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風詰論
朝花夕拾（中外文學名典藏係列） 作者：魯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記念劉和珍君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麵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憶韋素園君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汙了賞鑒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記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隻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麽雄心和大誌，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地做下去的意誌，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地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麽？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隻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著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麽？——我不禁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想到他隻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麽拚命地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麽能夠持久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麽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麽？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麽……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麽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做惟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記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麽，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魯迅記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作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麵，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地被捕了。”
這裏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麽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麵；我也沒有這麽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地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麵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麵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麽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麽一個怪名字（怎麽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麽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地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裏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麵，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麽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地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麵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麽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m’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麵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麽，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麽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麵，不知怎麽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複。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複”字卻未必有這麽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蕗穀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麽？——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麽？”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地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地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地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地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麽能行呢？他簡潔地答道：隻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作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遊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隻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嶽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麽“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麵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係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麵。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
如不能見麵，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麵。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麵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地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麽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麵，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麽，隻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麽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至八日
“友邦驚詫”論
隻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麵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橫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麽“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隻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麽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雲：“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雲：“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複旦傷二人，複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隻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麽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做“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麽，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麽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麽，怎麽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汙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隻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麽，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咬文嚼字
一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托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嬭絲苔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談到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rky”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鏭，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為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拚合起來，像貼在商人賬桌麵前的將“黃金萬兩”拚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辟才胡同，乃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蠍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麵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為“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麽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麽人愁著，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二月十日
三
自從世界上產生了“須知學校猶家庭”的名論之後，頗使我覺得驚奇，想考查這家庭的組織。後來，幸而在《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發見了“與此曹子勃谿相向”這一句話，才算得到一點頭緒：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猶”之“婦姑”。於是據此推斷，以為教員都是雜湊在楊府上的西賓，將這結論在《語絲》上發表。“可惜”！昨天偶然在《晨報》上拜讀“該校哲教係教員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見書投寄本報”的話，這才知道我又錯了，原來都是弟兄，而且現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兒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諒，我於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隻因為我不想圈，並非文章壞。
據考據家說，這曹子建的《七步詩》是假的。但也沒有什麽大相幹，姑且利用它來活剝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
六月五日
論雷峰塔的倒掉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卻見過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爛爛地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著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跡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做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著。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隻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做《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缽盂裏了。缽盂埋在地裏，上麵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麽，裏麵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
