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車匠


    “戴車匠”在我們這裏不但是一個人,一間小店,還是一個地名。他住在東街與草巷相交地方。東街與草巷相交處大家稱為草巷口。但對我們說起來這實在不夠精確。雖然東街也還比不上別處的巷子大,但街與巷相交總就有四個“口”,左邊右邊,這邊那邊。大人們凡事都含糊,因為他們生活中隻需這麽含糊即可對付過去。我們可不成。比如:巷口街這邊有個老太婆擺攤子,賣的是桃子,杏子,香瓜,柿餅,牙棗子,風荸薺,楊花蘿卜,泥娃娃,啯啯雞;對麵也有一個老太婆,賣的是啯啯雞,泥娃娃,(有好多種,)楊花蘿卜,(我在別處雖亦見過這種水紅色,粗長如指,楊花飛時挑出來賣,生嚼涼拌都脆爽細嫩無比的蘿卜,可是沒有吃過;我總覺不是我們故鄉的那一種,僅僅略具形似而已。)風荸薺,牙棗子,桃子杏子,香瓜,還有柿餅子,完全一樣!你說這怎麽辦?有時還好,可以隨便;在她們生意都還不錯,在有新貨下市時候,她們彼此也都和顏悅色的時候,親熱得像對老姊妹的時候,那就無所謂,我們買誰的都覺得一樣。這邊那邊,一樣。有時,可就麻煩,又要處心積慮,又要臨時見機,又要為自己利害打算,又要用自己幾個錢和顯明的傾向態度來打抱不平。而且我們之間意見常不一樣。那就得辯論,甚至出惡言惡聲,吵鬧起來,要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愛,各走各的路。完了,我們之間有一道鴻溝!要十分鍾,或半點鍾,或半天,甚至三兩天,時間才填平了它,又誌同道合,莫逆無間,不恨不輕視。這兩個老太婆又有時這個顯得比那個窮,有時那個顯得比這個弱。有時這邊得到侄兒一點支助,買了一堆驕傲的貨色,盛氣淩人,不可一世。有時那個的女兒給她做了件新毛藍布褂子,她就覺得不屑與褲襠裏都有補丁的人相較量。她們老是罵架,一罵一整天,老是那些話,罵罵,歇歇,又罵罵。作一筆買賣,數錢揀貨;青菜湯送下一大碗幹飯,這就有時間準備新的武器,聚了一堆她們自以為更潑辣淋漓的言語,投過去,拋回來,希望傷人要害。這對我們說起來,未免可厭,因為罵人都不好看。尤其她們相罵時,大都是壞天氣,全世界都不舒服的時候。她們的生意都非常壞,攤子上盡是些陳舊幹癟的貨品,又稀少可憐。她們的恨毒注在頹老之中,像下雨天城門口的泥濘。她們的肝火焚燒她們的太陽穴,她們的頭發披下來,她們都無望無助,孤苦淒愴,哀哀欲絕。——為什麽沒有人勸勸她們呢?你想想看,手放在口袋裏,搓摩著溫熱的銅錢,我們何以為情?我們立著看了半天,漸漸已忘記了想買的東西;不想吃什麽,也不想玩什麽,為一種十分深沉黏著的痛楚所孕育,所教化。——有時,她們會扭住衣角和一點小小發髻打起來。一麵低嘶詛咒一麵打。她們都打不動了,然而她們用堅硬的瘦骨相衝撞,撕,咬,抓頭發,拉破別人的衣服。一場心長力拙,鬆懈幹枯的爭鬥。她們會有一天有一個打死的。不是死在人手上,自己站腳不穩,踉蹌蹌一跤摜在石頭角上碰破腦袋死去。……啊,不說這個吧。告訴你這些隻是借此而告訴你雖是那麽一街之隔可是距離多遠。所以不能含糊。所以不能含糊地說是“草巷口”。草巷口一邊是個旱煙店,另一邊是戴車匠店。你看要是有個提小麵人的來了,吹糖人的來了,耍木儡戲的來了,背負韋馱化緣的遊方僧人來了,走江湖掛水碗的來了,各種各樣驚心動魄的人物事情在那裏出現,我們飛奔著去看,你要是說“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說“戴車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東張西望。“戴車匠”,“戴車匠”,這在我們不是三個字,是相連不可分,成為一體的符號。戴車匠是一點,集聚許多東西,是一個中心,一個底子。這是我們生活中的一格,一區,一個本土和一個異國,我們的歲月的一個見證。我們說“戴車匠家”,不說“戴車匠家門前”。一則那麽說太囉唆,再則我們似把門外這一切活動,一切景物情感都收納到他的那間小店裏去,似乎是屬於它,為它所有;為他,為戴車匠所有了;雖然戴車匠的鋪子那麽那麽小,戴車匠是不沾蘸什麽的那麽一個人。戴車匠是一顆珠子,從水裏拿出來,不留一滴。——正因為他是那麽一個人吧。


