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66000元獎金。我欣喜若狂，也想給爹娘一個驚喜，於是想了好長時間，才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
那是在老家的飯桌上，我說:「爹，我的照片獲獎了！」
爹說:「不孬，不孬。」卻隻字不問獎金的事兒。
這位在京的打工妹拉著我爹的手直掉淚:「看見這些照片，俺想家了。」（1998年）
我憋不住了，跟爹說:「你猜多少獎金？」
爹說:「俺猜不著。」
我眉飛色舞地說:「六萬六啊！」
爹聽了卻沒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了一句:「錢不錢的，咱要的是那名譽。」
聽了爹的話，我傻眼了，望著平平靜靜吃著煎餅的爹半晌說不出話來。爹辛苦了一輩子，80多歲還依然下地，不就是為了養家餬口嗎？他一輩子也沒想到會掙這麽多錢，但當這些錢放到眼前時，他卻看得那麽淡，把榮譽看得那麽重，相比之下，我這個「文化人」實在趕不上俺這跟斧頭鋤耙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爹呀。
這件事，在我心裏震撼了許久許久。
11月初，我把影展的照片放大製作完畢後，回家同爹娘商量剪彩的事。
「爹、娘，我要在北京為你們辦攝影展覽，把你們的照片展出來，你們看咋樣？」我說。
「那倒是好，在哪個地方展？」爹問。
「在中國美術館，那是最好的展覽場地了。」我說。
「我知道，那是北京50年代十大建築中的一個。」爹興奮地說。
「到展覽那天，你和我娘到北京去，給我剪彩。」
「啥叫剪彩？」娘問。
「就是兩個人牽一根紅綢子，你和爹把紅綢子剪斷。」我給娘解釋說。
娘一聽，撇了撇嘴:「那不就瞎了嗎？」（山東方言，浪費了的意思。）
爹用手撥了一下娘的胳膊:「這你就不懂了，俺在電視上見領導人剪彩，知道咋剪法。」
過了一會兒，爹又說，「那裏剪刀我使不慣，去的時候別忘了帶咱家的老剪刀。」
娘說:「俺啥剪子也使得慣。」
爹說:「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使了一輩子剪子了。要論使大鋸斧頭，你還不能跟我比呢。」
倆老人像孩子一樣嘰喳了半天。
最後，爹告訴娘，「到時，咱倆得一塊兒剪，你剪斷了，我剪不斷，人家要笑話咱。」
「到時咱還能喊個一二三？」娘堵了爹一句。
打這一天起，爹天天磨家裏的老剪子，磨了一遍又一遍；娘對鄰居們說：
「過兩天，俺就上北京去開會。」
在老人的心中，能到北京「開會」的是啥身份的人，不是英雄模範就是幹部，幹部還得是大幹部呢，村上鄉裏的幹部能上北京開會的也不多。
「這回兒子能讓俺上北京『開會』了。」娘嘮叨了好幾天。
離影展開幕還有一個星期的時候，我回家接爹娘進京剪彩，娘卻在兩天前又犯病了。聽外甥女桂花說，娘說還有幾天就去開會了，非要洗洗頭不可，這一洗，可就感冒了，感冒了就引起了肺氣腫，肺氣腫就引起了心髒和腦部缺氧。當我見到娘的時候，她正在醫院裏打吊瓶，吸氧氣，臉憋得像紫茄子一樣。
我問院長:「娘這種情況，一周後能去北京嗎？」
院長搖搖頭:「絕對不可能的，大娘這次病犯得特別重。能保住命就不錯了，千萬不能去！」
躺在床上的娘聽到了院長的話，大聲說:「不要緊，俺能行，俺能去北京開會。」
爹把我拉到一邊，說：
「波，我知道這次影展是你這一生的大事，俺聽人說了，能在北京十大建築裏辦影展的，很不容易；又聽說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為你主辦，俺兒是攝影家了。我很光彩，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都想望子成龍。這一回，你娘要是去不了，我就是拖著這條病腿爬也要爬到北京，為你剪這個彩，剪完彩，我這一生就算完成任務了。」
爹這一席話，說得我的眼淚直往下流。我給爹留了些錢，說給我娘治病要緊，我得趕快回京布展。並囑咐爹：
「你們都不要去了，隻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強。」
在回京的路上，我的心亂極了，老天啊，你咋就對我這麽不公平呢，我想為爹娘盡這麽點孝心，還爹娘一生一世待我的情，你咋就在關鍵時刻讓我和老人都不能如願呢！
11月30日，是布展的最後一天，朋友們都來幫忙，大大小小的照片擺了滿滿一地。下午1點多鍾，我正忙活著往牆上掛照片，手機響了，我一看顯示的號碼，是醫院的朋友王福義打來的，我的喉頭一緊：壞了，家裏出事了，就趕緊接電話。電話那頭，福義告訴我，娘說什麽今天也要出院上北京去，醫生沒辦法就依了她。醫院派了個救護車，直接把他們送到淄博火車站，現在已上了青島到北京的26次特快列車，在車上，他正給我娘打吊瓶呢。
聽了福義的話，望著眼前爹娘的照片，我像孩子一樣「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娘啊，娘，我希望你能來給我剪彩，但卻不希望你拚著老命來呀。」
晚上8點，我去北京站接爹娘。爹娘都穿著軍用大衣，娘的臉還有些虛腫。我疾步衝上車，把娘背了起來，背下火車，背出車站。娘這次來得太不容易了，在北京，我不能讓娘再走一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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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老家的飯桌上，我說:「爹，我的照片獲獎了！」
