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改革
在五代十國時期，要是說皇帝質量最高的一朝，那絕對是後周，後周有三位皇帝，一個是郭威一個是柴榮還有一個小孩柴宗訓，柴宗訓咱們直接就不管了，幾天的小皇帝，就被趙匡胤黃袍加身搞掉了。
這裏單說郭威和柴榮，柴榮不用多說，公認的五代第一明君，而郭威在名氣上就和郭威差了一點，很多人在評價的時候，柴榮是第一，李嗣源是第二，其實柴榮第一，這一點沒什麽懸念，爭議就在郭威和李嗣源，到底誰是第二。
李嗣源唐明宗，他執政的幾年中原經濟得到了發展和恢複，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過了幾天好日子，這在五代的確算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郭威執政的幾年，猛地一看的確沒有李嗣源整的那麽好看，沒有那麽歌舞升平，但是我覺得李嗣源和郭威相比，李嗣源站著天然的優勢，那就是李嗣源在位時間比郭威要長，郭威當了四年皇帝，而李嗣源則是七八年皇帝。
郭威的開端我覺得要比李嗣源的好一點，但是郭威沒有時間去執行他的那些計劃和見到他改革的效果了。
但是他的繼承人柴榮就是站在郭威的肩膀上繼續推行改革，柴榮的功績可以說都是郭威給他打下的好基礎，如果沒有郭威的良好基礎，柴榮想要幹一番大事業，那絕對不簡單。
郭威的改革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基本上各個方麵都曾經涉及到，但是還是以經濟為主，下麵咱們還是來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革除雜稅，減輕負擔。五代時候的百姓，還是很苦的，所以五代又被稱為“五季”“季”就是“末”的意思，也就是咱們現在說的末日。
這並不是簡簡單單的說說而已，而是當時的百姓就是這樣的生活狀態，幾個簡單的小例子，咱們肯定還記得之前說過的“鼠雀耗”，一般情況下的鼠雀耗都是一斛糧食兩升額外的“鼠雀耗”，但是在五代時期，“鼠雀耗”一度漲到了一斛糧食兩鬥額外的“鼠雀耗”。
一斛等於十鬥，等於一百升。原本一斛加兩升，這是百分之二的增加量，不管咋說還能接受，但是後來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這就不是簡簡單單的“鼠雀耗”了，而是變成了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方式。
除了“鼠雀耗”之外，還有一種叫叫做“稱耗”，這個比起“鼠雀耗”來更加的無恥和無理。顧名思義，因為那時候繳稅不僅僅要交糧食，還要交不少的絲織品，這些絲織品在不斷地稱重中或許會發生一些損耗，而這些損耗按理說應該是忽略不計的，但是這些五代的官員們，還真是天才，發明了一個“稱耗”，也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方式。
但是這些東西，到了郭威這裏，全部被終結了，郭威一聲令下，這些東西全部被取消了。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減輕了不少的負擔。
再有一個就是鹽稅，那時候的鹽稅是非常重的，自從唐朝搞起了榷鹽法，鹽利就成了國家的重要收入，沒有之一，它就是國庫最重要的收入，一度占據國家財政的半壁江山。
其實鹽利的來源，還是普通的老百姓，這所謂的鹽業專賣，其實還是搜刮老百姓的一種方式，吃國家的鹽就要交稅，而且國家故意將鹽價提高，要的就是搜刮老百姓們。
那時候鹽稅也是很重的，舉個例子，一石（一斛）食鹽，要交一千錢的稅，而且還要抽一鬥鹽。後來郭威就把這個改了，稅收變成了八百錢，而還是抽一鬥鹽，雖然減輕的幅度斌不大，但是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關於販賣私鹽這一點的規定上，因為國家鹽業專賣，所以那時候國家對於販賣私鹽查的很緊，隻要是逮著，不管搞了多少私鹽，一律是殺無赦，但是郭威稍微人性化了一點，規定五斤以上才處死刑，這的確算是很人性化，可能有人會說五斤也不多啊，但是就要殺頭，這是不是太嚴厲了，怎麽能算是人性化呢。
