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嬰具體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說：“《十二金錢鏢》描寫喬九煙的被囚、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俏’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緣’，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癡，至今艷稱人口。唯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
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慡’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1939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
天津資深報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筆名，在《新天津畫報》發表“論白羽武俠小說”的六篇書評，評論者講一些讚揚的話後，指出《十二金錢鏢》的兩大弊病：（1）該書從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鴻和他的女兒柳葉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約#&多萬字）的篇幅，而這段故事與全書並沒有什麽關係，有傷結構的緊嚴性；（2）柳兆鴻這個人非常討厭，按俠客的行徑當該劫富濟貧，所對付的是贓官惡霸，現在柳兆鴻卻光和綠林道作起對來，這完全違反了傳統的俠客定律。（原載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畫報》。宮註：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談了許多評白羽小說的新見解，筆者將於後文摘引。）
上述評說，多褒，少貶，隻有“惋惜”；這是因為筆者隻能找到這些原始資料。
二、白羽之自評
白羽《話柄》自序的第一句話：“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個人。”十幾個字可看出他的寫作目的。
“自序”還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白羽《血滌寒光劍》自序評論本人作品說：“或問作者：何書為佳？羽曰：武俠故事，托體既卑，眼高手低，愧無妥作。若比較以求，《話柄》回憶童年，文心尚真。《聯鏢記》人物情節，頗費剪裁，確為經意之筆。次則《金錢鏢》二、三、四卷（原書第6至20章）《爭雄記》一、二卷（該書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後，楊露蟬三次受騙和陳清平患病），不無一節可取。而讀者眼光與作者不盡相同，或有嫌《聯鏢記》故事太慘者，謂作者慣置‘正派英雄’於死地，一塵中毒，獅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脅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閣下大作矣。’一讀者更專函相罵：足下專替劇賊張目，豈小白龍（註：小說人名）之後代乎？‘白龍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斷言也。’然羽之寫聯鏢故事，預樹‘悲壯’一義，而以緊迫之筆出之；或者筆不從心，徒悲不壯，令讀者掩卷不樂乎？《寒光劍》勉徇眾意，力減‘別扭’，期使觀眾鬆心稱快。而首卷脫稿，文情散懈，俗氣逼人，方慚敗筆，乃不意書未付印，預約者、租版者、承銷者紛至，寧非怪事？《寒光劍》竊材於《俠隱記》（註：大仲馬著，今譯書名《三個火槍手》），陳元照脫胎於達特安……”
白羽關於“俠”之含義，大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盡管她性行有若幹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麵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歷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評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的評論家薑德明發表《魯迅與宮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現於報端；不久，薑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幾句：對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應該研究一下。從此開了頭，作家馮育楠撰“文壇悲士宮白羽”數千字，再寫《一個小說家的悲劇》萬餘字，進而撰傳記文學《淚灑金錢鏢》十七萬字。
天津文學界對《淚灑金錢鏢》開了作品研討會，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學家張贛生在會上說：白羽的“悲”，一是個人經歷之悲，另外還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俠小說之“悲”。他若不自卑，憑他的文學修養，可以把武俠小說寫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驥良認為，《偷拳》也可以算做“純文學”作品。（以上二君發言，筆者隻憑與會記憶，無文字依據。亦未再與二君核實。）
在這個會議以前，天津《今晚報》1985年3月12日刊出張贛生《話說武俠小說》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論點。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贈一套台灣葉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錢鏢》，筆者讀葉君所撰“白羽小傳及分卷說明”和他的眉批，甚欽佩其知識之廣、研究之深，但也發現個別事實失誤。筆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給中國新聞社。撰文是請梁羽生先生介紹登港報，給葉君補充若幹史實；他介紹給武林盟主、《明報》老闆金庸，登在《明報月刊》。投稿是葉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卷十七，彌補他的“遺珠之嘆”（葉君用語），刊於香港《快報》。信息反饋，葉君來信。筆者贈葉君《話柄》複印件，葉君推薦給台灣《中時晚報》連載，並又撰一文，評介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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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慡’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1939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