    (說這些毫無意思!既已說了,說了算數。)


    我記得戴車匠的板壁上貼的一副小紅春聯,每年都是那麽兩句,極普通常見的兩句:


    室雅何須大


    花香不在多


    雖是極普通常見,甚至教人覺得俗,俗得令人厭惡反感,可是貼在戴車匠家就有意義,合適,感人。雖然他那半間店麵說不上雅不雅,而且除了過年插一枝山茶,端午菖蒲艾葉石榴花,八九月或者偶然一枝桂,一朵白荷以外,平常也極少插花。——插花的壺是總有一個的,老竹根,他自己車床上琢出來的,總供在一個極高的方幾上。說是“供”,不是隨便說,確是覺得那有一種恭敬,一種神聖,一種寄托和一種安慰,即使旁邊沒有那個小小的瓦香爐,後麵不貼一小幅神像。我想我不是自以為然,確是如此。我想,你若是喜愛那個竹根壺,想花錢向他買來,戴車匠準是笑笑,“不賣的”。戴車匠一生沒有遇過幾個這樣堅老奇怪的根節,一生也不會再為自己車旋一個竹壺。它供在那裏已經多少年,拿去了你不是叫他那個家整個變了個樣子?他沒有想得太多,可是賣這個壺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他隻有那麽一句話,笑笑,“不賣的”。別的回答他不知道,他不考慮。你若是真的去要,他也高興。因為有人喜愛他喜愛得成了習慣的東西,你就醅新了他的感情。他也感激你,但他隻能說:“我給你留意吧,要再遇到這樣的竹子,會留意的。”他當真會留意的,他忘不了。有了,他就做好,放在高高的地方,等你去發現,來拿。——你自然會發現,因為你天天經過,經過了總要看一看。他那個店麵是真小。小,而充實。


    小,而充實。堆著,架著,釘著,掛著,各種各樣的東西。留出來的每一空間都是必需的。從這些空間裏比從那些物件上更看出安排的細心,溫情,思想,習慣,習慣的修改與新習慣的養成,你看出一個人怎麽樣過日子。


    當門是一具橫放的櫸木車床,又大又重,堅硬得無從想象可以用到什麽時候。它本身即代表了永遠。那是永遠也不會移動的,簡直好像從地裏長出來的,一個穩定而不表露的生命。這個車床沒有問題比戴車匠歲數還要大,必是他父親兼業師所傳留下來的。超過需要的厚實是前代人製作法式。(我們看從前的許多東西老覺得一個可以改成兩個三個用。)這個車床的形貌有些地方看起來不大講究。有的因材就用,不拘小節,歪著扭著一點就聽它歪著扭著一點,不削斫太多以求其平直,然而這無妨於它大體的儼然方正。用了這許多年了,許多不光致斧鑿痕跡還摸得出來,可是接榫卡縫處吻投得真緊,真確切,仿佛天生的一個架子,不是一塊塊拚攏來的。多少年了,不搖,不晃,不走一點樣!這個車床占了幾乎二分之一的店堂,顯然這是最重要的東西,其餘一切全附屬於它,且大半是從這個車床上做出來的。大車床裏頭是一個小車床。戴車匠做一點小巧東西則在小車床上。那就輕便得多,秀氣得多,顏色也淺,常擦摩處呈牙黃色,光澤異常,木理依約可見,這是後來戴車匠自己手製的。再往裏去,一伸手是那張供香爐竹壺高幾。車床後麵有僅容一人的走道。挨著靠牆而放的一條桌向裏去,是內室了。想來是一床,一燈案,低梁小窗,緊湊而不過分雜亂。當有一小側門,通出去是個狹長小天井。看見一點雲,一點星光,下雨天雨水流在淺淺的陰溝裏。天井中置水缸二口,一吃一用;煮飯燒茶風爐兩隻。牆陰鳳仙花自開自落,磚縫裏幾絲草,在輕風中搖曳,貼地爬著幾片馬齒莧,有灰藍色螟蛾飛息。凡此雖非目睹,但你見過許多這樣格局的房子,原是極契熟的。其實即從外麵情形,亦不難想象得知。——他吃飯用的碗筷放在哪裏呢?條桌上首牆上,他挖開了一塊,四邊釘板,安小門兩扇,這就成了個櫃子。分成幾槅,不但碗筷,他自己的茶葉罐子煙荷包,重要小工具,祖傳手繪的圖樣,訂貨的底子,跟他兒子的紙筆,女人的梳頭家私,全都有了妥停放處。屈半膝在骨牌凳上,可以方便取得。我小時頗希望能有個房間有那樣一個櫃子,覺得非常有趣。他的白蠟杆子,黃楊段子,桑木棗木梨木材料則擱在高幾上一個特製架上,堆得不十分整齊,然而有一種秩序,超乎整齊以上的秩序。(車匠所需木料不多,)架子的支腳翹出如壺嘴,就正好掛一個蟈蟈籠子!


