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剩椅子，”有個女人哭著說，“我們有張桌子，他本來可以把桌布拿走的，但隻剩下椅子、椅子、椅子。”
我張開眼睛。我知道自己在走路，但剛剛一定是閉著眼睛。我來到這座島的最南端，炮台公園的中間，但這裏已是麵目全非。
炮台公園是讓有空的人來散步的地方，平常路上到處是雪茄屁股和花生殼。這兒有海上吹來的風能把纏住我這身賤骨頭的煩惱帶走，路上的無花果樹也不會擋住哈德遜河對麵的紐澤西森林。這是個很棒的地方，午後時分，當地人和遊客都會靠在鐵欄杆上，孤單地並肩望著河水。
但眼前的炮台公園成了一個家具倉庫。那個搖來晃去的女人身邊有四張椅子，而我的左手邊堆了一小堆從火場救出來的一捆捆棉花。好一大堆掃帚上有一箱箱茶葉，堆得像巴別塔那麽高。半個小時前，空氣中還充滿悶濁的夏日氣息，此刻卻瀰漫著鯨魚油燒焦的菸灰。
“我的老天啊!”有個女人盯著我的臉說，她手上提著一個蓋上整齊郵戳的麻袋，裏頭起碼有十五磅糖。
“先生，你該去找個醫生。”
我幾乎聽不到她說什麽，走到一張張搖椅和一袋袋麵粉旁，整個人往草地上一倒。當時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紐約小夥子看到城市在眼前爆炸、整個人昏過去之前，腦中會出現的想法。
如果我得再存十年錢，她就會選別人了。
醒來時我噁心想吐，方向感盡失，還成了一個窮光蛋，而我老哥已經幫我找了一份新工作。算我倒黴，但範倫丁就是這種人。
“你醒啦，太好了。”我老哥拉長聲音說，他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床邊，把椅子反過來坐，白白壯壯的手夾著半根的雪茄在磨光的柏木椅背上擺盪。
“紐約有部分還在，不過不是你家或你工作的地方。我去看過了，慘不忍睹，像我家壁爐的內部。”
我們兩人的命都還在，這似乎就該謝天謝地了。但這裏是哪裏?離我幾尺遠的窗台上擺了一排香草盆栽，還有一盆活潑挺立的蘆筍，不知是觀賞用還是日後的晚餐菜色。接著我看見另一麵牆上，掛著一幅壯觀的巨大畫畫，畫中有隻美洲鷹，臞爪握著箭，我心裏不由得縮了一下。
這兒是我哥位在春天街上的家。我有好幾個月沒來這裏了。這是一棟優美舒適的排屋一一樓，牆上貼滿了歇斯底裏的政治海報，還有四處可見的華盛頓和傑佛遜高大英挺的愛國肖像照。救火員是紐約的英雄，這些英雄平常是靠政治謀生，畢竟老是撲向熊熊燃燒的地獄也不會有錢賺。所有他們的時間都是這麽安排：閑來沒事就去打火，組成隊伍跟其他滅火隊賭命較勁，再到包利街喝酒、玩女人。至於工作——他們會想辦法幫朋友弄到市府公職，這樣到頭來就變成你選我、我推你，左看右看都是自己人的局麵。要不是大家把救火員當作神一樣崇拜，應該會更大聲抨擊這種體製。但有誰會討厭一個身穿著紅衣，爬到窗口從火場救出你家寶寶的人?