那時候私鹽販子，的確是應該殺頭，他們既然是專業販私鹽的，那麽搞的絕對不會少於五斤，所以這些人逮著還是要殺。但是還有一些自己搞一些私鹽自己並不販賣，而是自己用，或者為了生計小量販賣，而不是為了靠著販賣私鹽發大財的人，這些人應該給與一定的理解，不能都當成那些私鹽販子一樣，全部砍了腦袋去，所以他的這個措施可能很多人覺得沒啥用，但是確實很人性化的一個措施。
這些鹽稅或者說糧食稅啥的，基本上還算是正常的，但是還有不正常的就是雜稅之類的，而在雜稅裏麵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稅種叫做“輸牛租”，這裏麵還有一個故事。
在早年朱溫征伐淮南時，那一次楊行密本來算是主動進攻，但是聽說朱溫親自來了之後，就撤了，但是朱溫卻是不依不饒，將淮南等地的耕牛搶掠一空，然後趕到了他的地盤上，交給淮河沿岸的百姓，這些耕牛算是政府租給他們的，這些租牛的人家，就被稱為“租牛客戶
”。朱溫將繳獲的上萬頭耕牛給百姓使用，然後向百姓收牛租，這就是“輸牛租，”
這也算是朱溫為以後的那些統治者們，做了一個貢獻了。後來朱溫死了，後梁名滅亡了，但是“輸牛租”還在為國家的稅收做貢獻，幾十年之後，到後周郭威的時候仍然在收，但是當年的牛早就死了。
此時距離朱溫將這些牛送給這些“租牛客戶”已經過了五六十年了，就算是當時的人也早死了，更何況隻能活上十幾年的牛了。
所以郭威果斷的下令廢除這項既過時又累民的稅收，減免了淮河沿岸那些為那些已經死去的牛所交的稅收。
此外還有一件事，就是營田這件事，其實早在唐代前期，邊境地區就已有由兵卒租種官田或者自己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開荒屯田，這就是所謂的所謂“營田”。
安史之亂的時候包括安史之亂以後，中原戰爭不斷，藩鎮崛起，營田就從邊疆地區擴及到內地，這些藩鎮也招流民為營田戶，參與耕墾，又設營田務進行管轄。
此種官地的經營辦法一直從唐朝延續到了五代。但是營田不屬州縣，多為軍鎮把持，基本上算是軍方性質的地產，於是發生了軍鎮與州縣爭奪土地和勞動力的矛盾，影響政府賦役征調。
其實這也不是重點，還有一點就是營田所屬，名義上是藩鎮軍隊，但是實際上的軍隊很少長期控製營田的，所以到了後期，這些營田全部到了豪族地主的手裏，而且營田屬於軍用，在稅收和徭役方麵有優惠，而對於營田的優惠不可能讓朝廷買單，所以最終還是要轉嫁到普通百姓的身上，所以無形中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租種營田的普通百姓，負擔更是沉重，他們承受雙重剝削，一方麵要給地主繳稅，另一方方麵官府還找他們要土產上供，所以他們的日子過得很辛苦。文婷閣
郭威廢除營田務（管理營田的機構）後，將原來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農具都賜給他們永久使用，屬於白送，沒有任何的附加條件，這一項舉措，可以說十分的人心。
其實郭威把營田廢除，讓這些佃戶變成了自耕農，是一個很好的的經濟政策，因為在農業社會，一個社會的財富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自耕農的多少，所謂自耕農就是自己家裏有土地，然後給國家交稅的百姓，而那些在營田上麵幹活的佃戶是不記錄在政府戶部名冊上麵的，所以郭威的這一招為國家增加了不少的戶口。
這項措施加上“輸牛租”的廢除，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其間，有人建議將一些好的營田賣掉，就能得到數十萬緡錢來充實國庫，郭威卻說了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說：“讓百姓得利，就像國家得利一樣，朕要這些錢幹什麽？（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
郭威不管怎麽說，的確是一個愛民體恤民力的好皇帝，這一點毫無疑問，
除了上麵在稅收和營田問題上的，郭威還減輕徭役，使百姓有更多的時間來搞農業生產，這對於發展經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古代一直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一點在農業上的體現，就是不違農時，很多時候政府攤派徭役不管這個，所以很多時候農民都把地裏的農業生產給耽誤了，結果白白的荒了一年。