    戴車匠年紀還不頂大,如果他有時也想想老,想得還很昧曖,不管慘切安和,總離著他還遠,不迫切。他不是那種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隻是緩緩地,從容地與他的時光廝守。是的,他已經過了人生的峰頂。有那麽一點的,戰栗著,心沉著,急促地呼吸著,張張望望,彷徨不安,不知覺中就越過了那一點。這一點並不突出,閃耀,戴車匠也許紀念著,也許忽略了。這就是所謂中年。


    吃過了早飯,看兒子夾了青布書包,(知道他的生書已經在油燈下讀熟,為他歡喜,)拿了零用錢,跳下台階,轉身走了,戴車匠還在條桌邊坐了一會兒。天氣真好。街上掃過不久,還極幹淨。店鋪開了門的不少,也還有沒有開的。這就都要一家一家的全打開的。也許有一家從此就開不了那幾塊排門了,不過這樣的事究竟不多。巷口賣燒餅油條的攤子熱鬧過一陣,又開始第二陣熱鬧了。燒餅槌子敲得極有精神,(槌子是從戴車匠家買去的,)油條鍋裏湧著金色泡沫。風吹著丁家棉線店的大布招卷來卷去。在公安局當書辦的徐先生埋著頭走來,匆忙地向準備好點頭的戴車匠點一個頭,過去了。一個黨部工友提一桶漿子在對麵牆上貼標語。戴車匠笑,因為有一張貼倒了。正看到知道一定有的那一張,“中華民國萬歲”,他那把短嘴南瓜形老紫砂壺已經送了出來,茶泡好了,這他就要開始工作了。把茶壺帶過去,放在大小車床之間的一個小幾上,小幾連在車床上。坐到與車床連在一起的高凳上,戴車匠也就與車床連在一起,是一體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動的。先試試,踹兩下踏板,看牛皮帶活不活;迎亮看一看旋刀,裝上去,敲兩下;拿起一塊材料,估量一下,眼睛細一細,這就起手。旋刀割削著木料,發出輕快柔馴的細細聲音,狹狹長長,輕輕薄薄的木花吐出來。……


    木花吐出來,車床的鐵軸無聲而精亮,滑滑潤潤轉動,牛皮帶往來牽動,戴車匠的兩腳一上一下。木花吐出來,旋刀服從他的意誌,受他多年經驗的指導,旋成圓球,旋成瓶頸狀,旋苗條的腰身,旋出一筆難以描畫的弧線,一個懸膽,一個羊角彎,一個螺紋,一個杵腳,一個瓢狀的,鏟狀的空槽,一個銀錠元寶形,一個雲頭如意形。……狹狹長長輕輕薄薄木花吐出來,如蘭葉,如書帶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車匠的背佝僂著,左眉低一點,右眉挑一點,嘴唇微微翕合,好像總在輕聲吹著口哨。木花吐出來,掛一點在車床架子上,大部分從那個方洞裏落下去,落在地板上,落在戴車匠的腳上。木花吐出來,宛轉的,綿纏的,諧協的,安定的,不慌不忙地吐出來,隨著旋刀悅耳的吟唱。……


    戴車匠上下午各連續工作兩個時辰。其中稍稍中斷幾次,走下來拿點材料,翻翻圖樣,比較比較兩批所做貨色是否劃一,給車軸加點油。做好了一個貨色,握在手裏,四方八麵端詳端詳,再修一兩刀,看看已經合乎理想,中規應矩了,就放在車床前一塊狹狹板上,一個一個排起來。雖然他不趕急,但也十分盼待著把這塊板上排得滿滿的吧。他笑他兒子寫字總望一口氣寫滿一張紙,他自己也未始不願人知道他是個快手。這樣的年紀也還有好勝心的。似乎他每天派給自己多少工作,把那點工作做好,即為滿意。能分外多做幾件就很按捺不住得意了。這點得意隻有告訴他女人聽,甚至想得到兩句誇獎,一點慰勞,哈!他自然可以有時間抽一袋煙,喝兩口茶,伸個懶腰;高興,不怕難為情,也盡管哼兩句朱買臣桃花宮老戲,他允許自己看半天洋老鼠踩車推磨,——他的洋老鼠越來越多,它們的住家也特別幹淨,曲折;逗逗簷前黃雀,用各種親密調侃言語。黃雀就竭其所能地唱起來,蓬鬆了脖子上的毛,聳聳肩,剔剔足,恣酣而矜莊地囀弄了半天,然後用珊瑚小嘴去啄一口食,飲一點水。戴車匠,可又認為它跟叫天子學了壞樣,唱不成腔,——初學養鳥人注意:凡百鳥雀不可與叫天子結鄰並掛,叫天子是個嗓子衝而無修養訓練的野狐禪唱歌家,油腔滑調,亂用表情!在合唱時尤其隻聽到它的荒怪的逞喉極叫。——一麵戴車匠又俯到他的工作上去,有的時候,忽然,他停下來,那就是想到了一點什麽事。或是記一記王老五請的一會什麽時候該他自己首會了;或是兒子塾師過生,該備一點禮物送去,今年是整五十;或是劉長福托他斡旋一件什麽事,那一頭今天該給回話;或是澡堂裏聽來一個治風濕痛秘方,他麻二叔正用得著,可是六味藥中有一味比較生疏,得去問問;或是,哦,老張呀,死了半年多,昨天夜裏怎麽夢見他了,還好好的,還是那樣子,還說了幾句話,話可一句也記不得了;老張兒子在湖西屠宰稅上跑差,該沒有什麽吧?這就教他大概籌計籌計下午該往哪裏走走,碰些什麽人,做點什麽事,怎麽,說那些話。他的手就扶上了左額,眼睛眯  ,不時眨一眨。甚至有時等不及吃飯時再說,就大聲喚女人出來商量。有時,甚至立刻進去換了件衣服,拿了扇子就出去了,臨走時關照下來,等不等他吃飯;有誰來讓候一候還是明天再來;船上人來把掛在門柱上那一串東西交給他拿去,錢或現交或下次轉來再帶來都可以。……他走了,與他的店,他的車床小別。