現在，它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隻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麽相幹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隻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卻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麵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著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麵向外，隻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著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麵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卻隻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麽？
活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嗬！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嗬！“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麵。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獫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州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裏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麽？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誌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誌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麽？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隻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麵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最藝術的國家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麵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麵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譬如說，中國的固有文化是科舉製度，外加捐班之類。當初說這太不像民權，不合時代潮流，於是扮成了中華民國。然而這民國年久失修，連招牌都已經剝落殆盡，仿佛花旦臉上的脂粉。同時，老實的民眾真個要起政權來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參政權。這對於民族是不忠，對於祖宗是不孝，實屬反動之至。現在早已回到恢複固有文化的“時代潮流”，那能放任這種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過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誰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須由考試決定。第二，考出了舉人之後，再來挑選一次，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為“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為“被選之舉人”。但是，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因此，他們得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這草案的深意就在這裏：叫民眾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忠於固有科舉的民族，孝於製定科舉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經實現的民權，是納稅的方有權選舉和被選，使偌大上海隻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雖是捐班——有錢的為主，然而他們一定會考中舉人，甚至不補考也會賜同進士出身的，因為洋大人膝下的榜樣，理應遵照，何況這也並不是一麵違背固有文化，一麵又扮得很像憲政民權呢？此其一。
其二，一麵交涉，一麵抵抗：從這一方麵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麵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麵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麵自稱“小貧而已”。其四，一麵日貨銷路複旺，一麵對人說是“國貨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麵光滑的。
嗬，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三月三十日
喝茶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它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卻不料鄭重其事地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著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為的時候的，當我正寫著《吃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地滑過去，像喝著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幹欲裂的時候，那麽，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麽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麽“悲哉秋之為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麵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卻隻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於是有人以為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而我恐怕也正是這牌號就要倒閉的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麵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麵也使我們能夠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為什麽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於生命的進化為限。如果不相幹，甚而至於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著秋天，我於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
九月三十日
論“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地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麽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麽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罷，那麽，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麽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麽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麽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麽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地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麽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那麽，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但我的不預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麽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麽，那麽，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麽樣。
五月五日
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作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麽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作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作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地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隻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思博識
漫談“漫畫”
孩子們吵架，有一個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鉛筆了——在牆壁上寫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這和政治之類是毫不相幹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畫也一樣，住家的恨路人到對門來小解，就在牆上畫一個烏龜，題幾句話，也不能叫它作“漫畫”。為什麽呢？就因為這和被畫者的形體或精神，是絕無關係的。
漫畫的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要確切地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也就是精神。
漫畫是karikatur的譯名，那“漫”，並不是中國舊日的文人學士之所謂“漫題”“漫書”的“漫”。當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的，但因為發芽於誠實的心，所以那結果也不會僅是嬉皮笑臉。這一種畫，在中國的過去的繪畫裏很少見，《百醜圖》或《三十六聲粉鐸圖》庶幾近之，可惜的是不過戲文裏的醜腳的摹寫；羅兩峰的《鬼趣圖》，當不得已時，或者也就算進去罷，但它又太離開了人間。
漫畫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誇張”，但又不是胡鬧。無緣無故地將所攻擊或暴露的對象畫作一頭驢，恰如拍馬家將所拍的對象做成一個神一樣，是毫沒有效果的，假如那對象其實並無驢氣息或神氣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驢氣息，那就糟了，從此之後，越看越像，比讀一本做得很厚的傳記還明白。關於事件的漫畫，也一樣的。所以漫畫雖然有誇張，卻還是要誠實。“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麽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
“誇張”這兩個字也許有些語病，那麽，說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個事件或人物的特點固然使漫畫容易顯出效果來，但廓大了並非特點之處卻更容易顯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長的，他本身就有漫畫相了，再給他禿頭，近視眼，畫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長些，總可以使讀者發笑。但一位白淨苗條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設法，有些漫畫家畫作一個髑髏或狐狸之類，卻不過是在報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畫家卻不用這呆法子，他用廓大鏡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膚的褶皺，看見了這些褶皺中間的粉和泥的黑白畫。這麽一來，漫畫稿子就成功了，然而這是真實，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鏡去照照去。於是她也隻好承認這真實，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但這種漫畫，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我記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學家說過，他最討厭論人用顯微鏡。