唐朝的時候，咱們知道，他搞的一個叫“租庸調製”，後期還有“兩稅法”（關於個五代各朝各代經濟和文化製度之類的東西，最後會統一說，所以上麵都沒有過多的涉及到。）
那時候隻要是不想幹徭役，就出錢也行，但是五代的時候除了這一點之外，還有很多的其他的徭役，有的是征正式官兵，例如我們知道郭威就是七戶選一個當兵的，他被選上了，這也算是差役的一種。
此外還有民兵，這個就比較散漫了，但是還是不能不來，隻要一訓練，不管地裏有沒有活，就要立馬集合。還有就是類似於現代巡村警察之類的，不過這些人還是百姓們組成的，幾個人結成一隊，在一定時間內負責巡防治安。
等到郭威當了皇帝，這些民兵組織之類的東西，他很清楚打仗的時候基本上沒用，但是對於百姓則是一個很大的騷擾，所以他後來直接就廢除了，讓百姓們好好種地，其他的事情不去勞煩老百姓，什麽事情都讓老百姓做了，那朝廷還養這些公務員幹啥。
這件事和上麵幾件事的效果差不多，還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
此外郭威又下詔減輕了五代一來殘酷的法律，，這一點咱們上麵說道鹽稅的時候已經說了，但是那僅僅是一點點，還有很多。
比如，在郭威之前的朝廷有規定，隻要是盜竊東西，不論多少，一律處死，就算是盜竊一文錢的也要處死。而很對不是重罪的人又經常株連親族，很殘忍，很多人也冤死，這就造成了勞動力和生產力的極大浪費。
所以郭威登基之後，就規定不是造反和殺害親屬之類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連家族，而對於死刑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不能輕易的實行死刑，這一點和李嗣源當年比較類似。
五代時期時，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實行國家壟斷專賣，凡是民間有人私自買賣的不論多少一律處死（這個和鹽業專賣一模一樣），但是郭威則大大減輕了處罰，而且做了具體的規定：一兩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有期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則處死。
此外，在五代時，很多時期禁止民間收藏買賣牛皮，私自買賣一寸的就要處死，因為那時候牛皮是戰略物資，製造盔甲要用得著，而且還有其他的方麵都要用到堅韌的牛皮。
但是郭威知道民間也有很多需要牛皮的地方，於是就規定，有田四十頃的才收取一張牛皮的實物稅，其餘的民間可以隨意買賣。可以說，這一個政策完全就是郭威為百姓生活著想，才製定出來的。
郭威當了皇帝，在鼓勵農業發展方麵，也是不遺餘力的，他多次下詔令鼓勵民間墾田和全心全意進行農業生產，可能大家對於曆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梁武帝滅佛事件都聽說過，其實郭威也幹過這事。
當時一些封建迷信和一些民間文化對於農業的發展造成了阻礙，舉個例子，“前不栽桑，後不栽柳”這句話意思就是在門前不栽桑樹，因為“桑”的讀音和“喪”一樣不吉利。後一句就是房子後麵不栽柳樹，當時流傳，要是誰這樣幹了，那就要家破人亡的。
這些東西能什麽科學依據，估計誰也說不出來一個子醜寅卯，但是老百姓們傳唱這一類的歌謠，他們就是相信這樣幹就是不吉利的，於是家家戶戶不栽桑樹和柳樹，最起碼門前和房子後麵不敢亂栽。
這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蠶桑生產和林木的發展，而郭威就是逮著這樣的謠言不放手，公開破除迷信，而且還下令全國各地不能有荒地，隻要是有荒地的地方那就一定要種上樹苗，而且家裏的房子周圍都要種上一圈桑樹，對於一些表現的好的，還給與獎勵和公開表揚，人都逃不過名和利兩個字，所以百姓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