天津資深報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筆名，在《新天津畫報》發表“論白羽武俠小說”的六篇書評，評論者講一些讚揚的話後，指出《十二金錢鏢》的兩大弊病：（1）該書從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鴻和他的女兒柳葉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約#&多萬字）的篇幅，而這段故事與全書並沒有什麽關係，有傷結構的緊嚴性；（2）柳兆鴻這個人非常討厭，按俠客的行徑當該劫富濟貧，所對付的是贓官惡霸，現在柳兆鴻卻光和綠林道作起對來，這完全違反了傳統的俠客定律。（原載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畫報》。宮註：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談了許多評白羽小說的新見解，筆者將於後文摘引。）
上述評說，多褒，少貶，隻有“惋惜”；這是因為筆者隻能找到這些原始資料。
二、白羽之自評
白羽《話柄》自序的第一句話：“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個人。”十幾個字可看出他的寫作目的。
“自序”還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白羽《血滌寒光劍》自序評論本人作品說：“或問作者：何書為佳？羽曰：武俠故事，托體既卑，眼高手低，愧無妥作。若比較以求，《話柄》回憶童年，文心尚真。《聯鏢記》人物情節，頗費剪裁，確為經意之筆。次則《金錢鏢》二、三、四卷（原書第6至20章）《爭雄記》一、二卷（該書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後，楊露蟬三次受騙和陳清平患病），不無一節可取。而讀者眼光與作者不盡相同，或有嫌《聯鏢記》故事太慘者，謂作者慣置‘正派英雄’於死地，一塵中毒，獅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脅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閣下大作矣。’一讀者更專函相罵：足下專替劇賊張目，豈小白龍（註：小說人名）之後代乎？‘白龍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斷言也。’然羽之寫聯鏢故事，預樹‘悲壯’一義，而以緊迫之筆出之；或者筆不從心，徒悲不壯，令讀者掩卷不樂乎？《寒光劍》勉徇眾意，力減‘別扭’，期使觀眾鬆心稱快。而首卷脫稿，文情散懈，俗氣逼人，方慚敗筆，乃不意書未付印，預約者、租版者、承銷者紛至，寧非怪事？《寒光劍》竊材於《俠隱記》（註：大仲馬著，今譯書名《三個火槍手》），陳元照脫胎於達特安……”
白羽關於“俠”之含義，大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盡管她性行有若幹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麵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歷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評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的評論家薑德明發表《魯迅與宮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現於報端；不久，薑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幾句：對宮白羽的武俠小說應該研究一下。從此開了頭，作家馮育楠撰“文壇悲士宮白羽”數千字，再寫《一個小說家的悲劇》萬餘字，進而撰傳記文學《淚灑金錢鏢》十七萬字。
天津文學界對《淚灑金錢鏢》開了作品研討會，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學家張贛生在會上說：白羽的“悲”，一是個人經歷之悲，另外還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俠小說之“悲”。他若不自卑，憑他的文學修養，可以把武俠小說寫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驥良認為，《偷拳》也可以算做“純文學”作品。（以上二君發言，筆者隻憑與會記憶，無文字依據。亦未再與二君核實。）
在這個會議以前，天津《今晚報》1985年3月12日刊出張贛生《話說武俠小說》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家的論點。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贈一套台灣葉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錢鏢》，筆者讀葉君所撰“白羽小傳及分卷說明”和他的眉批，甚欽佩其知識之廣、研究之深，但也發現個別事實失誤。筆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給中國新聞社。撰文是請梁羽生先生介紹登港報，給葉君補充若幹史實；他介紹給武林盟主、《明報》老闆金庸，登在《明報月刊》。投稿是葉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卷十七，彌補他的“遺珠之嘆”（葉君用語），刊於香港《快報》。信息反饋，葉君來信。筆者贈葉君《話柄》複印件，葉君推薦給台灣《中時晚報》連載，並又撰一文，評介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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