歐洲先前，也並不兩樣。漫畫雖然是暴露，譏刺，甚而至於是攻擊的，但因為讀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畫家的筆鋒的所向，往往隻在那些無拳無勇的無告者，用他們的可笑，襯出雅人們的完全和高尚來，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degoya）和法國的陀密埃（honoredaumier）那樣的漫畫家，到底還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門外文談
一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閣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作《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糊糊地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一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地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也叫做“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地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躇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做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地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地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做“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作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做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做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做“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的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地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個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地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做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各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做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象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乘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地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地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地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做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係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隻有羅馬字拚音。這拚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拚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蝀”之分，羅馬字拚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地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隻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裏，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糊，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拚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拚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遊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係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係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智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隻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麽《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智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鬆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隻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麽？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麽，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麽，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麽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麽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予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麽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做“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複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麽？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麽？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麽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麽地方刮風。
“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麽什麽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予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做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做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地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麽？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複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麽？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麽？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麽？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隻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隻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運命
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裏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製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後，燒掉或埋掉，於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做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麽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並無不同，以後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麽，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地見神見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文床秋夢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麽著，人就不能不這麽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餘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
“……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做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幹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隻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麽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隻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隻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幹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幹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麽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麽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地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雜談小品文
自從“小品文”這一個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劄，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這自然隻是生意經，不足為據。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條幾何定理不過數十字，一部《老子》隻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幅。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於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去了引用的騷賦，其實也不過是小品，隻因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選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它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隻能夠抒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隻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後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麽一套來。當然也有人預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曆了危難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時也夾著感憤，但在文字獄時，都被銷毀，劈板了，於是我們所見，就隻剩了“天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靈。
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為逸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過“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近一年來，就露了大破綻，自以為高一點的，已經滿紙空言，甚而至於胡說八道，下流的卻成為打諢，和猥鄙醜角，並無不同，主意隻在挖公子哥兒們的跳舞之資，和舞女們爭生意，可憐之狀，已經下於五四運動前後的鴛鴦蝴蝶派數等了。