除了上麵破除迷信，郭威還真的小範圍的滅過佛，唐朝時期就開始，寺院擁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他們卻基本上不負擔賦稅，雖然在唐朝對於寺廟的田產進行過清理和限製，但是都是風頭一過，他們又繼續吞並田產，然後還是不交稅。
這件事唐朝已經就很嚴重了，到了五代更是變本加厲，那時候當農民苦啊，要交稅，而且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證，所以他們就想著當和尚去逃避徭役和賦稅。
所以一些軍隊的逃兵，還有破產的農民或者就是單純的想要逃避賦稅的農民，還有無業遊民，潛逃的犯人等等，他們都一轉身成了和尚，至此官府對他們的管製就鬆了很多，畢竟不管咋說和尚也算是方外之人，一定程度上不屬於世俗界了，所以朝廷對他們的限製和管理並不是很多。
可是，寺廟不納稅，和尚不服徭役，這讓我想起來了《西遊記》裏麵有一回，唐僧師徒四人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國寶失竊，所以和尚們要服徭役贖罪，最終悟空和大戰九頭蟲奪回了國寶。
這裏麵服徭役的和尚，或許就是對於當時社會環境的一種反襯吧，那時候的和尚除了念經就是打坐，日子還是很悠閑的，特別是一大批動機不純的大和尚們，他們的存在不僅僅會減少國家的稅收和勞動力，而且還有可能是一個不穩定因素。
所以郭威綜合考慮，還是搞一場滅佛運動，當然這件事在史書上麵很多都沒有涉及到，一方麵因為這次的活動並不是很大，另一方麵作為統治著幹出這樣的事情，在佛教比較流行的時期，並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所以當時的主要地點就是京城開封附近，郭威一口氣廢除了五十八所寺院，將這裏麵的僧人大部分強製性還俗，而寺廟裏的銅像全部熔鑄成銅錢，這就是“周元通寶”，所以誰家裏要是有這種銅錢，還是要好好珍藏的，這不僅僅是當時的發行量小，而且還是佛像熔鑄成的，意義非凡，價值頗高。
這些基本上都是郭威在經濟上的改革，其他的在軍事和政治，以及在外交方麵郭威其實都做出了一係列的改進，特別是在對內政的治理上更是煞費苦心，這一點我們下一章詳細說。
在五代十國時期，要是說皇帝質量最高的一朝，那絕對是後周，後周有三位皇帝，一個是郭威一個是柴榮還有一個小孩柴宗訓，柴宗訓咱們直接就不管了，幾天的小皇帝，就被趙匡胤黃袍加身搞掉了。
這裏單說郭威和柴榮，柴榮不用多說，公認的五代第一明君，而郭威在名氣上就和郭威差了一點，很多人在評價的時候，柴榮是第一，李嗣源是第二，其實柴榮第一，這一點沒什麽懸念，爭議就在郭威和李嗣源，到底誰是第二。
李嗣源唐明宗，他執政的幾年中原經濟得到了發展和恢複，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過了幾天好日子，這在五代的確算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郭威執政的幾年，猛地一看的確沒有李嗣源整的那麽好看，沒有那麽歌舞升平，但是我覺得李嗣源和郭威相比，李嗣源站著天然的優勢，那就是李嗣源在位時間比郭威要長，郭威當了四年皇帝，而李嗣源則是七八年皇帝。
郭威的開端我覺得要比李嗣源的好一點，但是郭威沒有時間去執行他的那些計劃和見到他改革的效果了。
但是他的繼承人柴榮就是站在郭威的肩膀上繼續推行改革，柴榮的功績可以說都是郭威給他打下的好基礎，如果沒有郭威的良好基礎，柴榮想要幹一番大事業，那絕對不簡單。
郭威的改革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基本上各個方麵都曾經涉及到，但是還是以經濟為主，下麵咱們還是來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革除雜稅，減輕負擔。五代時候的百姓，還是很苦的，所以五代又被稱為“五季”“季”就是“末”的意思，也就是咱們現在說的末日。
這並不是簡簡單單的說說而已，而是當時的百姓就是這樣的生活狀態，幾個簡單的小例子，咱們肯定還記得之前說過的“鼠雀耗”，一般情況下的鼠雀耗都是一斛糧食兩升額外的“鼠雀耗”，但是在五代時期，“鼠雀耗”一度漲到了一斛糧食兩鬥額外的“鼠雀耗”。
