指朝鮮的列強)發生對抗，又怕日俄併吞朝鮮，對其“龍興之地”的東北構成威脅，故決定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大行“以夷製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鴻章“婉為開導”朝鮮，開放門戶，與西方各國立約通商，以“潛彌外患”。李鴻章則致函朝鮮國王李熙之叔、原太師李裕元，他所傳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製日本”。“以朝鮮之力製日本，或虞其不足;以與泰西通商製日本，則綽手有餘。…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製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7。”朝鮮政府開始時並不願開放，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勸導”，在1880年10月的禦前會議上通過了“開化自強”方針，並在清政府的居間幫助下，相繼與美國、英國、德國、俄國、法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了通商條約。朝鮮的大門從此洞開，成為列強爭奪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鮮王室中占有主導地位的閔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擺脫清廷，實現自主，結好西方以禦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鮮的政治、外交更為錯綜迷離。袁世凱初到朝鮮時，所要麵對的就是上述這樣一個內外交迭、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
袁世凱初到慶軍時，吳長慶安排他與其子吳保初一起從師張謇8，在軍營讀書，為翌年的鄉試做準備;但袁世凱對八股製藝是油鹽不進，而且這也不是他投奔吳長慶的初衷，所以學習並不努力，很讓老師頭痛。“謇曾命題，課以八股，則文字蕪穢，不能成篇。謇既無從刪改，而世凱亦頗以為苦。”但“偶令其辦理尋常事務，井井有條，似頗幹練9。”
袁世凱在軍營這個新環境中，盡管與吳長慶有著特殊的家世淵源，但他卻很懂得“謙抑自下”，一點兒也沒有表現出世家子弟慣有的狂傲不羈的習氣，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辦事幹練得力，很快就被任命為慶軍營務處的幫辦。此時的袁世凱，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施展才能的機會了，而這樣的機會也很快就來臨了。
1882年7月，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兵變的起因是，朝鮮王室接受清廷勸導實行開放後，於1880年對軍製進行了改革。閔妃集團借改革之機削弱大院君集團的實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創的“親軍營”的同時，組建了以日本人為教官的新軍“別技營”。新軍在裝備和待遇上都高於舊軍，激起了舊軍的很大不滿，為平息軍隊的不滿情緒，當局向欠餉已十三個月的漢城駐軍發放餉米。由於餉米中摻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憤怒的士兵毆打了庫直(管理糧庫的官員)。兵曹判書10閔謙鎬下令逮捕為首的士兵，成為激起漢城駐軍兵變的導火索。激憤的士兵和大批貧民沖入軍械庫，奪取武器，攻進捕盜廳，釋放了被捕士兵，併到大院君府上訴說冤情。大院君在溫言撫慰的同時煽風點火，暗示此事是閔妃一黨勾結日本人所為。變兵隨即攻擊日本使館，殺死日本教官，襲擊當政高官的住宅，處決了領議政大臣李最應、兵曹判書閔謙鎬等很多後黨高官，並攻入宮中搜捕閔妃。閔妃裝扮成宮女，逃出王宮，漢城大亂，政局陷入癱瘓。國王李熙被迫召還大院君，由他主持國政以收拾亂局。大院君柄政組閣，宣布大赦，恢復舊軍製，發放軍餉。亂軍退出了王宮，一場兵變方告平息。
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回國後，報告了事變經過，日本政府遂決定藉此事件大舉派兵入朝，脅迫朝鮮謝罪、賠款、割地、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清廷駐日公使黎庶昌偵知此事後，於7月31日、8月1日兩次急電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張樹聲(當時李鴻章因丁母憂，已告假還鄉)，告知日本即將出兵朝鮮的情報，建議“中國宜派兵船前往觀變”。幾乎與此同時，驚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閔妃也指示後黨成員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鮮使臣金允植、魚允中向清廷求救。張樹聲於8月2、4、5日三次致函總理衙門，要求派兵朝鮮，7日得到批準後，9日由慶軍統領吳長慶、水師提督丁汝昌、候補道馬建忠率軍乘威遠等三艦赴朝。10日，清軍抵達仁川，早於日軍到達半天，占據了政治軍事上的主動。慶軍六營直入漢城，“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11”。日軍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鮮訂立“城下之盟”，不料在軍事上失了先機，不得不改換策略，降低籌碼，放棄了割讓朝鮮領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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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統治朝鮮的是李朝。李朝建立於明代洪武年間，已持續了近六百年，幾乎與明、清兩代相始終，也一直與中國維持著良好的屬國關係。1864年，朝鮮國王李罷去世，李罷沒有兒子，於是以其弟李罶應之子李熙入承大統。李熙年方十二，沒有能力親政，遂由父親以大院君的身份攝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對外閉關鎖國，對內則加強集權，十年後李熙長大親政，權力逐漸轉入其妻王妃閔氏及其家族和親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攬權，這樣在朝鮮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閔妃和以大院君為首的兩個權力集團。1876年，日本以朝鮮拒絕邦交，蔑視日本為藉口，出動兵艦，脅迫朝鮮簽訂建交和通商條約。由於清政府畏懦無能、息事寧人的政策，朝鮮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由於在國家危難之際，清政府未能盡到宗主國的保護責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蒸蒸日上的國勢，朝鮮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餘，把目光轉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實現改革和獨立自強的目標。