為了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有些論者，也以為可慮。我卻覺得這是並非無用的。原本價貴，大抵無力購買，現在隻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即使是牛骨頭，不也有了識見，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騙去了嗎？
不過“珍本”並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為它無聊，沒有人要看，這才日就滅亡，少下去；因為少，所以“珍”起來。就是舊書店裏必討大價的所謂“禁書”，也並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奮起的作品，清初，單為了作者也會禁，往往和內容簡直不相幹。這一層，卻要讀者有選擇的眼光，也希望識者給相當的指點的。
十二月二日
論辯的魂靈
二十年前到黑市，買得一張符，名叫“鬼畫符”。雖然不過一團糟，但帖在壁上看起來，卻隨時顯出各樣的文字，是處世的寶訓，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買得一張符，也是“鬼畫符”。但帖了起來看，也還是那一張，並不見什麽增補和修改。今夜看出來的大題目是“論辯的魂靈”；細注道：“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邏輯’扶乩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今謹摘錄數條，以公同好——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受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書，其價值從可知矣！但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麽？為什麽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隻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麽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並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他們卻太趨極端了，太趨極端，即有亡國之禍，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事不可過激；過激派都主張共妻主義的。乙讚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妻主義麽？他既然主張共妻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給我們‘共’。”
“丙講革命是為的要圖利：不為圖利，為什麽要講革命？我親眼看見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現金抬進門。你說不然，反對我麽？那麽，你就是他的同黨。嗚呼，黨同伐異之風，於今為烈，提倡歐化者不得辭其咎矣！”
“丁犧牲了性命，乃是鬧得一塌糊塗，活不下去了的緣故。現在妄稱誌士，諸君切勿為其所愚。況且，中國不是更壞了麽？”
“戊能算什麽英雄呢？聽說，一聲爆竹，他也會吃驚。還怕爆竹，能聽槍炮聲麽？怕聽槍炮聲，打起仗來不要逃跑麽？打起仗來就逃跑的反稱英雄，所以中國糟透了。”
“你自以為是‘人’，我卻以為非也。我是畜類，現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類的爹爹，當然也就是畜類了。”
“勿用驚歎符號，這是足以亡國的。但我所用的幾個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筆來，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雲：
中學為體西學用，
不薄今人愛古人。”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麵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憶韋素園君
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裏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汙了賞鑒家的眼目。
現在有幾個朋友要記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隻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有一天。在教師預備室裏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這就是李霽野。我的認識素園，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現在留在記憶裏的，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裏計畫出版了。
這一間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並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願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於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麽雄心和大誌，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地做下去的意誌，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
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裏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地輪著他守寨。
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裏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麽？至少，在那時以至現在，可以是的。一認真，便容易趨於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碎了自己的心。
這裏有一點小例子。——我們是隻有小例子的。
那時候，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我已經逃到廈門，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段派的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林素園，帶兵接收學校去了，演過全副武行之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共產黨”。這個名詞，一向就給有些人以“辦事”上的便利，而且這方法，也是一種老譜，本來並不希罕的。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從此以後，他給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惡“素園”兩字而不用，改稱為“漱園”。同時社內也發生了衝突，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講一句話。我一聲也不響。於是在《狂飆》上罵起來了，先罵素園，後是我。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個團體，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每當光景艱難時，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這也並不希罕。然而素園卻很認真，他不但寫信給我，敘述著詳情，還作文登在雜誌上剖白。在“天才”們的法庭上，別人剖白得清楚的麽？——我不禁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想到他隻是一個文人，又生著病，卻這麽拚命地對付著內憂外患，又怎麽能夠持久呢。自然，這僅僅是小憂患，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卻也相當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麽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麽？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麽……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麽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
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做惟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vrenev）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記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倘止於這一次，那麽，素園，從此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魯迅記
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作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麵，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地被捕了。”
這裏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麽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麵；我也沒有這麽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地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麵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麵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麽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麽一個怪名字（怎麽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麽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地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裏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麵，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麽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地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麵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麽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m’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麵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裏。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麽，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麽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裏，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麵，不知怎麽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複。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複”字卻未必有這麽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蕗穀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麽？——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麽？”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地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地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地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地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麽能行呢？他簡潔地答道：隻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作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遊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隻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嶽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麽“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於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麵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係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麵。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