一斛等於十鬥，等於一百升。原本一斛加兩升，這是百分之二的增加量，不管咋說還能接受，但是後來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這就不是簡簡單單的“鼠雀耗”了，而是變成了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方式。
除了“鼠雀耗”之外，還有一種叫叫做“稱耗”，這個比起“鼠雀耗”來更加的無恥和無理。顧名思義，因為那時候繳稅不僅僅要交糧食，還要交不少的絲織品，這些絲織品在不斷地稱重中或許會發生一些損耗，而這些損耗按理說應該是忽略不計的，但是這些五代的官員們，還真是天才，發明了一個“稱耗”，也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種方式。
但是這些東西，到了郭威這裏，全部被終結了，郭威一聲令下，這些東西全部被取消了。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減輕了不少的負擔。
再有一個就是鹽稅，那時候的鹽稅是非常重的，自從唐朝搞起了榷鹽法，鹽利就成了國家的重要收入，沒有之一，它就是國庫最重要的收入，一度占據國家財政的半壁江山。
其實鹽利的來源，還是普通的老百姓，這所謂的鹽業專賣，其實還是搜刮老百姓的一種方式，吃國家的鹽就要交稅，而且國家故意將鹽價提高，要的就是搜刮老百姓們。
那時候鹽稅也是很重的，舉個例子，一石（一斛）食鹽，要交一千錢的稅，而且還要抽一鬥鹽。後來郭威就把這個改了，稅收變成了八百錢，而還是抽一鬥鹽，雖然減輕的幅度斌不大，但是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關於販賣私鹽這一點的規定上，因為國家鹽業專賣，所以那時候國家對於販賣私鹽查的很緊，隻要是逮著，不管搞了多少私鹽，一律是殺無赦，但是郭威稍微人性化了一點，規定五斤以上才處死刑，這的確算是很人性化，可能有人會說五斤也不多啊，但是就要殺頭，這是不是太嚴厲了，怎麽能算是人性化呢。
那時候私鹽販子，的確是應該殺頭，他們既然是專業販私鹽的，那麽搞的絕對不會少於五斤，所以這些人逮著還是要殺。但是還有一些自己搞一些私鹽自己並不販賣，而是自己用，或者為了生計小量販賣，而不是為了靠著販賣私鹽發大財的人，這些人應該給與一定的理解，不能都當成那些私鹽販子一樣，全部砍了腦袋去，所以他的這個措施可能很多人覺得沒啥用，但是確實很人性化的一個措施。
這些鹽稅或者說糧食稅啥的，基本上還算是正常的，但是還有不正常的就是雜稅之類的，而在雜稅裏麵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稅種叫做“輸牛租”，這裏麵還有一個故事。
在早年朱溫征伐淮南時，那一次楊行密本來算是主動進攻，但是聽說朱溫親自來了之後，就撤了，但是朱溫卻是不依不饒，將淮南等地的耕牛搶掠一空，然後趕到了他的地盤上，交給淮河沿岸的百姓，這些耕牛算是政府租給他們的，這些租牛的人家，就被稱為“租牛客戶
”。朱溫將繳獲的上萬頭耕牛給百姓使用，然後向百姓收牛租，這就是“輸牛租，”
這也算是朱溫為以後的那些統治者們，做了一個貢獻了。後來朱溫死了，後梁名滅亡了，但是“輸牛租”還在為國家的稅收做貢獻，幾十年之後，到後周郭威的時候仍然在收，但是當年的牛早就死了。
此時距離朱溫將這些牛送給這些“租牛客戶”已經過了五六十年了，就算是當時的人也早死了，更何況隻能活上十幾年的牛了。
所以郭威果斷的下令廢除這項既過時又累民的稅收，減免了淮河沿岸那些為那些已經死去的牛所交的稅收。
此外還有一件事，就是營田這件事，其實早在唐代前期，邊境地區就已有由兵卒租種官田或者自己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開荒屯田，這就是所謂的所謂“營田”。
安史之亂的時候包括安史之亂以後，中原戰爭不斷，藩鎮崛起，營田就從邊疆地區擴及到內地，這些藩鎮也招流民為營田戶，參與耕墾，又設營田務進行管轄。
此種官地的經營辦法一直從唐朝延續到了五代。但是營田不屬州縣，多為軍鎮把持，基本上算是軍方性質的地產，於是發生了軍鎮與州縣爭奪土地和勞動力的矛盾，影響政府賦役征調。