    平常日子,下午,戴車匠常常要出去跑跑,車匠店就空在那兒。但是看上去一點都不虛乏,不散漫,不寂寞,不無主。仍舊是小,而充實。若是時間稍久,一切,店堂,車床,黃雀,洋老鼠,蟈蟈,伸進來的一片陽光,陽光中浮塵飛舞,物件,空間;隔壁侯銀匠的槌子聲音與戴車匠車床聲音是不解因緣,現在銀匠槌子敲在砧子上像繩索少了一股;門外的行人,和屋後補著一件衣服的他的女人,都在等待,等待他回來,等待把缺了一點什麽似的變為完滿。——戴車匠店的店身特別高,為了他的工作,(第一木料就怕潮)又墊了極厚的地板,微仰著頭看上去有一種特別感覺。也許因為高,有點像個小戲台,所以有那種感覺吧。——自然不完全是。


    戴車匠所做東西我們好多叫不出名字,不知道幹什麽用的。比如二尺長的大滑車,戴車匠告訴我是湖裏糧船上用的,因為沒有親身驗證,所以都無真切印象。——也許後來,我稍長大,有機會在江湖漂泛,看見過的,但因為懸結得那麽高,又在那麽大的帆前麵,那麽大的船,那麽大的水,汪洋浩瀚之中,這麽一個滑車看上去也算不得什麽了吧。人也大了,不複充滿好奇,凡百事多失去驚愕興趣了。——不過在大帆船上看那些複雜繩索在許多滑車之中溜動牽引,上上下下,想到它們在航行時所起作用,仍是極迷人的。我真希望向戴車匠詢問各種滑車號數,好到船上混充內行!滑車真多,一串一串掛在梁上。也許戴車匠自己也沒有看人怎麽樣用它吧?不過不要緊,有燒餅槌子,搓燒賣皮子小棒,擀麵杖,之字形活動衣架,蠅拂上甘露子形狀柄子,……他隨處可以看見自己手裏做出來的東西在人手裏用。老太太們都有個撚線棰,早晚不離手的在巷口廊前搓,一麵與人談桑麻油米,兒女婚嫁。木碗木勺是小兒恩物,輕便,發脾氣摔在地下不致挨打挨罵,敲著橐橐的響又可以想它是個什麽它就是個什麽,木魚,更柝,取魚梆子,還有你想也想不出的什麽聲音的代表。——不過自從我有一次聽說從前大牢裏的囚犯是以木碗吃飯的,則不免對這個東西有了一種悲慘印象。自然這與戴車匠沒有什麽關係,不該由他負責。看見有人賣放風箏繞線用的小車子,我們眼中盈盈的是羨慕的光。我們放的是酒壇,三尾,瓦片,不知什麽時候才能使用這麽豪侈的器械。啊,我們是忘不了戴車匠的。秋天,他給我們做陀螺,做空鍾。夏天,做水槍。春天,竹蜻蜓。過年糊兔兒燈,我們去買軲轆,戴車匠看著一個一個兔兒燈從街上牽過去,在結了一點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鑼鼓聲中,爆竹硝黃氣味,影影沉沉紙燈柔光中。但我最喜歡的還是爬上高台階向他買“螺螄弓”。別處不知有無這樣的風俗,清明,抹柳球,種荷秧,還吃螺螄。家家悉煮五香螺螄一鍋,街上也有賣的。一人一碗,坐在門檻上一個一個掏出去吃。吃倒沒有什麽,(自然也極鮮美)主要還是把螺螄殼用螺螄弓一個一個打出去。——這說起不易清楚,明年春天我給你做一個吧。戴車匠做螺螄弓賣。我們看著他做,自己挑竹子,選麻線,交他一步一步做好,戴車匠自己在小幾上藍花大碗中拈一個螺螄吃了,螺殼套在“箭”上,很用力的樣子(其實毫不用力)拉開,射出去,半天,聽得得地落在瓦溝裏,(瓦匠掃屋,每年都要掃下好些螺殼來,)然後交給我們。——他自己兒子那一把弓特別大,有勁,射得遠。戴車匠看著他兒子跟別人比射,細了眼睛,半晌,又沒有什麽意義地搖搖頭。