如不能見麵，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麵。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麵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地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麽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麵，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麽，隻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麽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至八日
“友邦驚詫”論
隻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麵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橫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麽“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隻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麽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雲：“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雲：“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複旦傷二人，複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隻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麽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做“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麽，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麽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麽，怎麽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汙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隻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卜白菜一樣的吃掉，隻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毛廁裏，以見其徹底革命，隻送到藥房裏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隻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煙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周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麽，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咬文嚼字
一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托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嬭絲苔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卻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談到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rky”的了。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鏭，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為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拚合起來，像貼在商人賬桌麵前的將“黃金萬兩”拚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辟才胡同，乃茲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蠍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麵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為“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麽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麽人愁著，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二月十日
三
自從世界上產生了“須知學校猶家庭”的名論之後，頗使我覺得驚奇，想考查這家庭的組織。後來，幸而在《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發見了“與此曹子勃谿相向”這一句話，才算得到一點頭緒：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猶”之“婦姑”。於是據此推斷，以為教員都是雜湊在楊府上的西賓，將這結論在《語絲》上發表。“可惜”！昨天偶然在《晨報》上拜讀“該校哲教係教員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見書投寄本報”的話，這才知道我又錯了，原來都是弟兄，而且現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兒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諒，我於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隻因為我不想圈，並非文章壞。
據考據家說，這曹子建的《七步詩》是假的。但也沒有什麽大相幹，姑且利用它來活剝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
六月五日
論雷峰塔的倒掉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卻見過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爛爛地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著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跡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卻是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做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著。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隻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做《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缽盂裏了。缽盂埋在地裏，上麵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麽，裏麵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它倒掉。
現在，它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隻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麽相幹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於逃在蟹殼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於這一件卻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很不錯的。隻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卻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殼來，裏麵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著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麵向外，隻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著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麵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殼裏。現在卻隻有這位老禪師獨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麽？
活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嗬！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嗬！“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卻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麵。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托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眾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隻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隻是不談，而決不罵，於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於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卻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獫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州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著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誌，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裏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麽？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著。
雷峰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於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誌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誌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卻難於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於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卻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為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為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峰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麽？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隻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於雷峰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隻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據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麵打著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最藝術的國家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麵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麵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譬如說，中國的固有文化是科舉製度，外加捐班之類。當初說這太不像民權，不合時代潮流，於是扮成了中華民國。然而這民國年久失修，連招牌都已經剝落殆盡，仿佛花旦臉上的脂粉。同時，老實的民眾真個要起政權來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參政權。這對於民族是不忠，對於祖宗是不孝，實屬反動之至。現在早已回到恢複固有文化的“時代潮流”，那能放任這種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過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誰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須由考試決定。第二，考出了舉人之後，再來挑選一次，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為“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為“被選之舉人”。但是，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麽？因此，他們得扮成憲政國家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這草案的深意就在這裏：叫民眾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忠於固有科舉的民族，孝於製定科舉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經實現的民權，是納稅的方有權選舉和被選，使偌大上海隻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雖是捐班——有錢的為主，然而他們一定會考中舉人，甚至不補考也會賜同進士出身的，因為洋大人膝下的榜樣，理應遵照，何況這也並不是一麵違背固有文化，一麵又扮得很像憲政民權呢？此其一。
