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評介白羽之文較多，有的評價過高，筆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劉紹棠《敬柳亭說書》序）。這裏筆者隻摘抄當代海內外評論家的幾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張贛生在《河北大學學報》刊出《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專論，他認為白羽“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且飽經世態炎涼，這就使他借武俠小說來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看法。他筆下的俠客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現實武夫，他不把武俠當作救世主來崇拜，而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批判了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的可親、可敬的同時，也寫了他們在現實麵前的可憐、可笑和可嘆、可悲。諸如：一塵道人的捉賊受害，鐵蓮子柳老英雄攜女賣藝招婿受辱，武林泰鬥十二金錢俞劍平在官府麵前低聲下氣，乃至陸嗣清的行俠受窘等等，都是歷來武俠小說所未曾觸及的一麵，是白羽把武俠傳奇拉回了現實人生，才開拓了這個新境地”。
贛生接著寫道：“白羽深痛世道不公，又無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種含淚的幽默，正話反說，悲劇喜寫，在嚴肅的字麵背後是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荒誕現象。讀他的小說，常使人不由得聯想自己的生活經歷。這體現著大大超出武俠小說本身的一種藝術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強化了武俠小說的思想深度，開創了現代社會武俠小說這種新類型。白羽的成名作是《十二金錢鏢》，共十七卷；但最能顯示他文學水平的，則是《偷拳》兩卷和《聯鏢記》六卷……
“白羽屬於受‘五四’先驅者們直接影響的那一代作家，那一代人不同於以後的人，他們大都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盡管他們熱衷於西方文藝理論，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們的筆下常會自然流露出來，使他們的作品仍保持著相當濃厚的中國味。然而，畢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的中國味又具有某些現代的特色。或許正由於此，白羽的武俠小說較易為今天的年輕人接受，對港台新派武俠小說的影響也最大，有不少摹仿者。”
台灣武俠小說研究專家葉洪生（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語）在1988年5月19日於《中時晚報》以《萬古雲霄一羽毛》為題著文說：“大概目前年輕一輩的讀者對此公（指白羽）多不甚了了。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的華北地區，‘白羽’之名卻是如日中天，敢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在三十年代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就仿佛當代的金庸一樣，堪稱是泰山北鬥，‘武林正宗’！他那略帶社會反嘲性的武俠小說文字，曲中筋節，寫盡人情冷暖；對於當時飽經戰亂的苦悶人心而言，實無殊於一帖清涼劑，具有清痰化氣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釋手。”
“如果說，三十年代還珠樓主作品是‘出世’武俠小說的至尊；那麽‘後起之秀’的白羽，則是‘入世’武俠小說家中唯一能與還珠分庭抗禮的巨擘！”（筆者註：這一看法，與張贛生所論不謀而合，隻是海峽兩岸用詞習慣不同。贛生曾說：“還珠是浪漫主義武俠代表，白羽是現實主義武俠代表。）他們的讀者皆恆以千萬數，許多人拜罷還珠贊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樂。……
“當時正值抗戰軍興，華北淪陷區人心苦悶，渴望天降俠客予以‘神奇之救濟’；於焉武俠作家輩出，紛紛‘揄揚勇俠，讚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澆今人塊壘。其中有一介書生，困頓風塵，百無聊賴。乃以‘倒灑金錢’手法，胡亂打出《十二金錢鏢》，發表於天津《庸報》；孰料歪打正著，聲譽鵲起，竟贏得各方一致叫好。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為新文學家而不果的宮竹心，筆名‘白羽’，靈感來自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正有自傷自卑，無足輕重之意。”
“誰知區區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後期名震江湖，執‘武林’之牛耳，影響迄今未衰。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學，痛恨自己為餬口而寫‘無聊文字’的白羽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其實，即以文筆而論，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邁群倫之處……特別是在運用小說聲口上，生動傳神，若聞謦咳；亦莊亦諧，恰如其分，而在處理武打場麵上，白羽著墨雖不多，卻深明虛實相生、奇正相間之理，在虛構中有寫實；舉凡出招、亮式、身形、動作皆歷歷如繪，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節奏明快，兔起鷂落，文字簡潔，徐疾有致———如是種種，實為近三十年來港、台兩地一流武俠作家之所宗。”
葉洪生四改專論白羽的文章，在《葉洪生論劍》書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係統地確切地對白羽對武俠小說用語（如“首張武林一詞”）及兵刃、招術的使用作了評介。葉君認為白羽的小說武打用語和武術界權威著作萬籟聲《武術匯宗》融合起來。（註：這一成績應首屬於鄭證因，但鄭氏當時是白羽寫作助手。）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繫。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歷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歷史的局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托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隻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回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嘆：“為什麽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嘆說：“嗚呼！