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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錢鏢》：六十年間的評說（代序）
———評介白羽及其書
宮以仁宮捷
“武俠小說永遠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這是台灣文學評論家陳曉林在“民俗文學源流與武俠小說的定位”一文的第一句話。縱觀八十年（“五四”至今），橫覽海內外，確實都在爭議。在早年的爭議中，在正統文壇上，貶占絕對優勢；書的銷路武俠卻占上風（當然也有靠yin盜取寵於讀者的）。作者自卑，讀者喜愛。白羽適逢此時，自然也不會例外。八十年代初大陸掀起武俠熱，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在九十年代，在文學界對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仍有人評頭論足。筆者編纂一下這些評說，這不僅是對白羽的評價，也涉及對武俠小說整體的認識。
一、三四十年代的評介
最早評論白羽武俠小說的，是幾位正統的愛國文人，大都是介紹白羽受魯迅之影響，參與新文學運動，讚揚白羽的文筆，稱其武俠作品著重寫實，不致引誘青年上山學道或陷入yin盜；再為白羽寫武俠說幾句惋惜的話。
天津新聞文化界耆宿吳雲心三十年代在“白羽自傳《話柄》”序中以惋惜的筆調寫道：“假若他（指白羽）那時生活安定，也許不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裏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麵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麵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麵，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麵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註：今譯塞萬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採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jian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註：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yin、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史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1940年著文從這兩方麵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仿佛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張騰霄在講到“教化作用”時寫道：“在《爭雄記》的前幾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倖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鍊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註：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徵、思想內容等方麵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麽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麽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麽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註：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回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槓，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餵虎、舍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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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錢鏢》：六十年間的評說（代序）
———評介白羽及其書
宮以仁宮捷
“武俠小說永遠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這是台灣文學評論家陳曉林在“民俗文學源流與武俠小說的定位”一文的第一句話。縱觀八十年（“五四”至今），橫覽海內外，確實都在爭議。在早年的爭議中，在正統文壇上，貶占絕對優勢；書的銷路武俠卻占上風（當然也有靠yin盜取寵於讀者的）。作者自卑，讀者喜愛。白羽適逢此時，自然也不會例外。八十年代初大陸掀起武俠熱，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在九十年代，在文學界對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仍有人評頭論足。筆者編纂一下這些評說，這不僅是對白羽的評價，也涉及對武俠小說整體的認識。
一、三四十年代的評介
最早評論白羽武俠小說的，是幾位正統的愛國文人，大都是介紹白羽受魯迅之影響，參與新文學運動，讚揚白羽的文筆，稱其武俠作品著重寫實，不致引誘青年上山學道或陷入yin盜；再為白羽寫武俠說幾句惋惜的話。
天津新聞文化界耆宿吳雲心三十年代在“白羽自傳《話柄》”序中以惋惜的筆調寫道：“假若他（指白羽）那時生活安定，也許不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裏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麵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麵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麵，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於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麵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註：今譯塞萬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採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jian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註：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yin、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史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1940年著文從這兩方麵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仿佛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張騰霄在講到“教化作用”時寫道：“在《爭雄記》的前幾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剛毅果敢的個性、忍辱學技的決心，表現無遺；後來袁振武獲得絕藝，實非偶然。這正是中國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僥倖心理的對症良藥。書中描寫飛豹子出走尋師、蓄意營救鷹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動。鷹爪王的夫人及其內姐魯老姑太的肝膽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種勇於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鍛鍊中國國魂的絕好榜樣。比較一般武俠小說的誨盜滋亂，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評論家接著說：“一般人常說，為藝術而藝術，所以反對有訓誨性的著作。但是為吃飯而吃飯的理由，終究不夠理由。吃飯還有它的本來的功用。藝術既是文化的產物，而所謂文化者，當然是重在教化。無教化作用之藝術，究竟不成其為藝術了。白羽的武俠小說固然是為藝術而藝術，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殺。”（原載1940年版《武林爭雄記》）在九十年代來看，這段教化作用的文藝理論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墨嬰在1940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註：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徵、思想內容等方麵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麽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麽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麽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註：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回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槓，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餵虎、舍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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