    為什麽要搖搖頭呢?也許他想到兒子一天天大起來了麽?也許。我離開故鄉日久,戴車匠如果還在,也頗老了。我不知因何而覺得他兒子不會再繼續父親這一行業。車匠的手藝從此也許竟成了絕學,因為世界上好像已經無須那許多東西,有別種東西替代了。我相信你們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無從知道車匠店到底是怎麽回事,你們沒有見過。或者戴車匠是最後的車匠了。那麽他的兒子幹什麽呢?也許可以到鐵工廠裏當一名練習生吧。他是不是像他父親呢,就不知道了。——很抱歉,我跟你說了這麽些平淡而不免沉悶的瑣屑事情,又無起伏波瀾,又無鎔裁結構,逶逶迤迤,沒一個完。真是對不起得很。真沒有法子,我們那裏就是這樣的,一個平淡沉悶,無結構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城裏充滿像戴車匠這樣的人;如果那也算是活動,也不過就是這樣的活動。——唔,不盡然,當然,下回我們可以說一點別的。我想想看。


    侯銀匠


    白果子樹,開白花,


    南麵來了小親家。


    親家親家你請坐,


    你家女兒不成個貨。


    叫你家女兒開開門,


    指著大門罵門神。


    叫你家女兒掃掃地,


    拿著笤帚舞把戲。


    …………


    侯銀匠店是個不大點的小銀匠店。從上到下,老板、工匠、夥計,就他一個人。他用一把燈草浸在油盞裏,用一個彎頭的吹管把銀子燒軟,然後用一個小錘子在一個鋼模子或一個小鐵砧上丁丁篤篤敲打一氣,就敲出各種銀首飾。麻花銀鐲、小孩子虎頭帽上釘的銀羅漢、係圍裙的銀鏈子、琺琅簪子、點翠簪子……侯銀匠一天就這樣丁丁篤篤地敲,戴著一副老花鏡。


    侯銀匠店特別處是附帶出租花轎。有人要租,三天前訂好,到時候就由轎夫抬走。等新娘拜了堂,再把空轎抬回來。這頂花轎平常就停在屏門前的廊簷上,一進侯銀匠家的門檻就看得見。銀匠店出租花轎,不知是一個什麽道理。


    侯銀匠中年喪妻,身邊隻有一個女兒。他這個女兒很能幹。在別的同年的女孩子還隻知道梳妝打扮,抓子兒、踢毽子的時候,她已經把家務全撐了起來。開門掃地、撣土抹桌、燒茶煮飯、漿洗縫補,事事都做得很精到。她小名叫菊子,上學之後學名叫侯菊。街坊四鄰都很羨慕侯銀匠有這麽個好女兒。有的女孩子躲懶貪玩,媽媽就會罵一句:“你看人家侯菊!”


    一家有女百家求,頭幾年就不斷有媒人來給侯菊提親。侯銀匠總是說:“孩子還小,孩子還小!”千挑選萬挑選,侯銀匠看定了一家。這家姓陸,是開糧行的。弟兄三個,老大老二都已經娶了親,說的是老三。侯銀匠問菊子的意見,菊子說:“爹做主!”侯銀匠拿出一張小照片讓菊子看,菊子撲哧一聲笑了。“笑什麽?”——“這個人我認得!他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教過我英文。”從菊子的神態上,銀匠知道女兒對這個女婿是中意的。


    侯菊十六那年下了小定。陸家不斷派媒人來催侯銀匠早點把事辦了。三天一催,五天一催。陸家老三倒不著急,著急的是老人。陸家的大兒媳婦、二兒媳婦進門後都沒有生養,陸老頭子想三媳婦早進陸家門,他好早一點抱孫子。三天一催,五天一催,侯菊有點不耐煩,說:“總得給人家一點時間準備準備。”


