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不是證據嗎?”
“可能是，”他開心地說，“不過我想你得加上‘以前’現在燒成灰了。”
“你不認為那可能是兇手寫的?”
“那些愚饈的鬼話?不認為。你呢?”
“也許不是，”我吼他，“可是如果信沒了，我們要怎麽查出寫信的人是誰?”
這時候信真的沒了。範倫或許有點燙到拇指，但看不出來，隻見他撥了撥頭髮上輕細如絲的灰燼。
“誰會在意信是誰寫的?”範倫丁問。
“不管是誰，他都知道埋屍案的事。”
“啊，”他露出微笑。這傢夥完全清醒了，這種瞬間清醒的能力連我都不能不佩服。
“我欣賞你的深思熟慮，要知道兇手很可能是警察裏的自由黨―起碼有六、七個——或發瘋的警察，或是任何人。總之就是想煽動大眾一起反愛爾蘭人的傢夥，因為愛爾蘭老媽生的兒子都傾向支持民主黨。我也相當欣賞你認為隻要再研究久一些，就會知道信是誰寫的認真態度。了不起。但這一類的信通常會被人看到，而黨現在已經夠混亂了。每個快餓扁的愛爾蘭佬下了船隻要弄清誰是朋友、誰會幫他忙，就會馬上變成忠心的民主黨員。要是自由黨的人看見這篇鬼話，馬上就會變成愛爾蘭人的好朋友，而我們就會被貼上非美國人的標籤，跟醜聞糾纏不清，到時選票很快就會把我們趕出去，快到像飛的一樣。”
“要是黨受到波及就不好了。”我輕蔑地說。
“說得好，確實如此。”他咧咧嘴。
“老弟，多謝你把這封褻瀆上帝的東西帶來，你簡直跟曆書一樣神機妙算，還有咖啡也謝了，你真是大好人。如果你好人做到底，現在就閃的話，我會更喜歡你。”
我站在春天街上，範倫的住處外麵，拴馬柱的旁邊，呼吸有點沉重、吃力，不知道該去哪裏、該做什麽，我想了想現有的選擇。
我可以衝進馬許夫人的妓院，冒著可能被抓去關甚至更慘下場的危險，鬼吼鬼叫逼她說出到底在裏頭搞什麽鬼。她要不屈服，要不就得用蠻力把我攆走，如果是後者，就會驚動那個戴黑色鬥篷帽的男人。
一旦打草驚蛇，可能就會讓他白白逃了，如果真有這麽一個人的話。或者，我可以回墳場，像個笨蛋瞪著我們藏在某個上鎖房間裏的白骨，絞盡腦汁思考他們到底是誰。當然，我也可以回家去纏著一個飽受虐待的灰眸小女孩，逼她說出她口口聲聲說她不知道的事。再不然，我幹脆去買醉或是找更強勁的東西麻痺自己，如果我想比我現在更像我哥的話。
最後，我軟弱了，我邁步走向安德希爾家。眼看自己的意誌力愈來愈薄弱，厭惡感油然而生。
或許我是個傻瓜，隻是想在承認自己沒能替一群冤死的小孩報仇之前，看一眼美好的東西。但為了顧全麵子，我轉念又想，這一趟其實是要去尋求忠告的。
我跟範倫會認識安德希爾父女是因為一次意外。有一次範倫混了好多種藥，咳藥咳到整個人像要斷氣。當時我們住在香柏街某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很像麵包盒，隻有一個煮飯的爐子和兩張床墊。那年我十四歲，我哥二十歲，有天傍晚我回到家發現他像一尊大理石一動也不動，怎麽叫他，他都沒反應。後來我六神無主衝出門，看到的第一線希望就是教堂旁邊的牧師寓所發出的燈光。我上前敲門，門一打開，隻見一名穿著襯衫、表情疑惑而嚴肅的男人，一名就著燈光靈活地做著針線活的蒼白女人，還有一個令人難忘、雙腳交叉趴在織毯上看書的黑髮女孩。