其二，一麵交涉，一麵抵抗：從這一方麵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麵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麵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麵自稱“小貧而已”。其四，一麵日貨銷路複旺，一麵對人說是“國貨年”……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麵光滑的。
嗬，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三月三十日
喝茶
某公司又在廉價了，去買了二兩好茶葉，每兩洋二角。開首泡了一壺，怕它冷得快，用棉襖包起來，卻不料鄭重其事地來喝的時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著的粗茶差不多，顏色也很重濁。
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茶，是要用蓋碗的，於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但這是須在靜坐無為的時候的，當我正寫著《吃教》的中途，拉來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覺地滑過去，像喝著粗茶一樣了。
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福”，首先就須有工夫，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我想，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幹欲裂的時候，那麽，即使給他龍井芽茶，珠蘭窨片，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麽大區別罷。所謂“秋思”，其實也是這樣的，騷人墨客，會覺得什麽“悲哉秋之為氣也”，風雨陰晴，都給他一種刺戟，一方麵也就是一種“清福”，但在老農，卻隻知道每年的此際，就要割稻而已。
於是有人以為這種細膩銳敏的感覺，當然不屬於粗人，這是上等人的牌號。然而我恐怕也正是這牌號就要倒閉的先聲。我們有痛覺，一方麵是使我們受苦的，而一方麵也使我們能夠自衛。假如沒有，則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將茫無知覺，直到血盡倒地，自己還不明白為什麽倒地。但這痛覺如果細膩銳敏起來呢，則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覺得，連衣服上的接縫，線結，布毛都要覺得，倘不穿“無縫天衣”，他便要終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裝銳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覺的細膩和銳敏，較之麻木，那當然算是進步的，然而以有助於生命的進化為限。如果不相幹，甚而至於有礙，那就是進化中的病態，不久就要收梢。我們試將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活得下去。喝過茶，望著秋天，我於是想：不識好茶，沒有秋思，倒也罷了。
九月三十日
論“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後，發見於她的遺書中的話。這哄動一時的事件，經過了一通空論，已經漸漸冷落了，隻要《玲玉香消記》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殺事件一樣，完全煙消火滅。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裏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
這句話，開初是也曾惹起一點小風波的。有評論者，說是使她自殺之咎，可見也在日報記事對於她的訴訟事件的張揚；不久就有一位記者公開的反駁，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可憐極了，那裏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況且那些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絕非捏造的謠言，舊報具在，可以複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聞記者是毫無關係的。
這都可以算是真實話。然而——也不盡然。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地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醜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醜聞。上海的街頭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鄰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樂道，但如果對她講甘肅的誰在偷漢，新疆的誰在再嫁，她就不要聽了。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讀者看了這些，有的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那麽漂亮，卻比她正經。”有的想：“我雖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領，卻比她出身高。”連自殺了之後，也還可以給人想：“我雖然沒有阮玲玉的技藝，卻比她有勇氣，因為我沒有自殺。”化幾個銅元就發見了自己的優勝，那當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藝為生的人，一遇到公眾發生了上述的前兩種的感想，她就夠走到末路了。所以我們且不要高談什麽連自己也並不了然的社會組織或意誌強弱的濫調，先來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罷，那麽，大概就會知道阮玲玉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但新聞記者的辯解，以為記載大抵采自經官的事實，卻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報和小報之間的報章，那社會新聞，幾乎大半是官司已經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點壞習氣，是偏要加上些描寫，對於女性，尤喜歡加上些描寫；這種案件，是不會有名公巨卿在內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寫。案中的男人的年紀和相貌，是大抵寫得老實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發揮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就是“豆蔻年華，玲瓏可愛”。一個女孩兒跑掉了，自奔或被誘還不可知，才子就斷定道，“小姑獨宿，不慣無郎”，你怎麽知道？一個村婦再醮了兩回，原是窮鄉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筆下，就又賜以大字的題目道，“奇淫不減武則天”，這程度你又怎麽知道？這些輕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約是並無什麽影響的，她不識字，她的關係人也未必看報。但對於一個智識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出到社會上了的女性，卻足夠使她受傷，更不必說故意張揚，特別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國的習慣，這些句子是搖筆即來，不假思索的，這時不但不會想到這也是玩弄著女性，並且也不會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無論你怎麽描寫，在強者是毫不要緊的，隻消一封信，就會有正誤或道歉接著登出來，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地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麽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那麽，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為她的自殺，和新聞記事有關，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但我的不預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麽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麽，那麽，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麽樣。
五月五日
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作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麽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並未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作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作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地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隻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思博識
漫談“漫畫”
孩子們吵架，有一個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鉛筆了——在牆壁上寫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這和政治之類是毫不相幹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畫也一樣，住家的恨路人到對門來小解，就在牆上畫一個烏龜，題幾句話，也不能叫它作“漫畫”。為什麽呢？就因為這和被畫者的形體或精神，是絕無關係的。
漫畫的第一件緊要事是誠實，要確切地顯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態，也就是精神。
漫畫是karikatur的譯名，那“漫”，並不是中國舊日的文人學士之所謂“漫題”“漫書”的“漫”。當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的，但因為發芽於誠實的心，所以那結果也不會僅是嬉皮笑臉。這一種畫，在中國的過去的繪畫裏很少見，《百醜圖》或《三十六聲粉鐸圖》庶幾近之，可惜的是不過戲文裏的醜腳的摹寫；羅兩峰的《鬼趣圖》，當不得已時，或者也就算進去罷，但它又太離開了人間。
漫畫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誇張”，但又不是胡鬧。無緣無故地將所攻擊或暴露的對象畫作一頭驢，恰如拍馬家將所拍的對象做成一個神一樣，是毫沒有效果的，假如那對象其實並無驢氣息或神氣息。然而如果真有些驢氣息，那就糟了，從此之後，越看越像，比讀一本做得很厚的傳記還明白。關於事件的漫畫，也一樣的。所以漫畫雖然有誇張，卻還是要誠實。“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麽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變成笑話了。
“誇張”這兩個字也許有些語病，那麽，說是“廓大”也可以的。廓大一個事件或人物的特點固然使漫畫容易顯出效果來，但廓大了並非特點之處卻更容易顯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長的，他本身就有漫畫相了，再給他禿頭，近視眼，畫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長些，總可以使讀者發笑。但一位白淨苗條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設法，有些漫畫家畫作一個髑髏或狐狸之類，卻不過是在報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畫家卻不用這呆法子，他用廓大鏡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膚的褶皺，看見了這些褶皺中間的粉和泥的黑白畫。這麽一來，漫畫稿子就成功了，然而這是真實，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鏡去照照去。於是她也隻好承認這真實，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因為真實，所以也有力。但這種漫畫，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我記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學家說過，他最討厭論人用顯微鏡。