爹說:「不孬，不孬。」卻隻字不問獎金的事兒。
這位在京的打工妹拉著我爹的手直掉淚:「看見這些照片，俺想家了。」（1998年）
我憋不住了，跟爹說:「你猜多少獎金？」
爹說:「俺猜不著。」
我眉飛色舞地說:「六萬六啊！」
爹聽了卻沒說話。過了一會兒，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了一句:「錢不錢的，咱要的是那名譽。」
聽了爹的話，我傻眼了，望著平平靜靜吃著煎餅的爹半晌說不出話來。爹辛苦了一輩子，80多歲還依然下地，不就是為了養家餬口嗎？他一輩子也沒想到會掙這麽多錢，但當這些錢放到眼前時，他卻看得那麽淡，把榮譽看得那麽重，相比之下，我這個「文化人」實在趕不上俺這跟斧頭鋤耙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爹呀。
這件事，在我心裏震撼了許久許久。
11月初，我把影展的照片放大製作完畢後，回家同爹娘商量剪彩的事。
「爹、娘，我要在北京為你們辦攝影展覽，把你們的照片展出來，你們看咋樣？」我說。
「那倒是好，在哪個地方展？」爹問。
「在中國美術館，那是最好的展覽場地了。」我說。
「我知道，那是北京50年代十大建築中的一個。」爹興奮地說。
「到展覽那天，你和我娘到北京去，給我剪彩。」
「啥叫剪彩？」娘問。
「就是兩個人牽一根紅綢子，你和爹把紅綢子剪斷。」我給娘解釋說。
娘一聽，撇了撇嘴:「那不就瞎了嗎？」（山東方言，浪費了的意思。）
爹用手撥了一下娘的胳膊:「這你就不懂了，俺在電視上見領導人剪彩，知道咋剪法。」
過了一會兒，爹又說，「那裏剪刀我使不慣，去的時候別忘了帶咱家的老剪刀。」
娘說:「俺啥剪子也使得慣。」
爹說:「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使了一輩子剪子了。要論使大鋸斧頭，你還不能跟我比呢。」
倆老人像孩子一樣嘰喳了半天。
最後，爹告訴娘，「到時，咱倆得一塊兒剪，你剪斷了，我剪不斷，人家要笑話咱。」
「到時咱還能喊個一二三？」娘堵了爹一句。
打這一天起，爹天天磨家裏的老剪子，磨了一遍又一遍；娘對鄰居們說：
「過兩天，俺就上北京去開會。」
在老人的心中，能到北京「開會」的是啥身份的人，不是英雄模範就是幹部，幹部還得是大幹部呢，村上鄉裏的幹部能上北京開會的也不多。
「這回兒子能讓俺上北京『開會』了。」娘嘮叨了好幾天。
離影展開幕還有一個星期的時候，我回家接爹娘進京剪彩，娘卻在兩天前又犯病了。聽外甥女桂花說，娘說還有幾天就去開會了，非要洗洗頭不可，這一洗，可就感冒了，感冒了就引起了肺氣腫，肺氣腫就引起了心髒和腦部缺氧。當我見到娘的時候，她正在醫院裏打吊瓶，吸氧氣，臉憋得像紫茄子一樣。
我問院長:「娘這種情況，一周後能去北京嗎？」
院長搖搖頭:「絕對不可能的，大娘這次病犯得特別重。能保住命就不錯了，千萬不能去！」
躺在床上的娘聽到了院長的話，大聲說:「不要緊，俺能行，俺能去北京開會。」
爹把我拉到一邊，說：
「波，我知道這次影展是你這一生的大事，俺聽人說了，能在北京十大建築裏辦影展的，很不容易；又聽說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為你主辦，俺兒是攝影家了。我很光彩，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都想望子成龍。這一回，你娘要是去不了，我就是拖著這條病腿爬也要爬到北京，為你剪這個彩，剪完彩，我這一生就算完成任務了。」
爹這一席話，說得我的眼淚直往下流。我給爹留了些錢，說給我娘治病要緊，我得趕快回京布展。並囑咐爹：
「你們都不要去了，隻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強。」
在回京的路上，我的心亂極了，老天啊，你咋就對我這麽不公平呢，我想為爹娘盡這麽點孝心，還爹娘一生一世待我的情，你咋就在關鍵時刻讓我和老人都不能如願呢！
11月30日，是布展的最後一天，朋友們都來幫忙，大大小小的照片擺了滿滿一地。下午1點多鍾，我正忙活著往牆上掛照片，手機響了，我一看顯示的號碼，是醫院的朋友王福義打來的，我的喉頭一緊：壞了，家裏出事了，就趕緊接電話。電話那頭，福義告訴我，娘說什麽今天也要出院上北京去，醫生沒辦法就依了她。醫院派了個救護車，直接把他們送到淄博火車站，現在已上了青島到北京的26次特快列車，在車上，他正給我娘打吊瓶呢。
聽了福義的話，望著眼前爹娘的照片，我像孩子一樣「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娘啊，娘，我希望你能來給我剪彩，但卻不希望你拚著老命來呀。」
晚上8點，我去北京站接爹娘。爹娘都穿著軍用大衣，娘的臉還有些虛腫。我疾步衝上車，把娘背了起來，背下火車，背出車站。娘這次來得太不容易了，在北京，我不能讓娘再走一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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