日本則藉此鼓動朝鮮脫離中國的控製，並大肆培植親日勢力。這樣在朝鮮政權內部又形成了以閔泳翊(閔妃之侄)、金允植、閔泳穆、趙寧夏等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為首的“開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實權，主張維持現製度，親華，是主流派;後者主張仿效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親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於政權的腐敗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鮮國內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銳，就像一座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
清政府既不願出麵維護朝鮮的權益而同日本和俄國(這是當時另一亟欲染指朝鮮的列強)發生對抗，又怕日俄併吞朝鮮，對其“龍興之地”的東北構成威脅，故決定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大行“以夷製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鴻章“婉為開導”朝鮮，開放門戶，與西方各國立約通商，以“潛彌外患”。李鴻章則致函朝鮮國王李熙之叔、原太師李裕元，他所傳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敵製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製日本”。“以朝鮮之力製日本，或虞其不足;以與泰西通商製日本，則綽手有餘。…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製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7。”朝鮮政府開始時並不願開放，但最終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勸導”，在1880年10月的禦前會議上通過了“開化自強”方針，並在清政府的居間幫助下，相繼與美國、英國、德國、俄國、法國等西方列強簽訂了通商條約。朝鮮的大門從此洞開，成為列強爭奪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鮮王室中占有主導地位的閔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擺脫清廷，實現自主，結好西方以禦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鮮的政治、外交更為錯綜迷離。袁世凱初到朝鮮時，所要麵對的就是上述這樣一個內外交迭、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
袁世凱初到慶軍時，吳長慶安排他與其子吳保初一起從師張謇8，在軍營讀書，為翌年的鄉試做準備;但袁世凱對八股製藝是油鹽不進，而且這也不是他投奔吳長慶的初衷，所以學習並不努力，很讓老師頭痛。“謇曾命題，課以八股，則文字蕪穢，不能成篇。謇既無從刪改，而世凱亦頗以為苦。”但“偶令其辦理尋常事務，井井有條，似頗幹練9。”
袁世凱在軍營這個新環境中，盡管與吳長慶有著特殊的家世淵源，但他卻很懂得“謙抑自下”，一點兒也沒有表現出世家子弟慣有的狂傲不羈的習氣，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辦事幹練得力，很快就被任命為慶軍營務處的幫辦。此時的袁世凱，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施展才能的機會了，而這樣的機會也很快就來臨了。
1882年7月，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兵變的起因是，朝鮮王室接受清廷勸導實行開放後，於1880年對軍製進行了改革。閔妃集團借改革之機削弱大院君集團的實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創的“親軍營”的同時，組建了以日本人為教官的新軍“別技營”。新軍在裝備和待遇上都高於舊軍，激起了舊軍的很大不滿，為平息軍隊的不滿情緒，當局向欠餉已十三個月的漢城駐軍發放餉米。由於餉米中摻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憤怒的士兵毆打了庫直(管理糧庫的官員)。兵曹判書10閔謙鎬下令逮捕為首的士兵，成為激起漢城駐軍兵變的導火索。激憤的士兵和大批貧民沖入軍械庫，奪取武器，攻進捕盜廳，釋放了被捕士兵，併到大院君府上訴說冤情。大院君在溫言撫慰的同時煽風點火，暗示此事是閔妃一黨勾結日本人所為。變兵隨即攻擊日本使館，殺死日本教官，襲擊當政高官的住宅，處決了領議政大臣李最應、兵曹判書閔謙鎬等很多後黨高官，並攻入宮中搜捕閔妃。閔妃裝扮成宮女，逃出王宮，漢城大亂，政局陷入癱瘓。國王李熙被迫召還大院君，由他主持國政以收拾亂局。大院君柄政組閣，宣布大赦，恢復舊軍製，發放軍餉。亂軍退出了王宮，一場兵變方告平息。
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逃回國後，報告了事變經過，日本政府遂決定藉此事件大舉派兵入朝，脅迫朝鮮謝罪、賠款、割地、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清廷駐日公使黎庶昌偵知此事後，於7月31日、8月1日兩次急電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張樹聲(當時李鴻章因丁母憂，已告假還鄉)，告知日本即將出兵朝鮮的情報，建議“中國宜派兵船前往觀變”。幾乎與此同時，驚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閔妃也指示後黨成員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鮮使臣金允植、魚允中向清廷求救。張樹聲於8月2、4、5日三次致函總理衙門，要求派兵朝鮮，7日得到批準後，9日由慶軍統領吳長慶、水師提督丁汝昌、候補道馬建忠率軍乘威遠等三艦赴朝。10日，清軍抵達仁川，早於日軍到達半天，占據了政治軍事上的主動。慶軍六營直入漢城，“旬日之間，禍亂悉平，人心大定11”。日軍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鮮訂立“城下之盟”，不料在軍事上失了先機，不得不改換策略，降低籌碼，放棄了割讓朝鮮領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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