胡適謬知中國怎麽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註：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註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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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贛生在《河北大學學報》刊出《中國武俠小說的形成與流變》專論，他認為白羽“既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且飽經世態炎涼，這就使他借武俠小說來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看法。他筆下的俠客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現實武夫，他不把武俠當作救世主來崇拜，而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批判了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的可親、可敬的同時，也寫了他們在現實麵前的可憐、可笑和可嘆、可悲。諸如：一塵道人的捉賊受害，鐵蓮子柳老英雄攜女賣藝招婿受辱，武林泰鬥十二金錢俞劍平在官府麵前低聲下氣，乃至陸嗣清的行俠受窘等等，都是歷來武俠小說所未曾觸及的一麵，是白羽把武俠傳奇拉回了現實人生，才開拓了這個新境地”。
贛生接著寫道：“白羽深痛世道不公，又無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種含淚的幽默，正話反說，悲劇喜寫，在嚴肅的字麵背後是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荒誕現象。讀他的小說，常使人不由得聯想自己的生活經歷。這體現著大大超出武俠小說本身的一種藝術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強化了武俠小說的思想深度，開創了現代社會武俠小說這種新類型。白羽的成名作是《十二金錢鏢》，共十七卷；但最能顯示他文學水平的，則是《偷拳》兩卷和《聯鏢記》六卷……
“白羽屬於受‘五四’先驅者們直接影響的那一代作家，那一代人不同於以後的人，他們大都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盡管他們熱衷於西方文藝理論，但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們的筆下常會自然流露出來，使他們的作品仍保持著相當濃厚的中國味。然而，畢竟白羽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的中國味又具有某些現代的特色。或許正由於此，白羽的武俠小說較易為今天的年輕人接受，對港台新派武俠小說的影響也最大，有不少摹仿者。”
台灣武俠小說研究專家葉洪生（梁羽生致以仁函中用語）在1988年5月19日於《中時晚報》以《萬古雲霄一羽毛》為題著文說：“大概目前年輕一輩的讀者對此公（指白羽）多不甚了了。但在半個世紀以前的華北地區，‘白羽’之名卻是如日中天，敢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在三十年代武俠小說界的地位，就仿佛當代的金庸一樣，堪稱是泰山北鬥，‘武林正宗’！他那略帶社會反嘲性的武俠小說文字，曲中筋節，寫盡人情冷暖；對於當時飽經戰亂的苦悶人心而言，實無殊於一帖清涼劑，具有清痰化氣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釋手。”
“如果說，三十年代還珠樓主作品是‘出世’武俠小說的至尊；那麽‘後起之秀’的白羽，則是‘入世’武俠小說家中唯一能與還珠分庭抗禮的巨擘！”（筆者註：這一看法，與張贛生所論不謀而合，隻是海峽兩岸用詞習慣不同。贛生曾說：“還珠是浪漫主義武俠代表，白羽是現實主義武俠代表。）他們的讀者皆恆以千萬數，許多人拜罷還珠贊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樂。……
“當時正值抗戰軍興，華北淪陷區人心苦悶，渴望天降俠客予以‘神奇之救濟’；於焉武俠作家輩出，紛紛‘揄揚勇俠，讚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澆今人塊壘。其中有一介書生，困頓風塵，百無聊賴。乃以‘倒灑金錢’手法，胡亂打出《十二金錢鏢》，發表於天津《庸報》；孰料歪打正著，聲譽鵲起，竟贏得各方一致叫好。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為新文學家而不果的宮竹心，筆名‘白羽’，靈感來自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正有自傷自卑，無足輕重之意。”
“誰知區區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後期名震江湖，執‘武林’之牛耳，影響迄今未衰。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學，痛恨自己為餬口而寫‘無聊文字’的白羽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其實，即以文筆而論，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邁群倫之處……特別是在運用小說聲口上，生動傳神，若聞謦咳；亦莊亦諧，恰如其分，而在處理武打場麵上，白羽著墨雖不多，卻深明虛實相生、奇正相間之理，在虛構中有寫實；舉凡出招、亮式、身形、動作皆歷歷如繪，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節奏明快，兔起鷂落，文字簡潔，徐疾有致———如是種種，實為近三十年來港、台兩地一流武俠作家之所宗。”
葉洪生四改專論白羽的文章，在《葉洪生論劍》書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係統地確切地對白羽對武俠小說用語（如“首張武林一詞”）及兵刃、招術的使用作了評介。葉君認為白羽的小說武打用語和武術界權威著作萬籟聲《武術匯宗》融合起來。（註：這一成績應首屬於鄭證因，但鄭氏當時是白羽寫作助手。）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繫。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歷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歷史的局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托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隻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回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嘆：“為什麽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嘆說：“嗚呼！胡適謬知中國怎麽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註：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註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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