這些事情我都覺得沒趣，不管是政治或長時間跟範倫丁共處一室都是。我哥是民主黨員，這就跟某些人是醫生、碼頭工人或釀酒業者一樣理所當然，他政治生涯裏的唯一目標就是痛宰自由黨員。民主黨員並不把少數零星的反共濟會者放在眼裏。這些反共濟會者唯一的目標就是說服美國人，讓大家相信共濟會員想把所有人殺掉。他也不會為了自由黨傷神，因為紐約早就在一八二七年徹底廢除奴隸製度，所以加入一個爭取黑人權益的政黨早就退流行了。範倫丁看不順眼的是自由黨的陰謀：自由黨員大多是商人、醫生和律師，十個有九個都是有錢人或夠格稱得上有錢的人，這些小心不弄髒手的彬彬紳士吵著要提高關稅、改革銀行。對於自由黨的主張，民主黨一致的公開回應是：讚美農民的善良質樸，把自由黨轄區的投票箱統統丟進哈德遜河。
不過，在我看來，民主黨和自由黨最大的差別不在政治。根據我的觀察，民主黨員希望每個納稅的愛爾蘭人，都把票投給他們，而自由黨則希望每個納稅的愛爾蘭人都滾去加拿大。
這兩種人我都討厭。不過我承認我哥住的地方挺舒服的。而且，就一個老忘記扣救火衣前兩顆扣子、看待嗎啡像一般人看待奎寧水的人來說，他的居家習慣已經好得出奇。他每天早上都會掃地，每兩個月就用蘭姆酒擦一次壁爐的木柴架。
“會渴嗎?要喝水、蘭姆酒、琴酒還是淡啤酒?”他進廚房又翻又找，回來時在我旁邊桌上放了兩個馬克杯。
“諾，讓你先選。你相信嗎，布洛街三十八號除了硝石以外，地下室還有好多法國奶油?一桶又一桶的白蘭地啊，提姆，老子頭一次看到那麽倒黴……”
他說話時我眯著眼，試著對焦。範倫丁的穿著從裏到外都散發著典型包利街流氓的高傲神氣，高級白襯衫搭配黑色長褲，外麵罩件絲質背心，背心上畫了牡丹花，隻扣了一半扣子。他看上去健康又幹淨，但明顯累壞了。我哥就像放大百分之三十的我，稚氣的臉上有兩顆酒窩，深黃色頭髮，明顯的美人尖，湖綠色的眼睛下掛著兩個看似憂鬱的眼袋。不過，不管是他還是我，有眼袋都跟杞人憂天沒什麽關係，尤其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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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張開眼睛。我知道自己在走路，但剛剛一定是閉著眼睛。我來到這座島的最南端，炮台公園的中間，但這裏已是麵目全非。
炮台公園是讓有空的人來散步的地方，平常路上到處是雪茄屁股和花生殼。這兒有海上吹來的風能把纏住我這身賤骨頭的煩惱帶走，路上的無花果樹也不會擋住哈德遜河對麵的紐澤西森林。這是個很棒的地方，午後時分，當地人和遊客都會靠在鐵欄杆上，孤單地並肩望著河水。
但眼前的炮台公園成了一個家具倉庫。那個搖來晃去的女人身邊有四張椅子，而我的左手邊堆了一小堆從火場救出來的一捆捆棉花。好一大堆掃帚上有一箱箱茶葉，堆得像巴別塔那麽高。半個小時前，空氣中還充滿悶濁的夏日氣息，此刻卻瀰漫著鯨魚油燒焦的菸灰。
“我的老天啊!”有個女人盯著我的臉說，她手上提著一個蓋上整齊郵戳的麻袋，裏頭起碼有十五磅糖。
“先生，你該去找個醫生。”
我幾乎聽不到她說什麽，走到一張張搖椅和一袋袋麵粉旁，整個人往草地上一倒。當時我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紐約小夥子看到城市在眼前爆炸、整個人昏過去之前，腦中會出現的想法。
如果我得再存十年錢，她就會選別人了。