    侯銀匠拿出一堆銀首飾叫菊子自己挑。菊子連正眼都不看,說:“我都不要!你那些銀首飾都過了時。現在隻有鄉下人才戴銀鐲子。琺琅簪子、點翠簪子,我往哪兒戴,我又不梳纂!你那些銀五事現在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麽用的!”侯銀匠明白了,女兒是想要金的。他搜羅了一點金子給女兒打了一對秋葉形的耳墜、一條金鏈子、一個五錢重的戒指。侯菊說:“不是我稀罕金東西。大嫂子、二嫂子家裏都是有錢的,金首飾戴不完。我嫁過去,有個人來客往的,戴兩件金的,也顯得不過於寒磣。”侯銀匠知道這也是給當爹做臉,於是加工細做,心裏有點甜,又有點苦。


    爹問菊子還要什麽,菊子指指廊簷下的花轎,說:“我要這頂花轎。”


    “要這頂花轎?這是頂舊花轎,你要它幹什麽?”


    “我看了看,骨架都還是好的。這是紫檀木的。我會把它變成一頂新的!”


    侯菊動手改裝花轎,買了大紅緞子、各色絲絨,飛針走線,一天忙到晚。轎頂繡了丹鳳朝陽,轎頂下一周圈鵝黃絲線流蘇走水。“走水”這詞兒想得真是美妙,轎子一抬起來,流蘇隨轎夫腳步輕輕地擺動起伏,真像是水在走。四邊的幃子上繡的是八仙慶壽。最出色的是轎簾前的一對飄帶,是“納錦”的。“納”的是兩條金龍,金龍的眼珠是用桂圓核剪破了釘上去的(得好些桂圓才能挑得出四隻眼睛),看起來烏黑閃亮。她又請爹打了兩串小銀鈴,作為飄帶的墜腳。轎子一動,銀鈴碎響。轎子完工,很多人都來看,連聲稱讚:菊子姑娘的手真巧,也想得好!


    轉過年來,春暖花開,侯菊就坐了這頂手製的花轎出門。臨上轎時,菊子說了聲:“爹!您多保重!”鞭炮一響,老銀匠的眼淚就下來了。


    花轎沒有再抬回來,侯菊把轎子留下了。這頂簇嶄新的花轎就停在陸家的廊簷下。


    侯菊有侯菊的打算。


    大嫂、二嫂家裏都有錢。大嫂子娘家有田有地,她的嫁妝是全堂紅木,壓箱底一張田契,這是她的陪嫁。二嫂子娘家是開糖坊的。侯菊有什麽呢?她有這頂花轎。她把花轎出租。全城還有別家出租花轎,但都不如侯菊的花轎鮮亮,接親的人家都願意租侯菊的花轎。這樣她每月都有進項。她把錢放在迎桌抽屜裏。這是她的私房錢,她想怎麽花就怎麽花。她對新婚的丈夫說:“以後你要買書,訂雜誌,要用錢,就從這抽屜裏拿。”


    陸家一天三頓飯都歸侯菊管起來。大嫂子、二嫂子好吃懶做,飯擺上桌,拿碗盛了就吃,連洗菜剝蔥、涮鍋、刷碗都不管。陸家人多,眾口難調。老大愛吃硬飯,老二愛吃軟飯,公公婆婆愛吃爛飯。各人吃菜愛鹹愛淡也都不同。侯菊竟能在一口鍋裏煮出三樣飯,一個盤子裏炒出不同味道的菜。


    公公婆婆都喜歡三兒媳婦。婆婆把米櫃的鑰匙交給了她,公公連糧行賬簿都交給了她,她實際上成了陸家的當家媳婦。她才十七歲。


    侯銀匠有時以為女兒還在身邊。他的燈碗裏油快幹了,就大聲喊:“菊子!給我拿點油來!”及至無人應聲,才一個人笑了:“老了!糊塗了!”


    女兒有時提了兩瓶酒回來看看他,椅子還沒有坐熱就匆匆忙忙走了。侯銀匠想讓女兒回來住幾天,他知道這辦不到,陸家一天也離不開她。


    侯銀匠常常覺得對不起女兒,讓她過早地懂事,過早地當家。她好比一樹桃子,還沒有開足了花,就結了果子。


    女兒走了,侯銀匠覺得他這個小銀匠店大了許多,空了許多。他覺得有些孤獨,有些淒涼。


    侯銀匠不會打牌,也不會下棋。他能喝一點酒,也不多。而且喝的是慢酒。兩塊從連萬順買來的茶幹,二兩酒,就夠他消磨一晚上。侯銀匠忽然想起兩句唐詩,那是他鏨在“一封書”樣式的銀簪子上的(他記得的唐詩本不多)。想起這兩句詩,有點文不對題: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鍾聲到客船。


    獸醫


    姚有多是本城有名的獸醫(本城獸醫不多),外號“姚六針”。他給牲口治病主要是紮針,六針見效。他不像一般獸醫,要把牲口在杠子上吊起來,而隻是讓牲口臥著,他用手在牲口肚子上摸摸,用耳朵貼在腸胃部分聽聽,然後從針包裏抽出一尺長的針,噌噌噌,照牲口肚子上連下三針,牲口便會放一連串響屁,拉好些屎;接著再抽出三根針,噌噌噌,又下三針,牲口頓時就渾身大汗;最後,把事先預備好的稻草灰,用笤帚在牲口身上拍一遍,不到一會兒,牲口就能掙紮著站起來,好了!