其實這也不是重點，還有一點就是營田所屬，名義上是藩鎮軍隊，但是實際上的軍隊很少長期控製營田的，所以到了後期，這些營田全部到了豪族地主的手裏，而且營田屬於軍用，在稅收和徭役方麵有優惠，而對於營田的優惠不可能讓朝廷買單，所以最終還是要轉嫁到普通百姓的身上，所以無形中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租種營田的普通百姓，負擔更是沉重，他們承受雙重剝削，一方麵要給地主繳稅，另一方方麵官府還找他們要土產上供，所以他們的日子過得很辛苦。文婷閣
郭威廢除營田務（管理營田的機構）後，將原來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農具都賜給他們永久使用，屬於白送，沒有任何的附加條件，這一項舉措，可以說十分的人心。
其實郭威把營田廢除，讓這些佃戶變成了自耕農，是一個很好的的經濟政策，因為在農業社會，一個社會的財富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自耕農的多少，所謂自耕農就是自己家裏有土地，然後給國家交稅的百姓，而那些在營田上麵幹活的佃戶是不記錄在政府戶部名冊上麵的，所以郭威的這一招為國家增加了不少的戶口。
這項措施加上“輸牛租”的廢除，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其間，有人建議將一些好的營田賣掉，就能得到數十萬緡錢來充實國庫，郭威卻說了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說：“讓百姓得利，就像國家得利一樣，朕要這些錢幹什麽？（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
郭威不管怎麽說，的確是一個愛民體恤民力的好皇帝，這一點毫無疑問，
除了上麵在稅收和營田問題上的，郭威還減輕徭役，使百姓有更多的時間來搞農業生產，這對於發展經濟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古代一直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這一點在農業上的體現，就是不違農時，很多時候政府攤派徭役不管這個，所以很多時候農民都把地裏的農業生產給耽誤了，結果白白的荒了一年。
唐朝的時候，咱們知道，他搞的一個叫“租庸調製”，後期還有“兩稅法”（關於個五代各朝各代經濟和文化製度之類的東西，最後會統一說，所以上麵都沒有過多的涉及到。）
那時候隻要是不想幹徭役，就出錢也行，但是五代的時候除了這一點之外，還有很多的其他的徭役，有的是征正式官兵，例如我們知道郭威就是七戶選一個當兵的，他被選上了，這也算是差役的一種。
此外還有民兵，這個就比較散漫了，但是還是不能不來，隻要一訓練，不管地裏有沒有活，就要立馬集合。還有就是類似於現代巡村警察之類的，不過這些人還是百姓們組成的，幾個人結成一隊，在一定時間內負責巡防治安。
等到郭威當了皇帝，這些民兵組織之類的東西，他很清楚打仗的時候基本上沒用，但是對於百姓則是一個很大的騷擾，所以他後來直接就廢除了，讓百姓們好好種地，其他的事情不去勞煩老百姓，什麽事情都讓老百姓做了，那朝廷還養這些公務員幹啥。
這件事和上麵幾件事的效果差不多，還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
此外郭威又下詔減輕了五代一來殘酷的法律，，這一點咱們上麵說道鹽稅的時候已經說了，但是那僅僅是一點點，還有很多。
比如，在郭威之前的朝廷有規定，隻要是盜竊東西，不論多少，一律處死，就算是盜竊一文錢的也要處死。而很對不是重罪的人又經常株連親族，很殘忍，很多人也冤死，這就造成了勞動力和生產力的極大浪費。
所以郭威登基之後，就規定不是造反和殺害親屬之類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連家族，而對於死刑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不能輕易的實行死刑，這一點和李嗣源當年比較類似。
五代時期時，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實行國家壟斷專賣，凡是民間有人私自買賣的不論多少一律處死（這個和鹽業專賣一模一樣），但是郭威則大大減輕了處罰，而且做了具體的規定：一兩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有期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則處死。