歐洲先前，也並不兩樣。漫畫雖然是暴露，譏刺，甚而至於是攻擊的，但因為讀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畫家的筆鋒的所向，往往隻在那些無拳無勇的無告者，用他們的可笑，襯出雅人們的完全和高尚來，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像西班牙的戈雅（franciscodegoya）和法國的陀密埃（honoredaumier）那樣的漫畫家，到底還是不可多得的。
二月二十八日
門外文談
一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閣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麽？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麽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那麽，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字是什麽人造的？
字是什麽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作《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麽含含糊糊地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麽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字是怎麽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麽，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一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地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隻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
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跡，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著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麽一個奇跡，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麵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麵上，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麵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麽，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隻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麽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隻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於是隻得來“象意”，也叫做“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麵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麽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鬆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地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麵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隻好躊躇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麽？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麽難讀，似乎正可做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麽，古書裏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
一麵是——
一尺布，尚可縫；
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麵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麵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麽，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地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地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麽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做“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麽，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麽，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麽“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作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麽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做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做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麽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做“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十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sh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
那麽，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的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地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個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地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做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各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做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閑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鬆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著戲玩。先是甲扮武鬆，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隻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鬆，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象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乘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著“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麵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嚐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隻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地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什麽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麽也不懂；但逐漸地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匯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地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做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隻好拉纖；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麽看風看水，目的隻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
論新文字
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係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隻有羅馬字拚音。這拚法的保守者用來打擊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說它方法太簡單，有許多字很不容易分別。
這確是一個缺點。凡文字，倘若容易學，容易寫，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煩難的文字，固然不見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卻總不免比較的煩難。羅馬字拚音能顯四聲，拉丁化字不能顯，所以沒有“東”“董”之分，然而方塊字能顯“東”“蝀”之分，羅馬字拚音卻也不能顯。單拿能否細別一兩個字來定新文字的優劣，是並不確當的。況且文字一用於組成文章，那意義就會明顯。雖是方塊字，倘若單取一兩個字，也往往難以確切地定出它的意義來。例如“日者”這兩個字，如果隻是這兩個字，我們可以作“太陽這東西”解，可以作“近幾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種動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個“一”字，在孤立的時候，也不能決定它是數字“一二三”之“一”呢，還是動詞“四海一”之“一”。不過組織在句子裏，這疑難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兩個字，說它含糊，並不是正當的指摘。
主張羅馬字拚音和拉丁化者兩派的爭執，其實並不在精密和粗疏，卻在那由來，也就是目的。羅馬字拚音者是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拉丁化者卻以現在的方言為主，翻成拉丁字，這就是規矩。假使翻一部《詩韻》來作比賽，後者是賽不過的，然而要寫出活人的口語來，倒輕而易舉。這一點，就可以補它的不精密的缺點而有餘了，何況後來還可以憑著實驗，逐漸補正呢。
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遊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拉丁化卻沒有這空談的弊病，說得出，就寫得來，它和民眾是有聯係的，不是研究室或書齋裏的清玩，是街頭巷尾的東西；它和舊文字的關係輕，但和人民的聯係密，倘要大家能夠發表自己的意見，收獲切要的智識，除它以外，確沒有更簡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隻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麽《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智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鬆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隻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麽？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麽，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麽，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麽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麽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予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麽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曆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曆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曆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卻不大看得明白了，隻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做“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複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複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麽？都像複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麽？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麽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麽地方刮風。