    圍著看的人都說:“真絕!”


    據姚有多說:前三針是“通”,牲口得病,大都在腸,腸梗阻、腸套結什麽的,腸子通了,百病皆除。後三針是“補”——“紮針還能補?”“能,不補則虛,虛則無力。”他有時也用藥,用一個木瓢把草藥給騾馬灌下去,也不煎,也不煮,叫牲口幹吞。好家夥,那麽一瓢藥,夠牲口嚼的。吃完,把牲口領起來遛幾圈,牲口打幾個響鼻,又開始吃青草了。


    姚有多每天起來很早,一起來先繞著城牆走一圈,然後到東門裏王家亭子的空地上練兩套拳。他說牲口一挨針紮,會踢人,獸醫必須會武功。能躥能跳,防身。


    姚有多的女人前兩年得病死了,沒有留下孩子,他一個人過。


    誰都知道姚有多不缺錢,但是他的生活很簡樸。早上一壺茶,三個肉包子,本地人把這種吃法叫作“一壺三點”;中午大都是在吳大和尚的餃麵店裏吃一碗麵,兩個糖酥燒餅;晚飯就更簡單了,喝粥。本地很多人家每天都是“兩粥一飯”。


    他不喝酒,不打牌。白天在沒有人來請醫的時候,看看熟人;晚上到保全堂藥店聽一個叫張漢軒的萬事通天南地北地閑聊。


    一天下午,姚有多在劉春元絨線店的廊簷外,看到一個賣油條的孩子跟一位老者下象棋。老者胡子花白,孩子也就是六七歲。一盤棋下了一半,花白胡子已經招架不住,手忙腳亂,敗局已定。旁觀的人全都哈哈大笑。


    收拾了棋盤棋子,姚有多問孩子:“你是小順子吧?”


    “你怎麽知道?”


    “你還戴著你爹的孝呢!——長得也像。”


    “你認識我爹?”


    “我們從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是姚二叔。”


    “你認識我?”


    “誰不認識!”


    “你媽還好?”


    “還好。”


    “小順子,回去跟你媽說,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賣油條。問她願不願讓你跟我學獸醫。我看你挺聰明。準能學成個好獸醫!”


    “欸!得罪你啦,二叔!”


    順子前年死了爹,剩下母子二人相依為命。順子賣油條,他媽給人洗衣裳。


    順子的爹生前租下兩間房,這房的特點是門外有一口青麻石井欄的井,這樣用起水來非常方便。順子媽每天大件大件地洗,洗完了晾在井邊的竹竿上。順子媽洗的被褥幹淨,疊的衣服整齊,來找她拆洗的人很多。


    順子媽幹什麽都既從容又利落,動作很快,本地人管這樣的人叫“刷刮”。


    順子媽長得很脫俗,個子稍高,肩背都瘦瘦薄薄的。她隻有幾件布衣裳,但是可體合身。發髻一邊插一朵絨線小白花,是給亡夫戴的孝。她的鞋麵是銀灰色的,這雙銀灰色的鞋,使她有一種說不出的風韻。


    順子媽和街坊處得很好,有求她裁一身衣服的,“替”一雙鞋樣的,絞個臉的,她無不答應——本地新娘子出嫁前要用兩根白線把臉上的汗毛“絞”了,顯出額頭,叫作“絞臉”。但是她很少到人家串門,因為她是個“半邊人”(本地稱寡婦為“半邊人”),怕人家忌諱。她經常走動、聊天說話的是隔壁的金大娘,開茶爐子賣開水的金大力的老婆,金大娘心善人好隻是話多,愛管閑事。


    一天晚上,順子媽把晾幹的衣裳已經疊好,金大娘的茶爐子來買水的人也不多了,她就過來找金大娘閑聊——她們是緊鄰。


    “二嫂子,”金大娘總是叫順子媽為二嫂子,“我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講錯了,你別生氣。”


    “你說。”


    “你也該往前走一步了。”


    本地把寡婦改嫁叫“往前走一步”。


    “我不是沒有想過,隻是忘不了死鬼。”


    “你不能守一輩子!”


    “再說,也沒有合適的人。我怕進來一個後老子,待順子不好,那我這心裏就如刀剜了!”


    “合適的人?有!”


    “誰?”


    “姚有多。他前些時還想收順子當徒弟,不會苦了孩子。”


    “我想想。”


    “想想!過兩天給我個回話,搖頭不是點頭是!”