此外，在五代時，很多時期禁止民間收藏買賣牛皮，私自買賣一寸的就要處死，因為那時候牛皮是戰略物資，製造盔甲要用得著，而且還有其他的方麵都要用到堅韌的牛皮。
但是郭威知道民間也有很多需要牛皮的地方，於是就規定，有田四十頃的才收取一張牛皮的實物稅，其餘的民間可以隨意買賣。可以說，這一個政策完全就是郭威為百姓生活著想，才製定出來的。
郭威當了皇帝，在鼓勵農業發展方麵，也是不遺餘力的，他多次下詔令鼓勵民間墾田和全心全意進行農業生產，可能大家對於曆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梁武帝滅佛事件都聽說過，其實郭威也幹過這事。
當時一些封建迷信和一些民間文化對於農業的發展造成了阻礙，舉個例子，“前不栽桑，後不栽柳”這句話意思就是在門前不栽桑樹，因為“桑”的讀音和“喪”一樣不吉利。後一句就是房子後麵不栽柳樹，當時流傳，要是誰這樣幹了，那就要家破人亡的。
這些東西能什麽科學依據，估計誰也說不出來一個子醜寅卯，但是老百姓們傳唱這一類的歌謠，他們就是相信這樣幹就是不吉利的，於是家家戶戶不栽桑樹和柳樹，最起碼門前和房子後麵不敢亂栽。
這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蠶桑生產和林木的發展，而郭威就是逮著這樣的謠言不放手，公開破除迷信，而且還下令全國各地不能有荒地，隻要是有荒地的地方那就一定要種上樹苗，而且家裏的房子周圍都要種上一圈桑樹，對於一些表現的好的，還給與獎勵和公開表揚，人都逃不過名和利兩個字，所以百姓們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
除了上麵破除迷信，郭威還真的小範圍的滅過佛，唐朝時期就開始，寺院擁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他們卻基本上不負擔賦稅，雖然在唐朝對於寺廟的田產進行過清理和限製，但是都是風頭一過，他們又繼續吞並田產，然後還是不交稅。
這件事唐朝已經就很嚴重了，到了五代更是變本加厲，那時候當農民苦啊，要交稅，而且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證，所以他們就想著當和尚去逃避徭役和賦稅。
所以一些軍隊的逃兵，還有破產的農民或者就是單純的想要逃避賦稅的農民，還有無業遊民，潛逃的犯人等等，他們都一轉身成了和尚，至此官府對他們的管製就鬆了很多，畢竟不管咋說和尚也算是方外之人，一定程度上不屬於世俗界了，所以朝廷對他們的限製和管理並不是很多。
可是，寺廟不納稅，和尚不服徭役，這讓我想起來了《西遊記》裏麵有一回，唐僧師徒四人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國寶失竊，所以和尚們要服徭役贖罪，最終悟空和大戰九頭蟲奪回了國寶。
這裏麵服徭役的和尚，或許就是對於當時社會環境的一種反襯吧，那時候的和尚除了念經就是打坐，日子還是很悠閑的，特別是一大批動機不純的大和尚們，他們的存在不僅僅會減少國家的稅收和勞動力，而且還有可能是一個不穩定因素。
所以郭威綜合考慮，還是搞一場滅佛運動，當然這件事在史書上麵很多都沒有涉及到，一方麵因為這次的活動並不是很大，另一方麵作為統治著幹出這樣的事情，在佛教比較流行的時期，並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所以當時的主要地點就是京城開封附近，郭威一口氣廢除了五十八所寺院，將這裏麵的僧人大部分強製性還俗，而寺廟裏的銅像全部熔鑄成銅錢，這就是“周元通寶”，所以誰家裏要是有這種銅錢，還是要好好珍藏的，這不僅僅是當時的發行量小，而且還是佛像熔鑄成的，意義非凡，價值頗高。
這些基本上都是郭威在經濟上的改革，其他的在軍事和政治，以及在外交方麵郭威其實都做出了一係列的改進，特別是在對內政的治理上更是煞費苦心，這一點我們下一章詳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