有些牧師除了演講激動人心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在行，但湯瑪斯?安德希爾知道怎麽善用熱水、嗅鹽、白蘭地、阿摩尼亞和一般常識幫助別人，那天晚上，他什麽都用上了。走出我們的房間時，他看我的眼神無比和善，不是憐憫施捨的那種。隔天早上，在得知前一晚的事之後，範倫親自去向牧師道謝。那天他們一定談得很盡興，因為當天下午我們就受邀去牧師家喝茶，我坐在梅西?安德希爾的對麵，著迷地看著她都起嘴把麵前的大吉嶺紅茶吹涼。範倫弄來了一束野生雛菊送給安德希爾太太，拚命為自己造成的麻煩致歉。
至於我，他不知從哪偷來了一塊牛排，因為天知道我們根本買不起牛排。那天晚上，他用家裏的簡陋爐子把牛排煎得香噴噴，隻字不提前晚的事，也許是覺得抱歉或感謝或不管什麽，總之我一點都不感動。
所以，因為一次幾近不幸的意外，我才能從小看著梅西長大。她一有空就會寫詩、寫天馬行空的故事或獨幕劇。每到春天，我、範倫和牧師會把牧師寓所的花盒漆成黃色，安德希爾太太還在世時，還會烤我吃過最好吃的選舉時節的蛋糕。還記得我們常在救火員的慶功會之後坐在牧師家的餐桌前，範倫因為喝了杜鬆子酒耳根發紅，我則因為完全不同的理由而臉紅。
我往前邁步，心情惡劣，至少確定這段回憶是苦巧克力口味，暗黑濃烈，無法抵抗。來開門的是安德希爾家唯一的女傭，名叫安娜。安娜是個臉色蒼白、無家可歸的英國女孩。看到我她先是露出微笑，之後又皺起眉頭，她一定很好奇為什麽我的四分之一張臉見不得人，非遮起來不可。她立刻跟我說梅西不在家，她去東河探望某個嚴重的壞血病患者，而牧師正在客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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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開心地說，“不過我想你得加上‘以前’現在燒成灰了。”
“你不認為那可能是兇手寫的?”
“那些愚饈的鬼話?不認為。你呢?”
“也許不是，”我吼他，“可是如果信沒了，我們要怎麽查出寫信的人是誰?”
這時候信真的沒了。範倫或許有點燙到拇指，但看不出來，隻見他撥了撥頭髮上輕細如絲的灰燼。
“誰會在意信是誰寫的?”範倫丁問。
“不管是誰，他都知道埋屍案的事。”
“啊，”他露出微笑。這傢夥完全清醒了，這種瞬間清醒的能力連我都不能不佩服。
“我欣賞你的深思熟慮，要知道兇手很可能是警察裏的自由黨―起碼有六、七個——或發瘋的警察，或是任何人。總之就是想煽動大眾一起反愛爾蘭人的傢夥，因為愛爾蘭老媽生的兒子都傾向支持民主黨。我也相當欣賞你認為隻要再研究久一些，就會知道信是誰寫的認真態度。了不起。但這一類的信通常會被人看到，而黨現在已經夠混亂了。每個快餓扁的愛爾蘭佬下了船隻要弄清誰是朋友、誰會幫他忙，就會馬上變成忠心的民主黨員。要是自由黨的人看見這篇鬼話，馬上就會變成愛爾蘭人的好朋友，而我們就會被貼上非美國人的標籤，跟醜聞糾纏不清，到時選票很快就會把我們趕出去，快到像飛的一樣。”
“要是黨受到波及就不好了。”我輕蔑地說。
“說得好，確實如此。”他咧咧嘴。
“老弟，多謝你把這封褻瀆上帝的東西帶來，你簡直跟曆書一樣神機妙算，還有咖啡也謝了，你真是大好人。如果你好人做到底，現在就閃的話，我會更喜歡你。”
我站在春天街上，範倫的住處外麵，拴馬柱的旁邊，呼吸有點沉重、吃力，不知道該去哪裏、該做什麽，我想了想現有的選擇。