醒來時我噁心想吐，方向感盡失，還成了一個窮光蛋，而我老哥已經幫我找了一份新工作。算我倒黴，但範倫丁就是這種人。
“你醒啦，太好了。”我老哥拉長聲音說，他拉了把椅子坐在我床邊，把椅子反過來坐，白白壯壯的手夾著半根的雪茄在磨光的柏木椅背上擺盪。
“紐約有部分還在，不過不是你家或你工作的地方。我去看過了，慘不忍睹，像我家壁爐的內部。”
我們兩人的命都還在，這似乎就該謝天謝地了。但這裏是哪裏?離我幾尺遠的窗台上擺了一排香草盆栽，還有一盆活潑挺立的蘆筍，不知是觀賞用還是日後的晚餐菜色。接著我看見另一麵牆上，掛著一幅壯觀的巨大畫畫，畫中有隻美洲鷹，臞爪握著箭，我心裏不由得縮了一下。
這兒是我哥位在春天街上的家。我有好幾個月沒來這裏了。這是一棟優美舒適的排屋一一樓，牆上貼滿了歇斯底裏的政治海報，還有四處可見的華盛頓和傑佛遜高大英挺的愛國肖像照。救火員是紐約的英雄，這些英雄平常是靠政治謀生，畢竟老是撲向熊熊燃燒的地獄也不會有錢賺。所有他們的時間都是這麽安排：閑來沒事就去打火，組成隊伍跟其他滅火隊賭命較勁，再到包利街喝酒、玩女人。至於工作——他們會想辦法幫朋友弄到市府公職，這樣到頭來就變成你選我、我推你，左看右看都是自己人的局麵。要不是大家把救火員當作神一樣崇拜，應該會更大聲抨擊這種體製。但有誰會討厭一個身穿著紅衣，爬到窗口從火場救出你家寶寶的人?
這些事情我都覺得沒趣，不管是政治或長時間跟範倫丁共處一室都是。我哥是民主黨員，這就跟某些人是醫生、碼頭工人或釀酒業者一樣理所當然，他政治生涯裏的唯一目標就是痛宰自由黨員。民主黨員並不把少數零星的反共濟會者放在眼裏。這些反共濟會者唯一的目標就是說服美國人，讓大家相信共濟會員想把所有人殺掉。他也不會為了自由黨傷神，因為紐約早就在一八二七年徹底廢除奴隸製度，所以加入一個爭取黑人權益的政黨早就退流行了。範倫丁看不順眼的是自由黨的陰謀：自由黨員大多是商人、醫生和律師，十個有九個都是有錢人或夠格稱得上有錢的人，這些小心不弄髒手的彬彬紳士吵著要提高關稅、改革銀行。對於自由黨的主張，民主黨一致的公開回應是：讚美農民的善良質樸，把自由黨轄區的投票箱統統丟進哈德遜河。
不過，在我看來，民主黨和自由黨最大的差別不在政治。根據我的觀察，民主黨員希望每個納稅的愛爾蘭人，都把票投給他們，而自由黨則希望每個納稅的愛爾蘭人都滾去加拿大。
這兩種人我都討厭。不過我承認我哥住的地方挺舒服的。而且，就一個老忘記扣救火衣前兩顆扣子、看待嗎啡像一般人看待奎寧水的人來說，他的居家習慣已經好得出奇。他每天早上都會掃地，每兩個月就用蘭姆酒擦一次壁爐的木柴架。
“會渴嗎?要喝水、蘭姆酒、琴酒還是淡啤酒?”他進廚房又翻又找，回來時在我旁邊桌上放了兩個馬克杯。
“諾，讓你先選。你相信嗎，布洛街三十八號除了硝石以外，地下室還有好多法國奶油?一桶又一桶的白蘭地啊，提姆，老子頭一次看到那麽倒黴……”
他說話時我眯著眼，試著對焦。範倫丁的穿著從裏到外都散發著典型包利街流氓的高傲神氣，高級白襯衫搭配黑色長褲，外麵罩件絲質背心，背心上畫了牡丹花，隻扣了一半扣子。他看上去健康又幹淨，但明顯累壞了。我哥就像放大百分之三十的我，稚氣的臉上有兩顆酒窩，深黃色頭髮，明顯的美人尖，湖綠色的眼睛下掛著兩個看似憂鬱的眼袋。不過，不管是他還是我，有眼袋都跟杞人憂天沒什麽關係，尤其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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