“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麽什麽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予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做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做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地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麽？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複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麽？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麽？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麽？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隻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隻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運命
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裏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製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後，燒掉或埋掉，於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麵想玩弄他，也尊後妃，但一麵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傑，卻不肯為他做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麵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隻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言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隻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並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麽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於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後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並不這樣想。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並不是好事情，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並無不同，以後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麽，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地見神見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文床秋夢
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麽著，人就不能不這麽著。所謂“文人”當然也不至於例外，吃得飽飽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夢；而現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夢威嚴起來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濤聲》上，有一封自名為“林丁”先生的給編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之爭，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詳道。然而彼此摧殘，則在傍觀人看來，卻不能不承是整個文壇的不幸。……我以為各人均應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餘事可一概不提。……”
前兩天，還有某小報上的不署名的社談，它對於早些日子餘趙的剪竊問題之爭，也非常氣憤——
“……假使我一朝大權在握，我一定把這般東西捉了來，判他們罰做苦工，讀書十年；中國文壇，或尚有幹淨之一日。”
張獻忠自己要沒落了，他的行動就不問“孰是孰非”，隻是殺。清朝的官員，對於原被兩造，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確也偶爾會有的，這是因為滿洲還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舊夢。某小報上的無名子先生可還要比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經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罰”下等華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個問題是在怎樣才能夠“一朝大權在握”？文弱書生死樣活氣，怎麽做得到權臣？先前，還可以希望招駙馬，一下子就飛黃騰達，現在皇帝沒有了，即使滿臉塗著雪花膏，也永遠遇不到公主的青睞；至多，隻可以希圖做一個富家的姑爺而已。而捐官的辦法，又早經取消，對於“大權”，還是隻能像狐狸的遇著高處的葡萄一樣，仰著白鼻子看看。文壇的完整和幹淨，恐怕實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時候，曾經在出版界上發現了“文丐”，接著又發現了“文氓”，但這種威風凜凜的人物，卻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發見的，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文官”罷。看文學史，文壇是常會有完整而幹淨的時候的，但誰曾見過這文壇的澄清，會和這類的“文官”們有絲毫關係的呢。
不過，夢是總可以做的，好在沒有什麽關係，而寫出來也有趣。請安息罷，候補的少大人們！
九月五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麽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地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雜談小品文
自從“小品文”這一個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劄，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這自然隻是生意經，不足為據。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條幾何定理不過數十字，一部《老子》隻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幅。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於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當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盡森羅萬象，然而它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去了引用的騷賦，其實也不過是小品，隻因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選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據說“抒寫性靈”是它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隻能夠抒寫性靈的，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隻能有這樣的意思，寫這樣的文章。雖說抒寫性靈，其實後來仍落了窠臼，不過是“賦得性靈”，照例寫出那麽一套來。當然也有人預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曆了危難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時也夾著感憤，但在文字獄時，都被銷毀，劈板了，於是我們所見，就隻剩了“天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靈。
這經過清朝檢選的“性靈”，到得現在，卻剛剛相宜，有明末的灑脫，無清初的所謂“悖謬”，有國時是高人，沒國時還不失為逸士。逸士也得有資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責任：現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實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過“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近一年來，就露了大破綻，自以為高一點的，已經滿紙空言，甚而至於胡說八道，下流的卻成為打諢，和猥鄙醜角，並無不同，主意隻在挖公子哥兒們的跳舞之資，和舞女們爭生意，可憐之狀，已經下於五四運動前後的鴛鴦蝴蝶派數等了。
為了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謂“珍本”的事。有些論者，也以為可慮。我卻覺得這是並非無用的。原本價貴，大抵無力購買，現在隻用了一元或數角，就可以看見現代名人的祖師，以及先前的性靈，怎樣疊床架屋，現在的性靈，怎樣看人學樣，啃過一堆牛骨頭，即使是牛骨頭，不也有了識見，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騙去了嗎？
不過“珍本”並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為它無聊，沒有人要看，這才日就滅亡，少下去；因為少，所以“珍”起來。就是舊書店裏必討大價的所謂“禁書”，也並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奮起的作品，清初，單為了作者也會禁，往往和內容簡直不相幹。這一層，卻要讀者有選擇的眼光，也希望識者給相當的指點的。
十二月二日
論辯的魂靈
二十年前到黑市，買得一張符，名叫“鬼畫符”。雖然不過一團糟，但帖在壁上看起來，卻隨時顯出各樣的文字，是處世的寶訓，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買得一張符，也是“鬼畫符”。但帖了起來看，也還是那一張，並不見什麽增補和修改。今夜看出來的大題目是“論辯的魂靈”；細注道：“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邏輯’扶乩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今謹摘錄數條，以公同好——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受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書，其價值從可知矣！但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麽？為什麽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隻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麽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並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他們卻太趨極端了，太趨極端，即有亡國之禍，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事不可過激；過激派都主張共妻主義的。乙讚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妻主義麽？他既然主張共妻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給我們‘共’。”
“丙講革命是為的要圖利：不為圖利，為什麽要講革命？我親眼看見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現金抬進門。你說不然，反對我麽？那麽，你就是他的同黨。嗚呼，黨同伐異之風，於今為烈，提倡歐化者不得辭其咎矣！”
“丁犧牲了性命，乃是鬧得一塌糊塗，活不下去了的緣故。現在妄稱誌士，諸君切勿為其所愚。況且，中國不是更壞了麽？”
“戊能算什麽英雄呢？聽說，一聲爆竹，他也會吃驚。還怕爆竹，能聽槍炮聲麽？怕聽槍炮聲，打起仗來不要逃跑麽？打起仗來就逃跑的反稱英雄，所以中國糟透了。”
“你自以為是‘人’，我卻以為非也。我是畜類，現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類的爹爹，當然也就是畜類了。”
“勿用驚歎符號，這是足以亡國的。但我所用的幾個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筆來，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雲：
中學為體西學用，
不薄今人愛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