我可以衝進馬許夫人的妓院，冒著可能被抓去關甚至更慘下場的危險，鬼吼鬼叫逼她說出到底在裏頭搞什麽鬼。她要不屈服，要不就得用蠻力把我攆走，如果是後者，就會驚動那個戴黑色鬥篷帽的男人。
一旦打草驚蛇，可能就會讓他白白逃了，如果真有這麽一個人的話。或者，我可以回墳場，像個笨蛋瞪著我們藏在某個上鎖房間裏的白骨，絞盡腦汁思考他們到底是誰。當然，我也可以回家去纏著一個飽受虐待的灰眸小女孩，逼她說出她口口聲聲說她不知道的事。再不然，我幹脆去買醉或是找更強勁的東西麻痺自己，如果我想比我現在更像我哥的話。
最後，我軟弱了，我邁步走向安德希爾家。眼看自己的意誌力愈來愈薄弱，厭惡感油然而生。
或許我是個傻瓜，隻是想在承認自己沒能替一群冤死的小孩報仇之前，看一眼美好的東西。但為了顧全麵子，我轉念又想，這一趟其實是要去尋求忠告的。
我跟範倫會認識安德希爾父女是因為一次意外。有一次範倫混了好多種藥，咳藥咳到整個人像要斷氣。當時我們住在香柏街某間沒有窗戶的房間，很像麵包盒，隻有一個煮飯的爐子和兩張床墊。那年我十四歲，我哥二十歲，有天傍晚我回到家發現他像一尊大理石一動也不動，怎麽叫他，他都沒反應。後來我六神無主衝出門，看到的第一線希望就是教堂旁邊的牧師寓所發出的燈光。我上前敲門，門一打開，隻見一名穿著襯衫、表情疑惑而嚴肅的男人，一名就著燈光靈活地做著針線活的蒼白女人，還有一個令人難忘、雙腳交叉趴在織毯上看書的黑髮女孩。
有些牧師除了演講激動人心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在行，但湯瑪斯?安德希爾知道怎麽善用熱水、嗅鹽、白蘭地、阿摩尼亞和一般常識幫助別人，那天晚上，他什麽都用上了。走出我們的房間時，他看我的眼神無比和善，不是憐憫施捨的那種。隔天早上，在得知前一晚的事之後，範倫親自去向牧師道謝。那天他們一定談得很盡興，因為當天下午我們就受邀去牧師家喝茶，我坐在梅西?安德希爾的對麵，著迷地看著她都起嘴把麵前的大吉嶺紅茶吹涼。範倫弄來了一束野生雛菊送給安德希爾太太，拚命為自己造成的麻煩致歉。
至於我，他不知從哪偷來了一塊牛排，因為天知道我們根本買不起牛排。那天晚上，他用家裏的簡陋爐子把牛排煎得香噴噴，隻字不提前晚的事，也許是覺得抱歉或感謝或不管什麽，總之我一點都不感動。
所以，因為一次幾近不幸的意外，我才能從小看著梅西長大。她一有空就會寫詩、寫天馬行空的故事或獨幕劇。每到春天，我、範倫和牧師會把牧師寓所的花盒漆成黃色，安德希爾太太還在世時，還會烤我吃過最好吃的選舉時節的蛋糕。還記得我們常在救火員的慶功會之後坐在牧師家的餐桌前，範倫因為喝了杜鬆子酒耳根發紅，我則因為完全不同的理由而臉紅。
我往前邁步，心情惡劣，至少確定這段回憶是苦巧克力口味，暗黑濃烈，無法抵抗。來開門的是安德希爾家唯一的女傭，名叫安娜。安娜是個臉色蒼白、無家可歸的英國女孩。看到我她先是露出微笑，之後又皺起眉頭，她一定很好奇為什麽我的四分之一張臉見不得人，非遮起來不可。她立刻跟我說梅西不在家，她去東河探望某個嚴重的壞血病患者，而牧師正在客廳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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