    姚有多原來也沒有往這件事上想過,金大娘一提,他心動了,走過來走過去,總要向井台上看看。他這才發現,順子媽長得這樣素雅,他的心怦怦直跳。


    順子媽在洗衣裳,聽到姚有多的腳步聲,不免也抬眼看了看。


    事情就算定了。


    順子媽除了孝,把發髻邊的小白花換成一朵大紅剪絨的喜字,脫了銀灰色的舊鞋,換了一雙繡了秋海棠的新鞋,就像換了一個人。


    劉春元絨線店的劉老板,保全堂藥店的盧管事算是媒人。


    順子媽親自辦了兩桌席謝媒。


    把客人送走,洗了碗碟,月亮上來了。隔著房門聽聽,順子已經呼呼大睡。


    順子媽輕輕閂上房門。姚有多已經上床。


    順子媽吹了燈,借著月光,背過身來,解開紐扣……


    小姨娘


    小姨娘章叔芳是我的繼母的異母妹妹。她比我才大兩歲。我們是同學,在同一所初中讀書。她比我高一班。她讀初三,我讀初二。那年她十六歲,我十四。但是在家裏我還是叫她小姨娘。


    章家是鄉下財主。他們原來在章家莊住。章家莊是一個很大的莊子。莊裏有好幾戶靠田產致富的財主,章家在莊裏是首戶。後來外公在城裏南門蓋了一所房子,就搬到城裏來了。章老頭脾氣很“奘”,除了幾家至親(也都是他那樣的鄉下財主),跟誰也不來往。他和城裏的上代做過官,有功名的世家紳士不通慶吊。他說:“我不巴結他們!”地方上有關公益的事情,修橋鋪路、施藥、開粥廠……他一毛不拔,不出一個錢。因此得了一個外號:“章臭屎”。


    章家的房子很樸實,沒有什麽亭台樓閣,但是很軒敞豁亮。磚瓦木料都是全新的。外公奉行朱柏廬治家格言:“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他雖然不親自灑掃,但要督促傭人。他的大廳上的籮底方磚上連一根草屑也沒有。桌椅隻是紅木的(不是“海梅”、紫檀),但是每天抹拭,定期搽核桃油,光可鑒人。榫頭稍有活動,立刻雇工修理。


    章家沒有花園,卻有一座桑園,種的都是湖桑。又不養蠶,種那麽多桑樹幹什麽?大廳前麵天井裏的石條上卻擺了十幾盆橙子。橙子在我們那不多見。橙子結得很好,下雪天還黃澄澄的掛在枝頭,葉子不落,碧綠的。


    章家家規很嚴,我從來沒有見過外公笑過。他們家的都不會喝酒。老頭子生日、姑奶奶歸寧,逢年過節,擺席請客,給客人預備高粱酒,——其實隻有我父親一個人喝,他們自己家的人隻喝糯米做的甜酒。席上沒有人劃拳碰杯,宴後也沒有人撒酒瘋。家裏不許賭錢。過年準許賭五天,但也限於擲骰子趕老羊,不許打麻將,更不許推牌九。在這個家裏聽不到有人大聲說笑,說話聲音都很低,整天都是靜悄悄的。


    章家人都很愛幹淨,勤理發,勤洗澡,勤換衣裳,什麽時候都是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章家的人都長得很漂亮。二舅舅、三舅舅都可稱為美男子。章老頭隻是一張圓圓的臉,身體很健壯,外婆也不見得太好看,生的兒女卻都那麽出眾,有點奇怪。


    我們初中有兩個公認為最好看的女生。一個是胡增淑,一個是章叔芳。胡增淑長得很性感,她走路愛眯著眼,扭腰,嫋嫋婷婷,真是“煙視媚行”。她深知自己長得好看,從鏡子麵前經過,反光的玻璃麵前,總要放慢腳步,看看自己。章叔芳和胡增淑是兩種類型。她長得很挺直,頭發剪得短短的,有點像男孩子。眼睛很大,很黑,閃爍有光。她聽人說話都是平視。有時眨兩下眼睛,表示“哦,是這樣!”或“是嗎?是這樣嗎?”她眉宇間有一股英氣,甚至流露一點野性,但不細看是看不出來的,她給人的印象還是很文靜,很秀雅的。


    她不知為什麽會愛上了宗毓琳。


    宗毓琳和他的弟弟宗毓珂都和我同班。宗家原是這個縣的人,宗毓琳的父親後來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巡捕房當了“包打聽”——低級的偵探。包打聽都在青洪幫,否則怎麽在上海混?不知道為什麽宗家要把兩個兒子送回家鄉來讀初中?可能是為了可以省一點費用。


    和章叔芳同班有一個同學叫王霈。王霈的父親是個吟詩寫字的名士,他蓋的房子很雅致。進門是一個大花園,有一片竹子。王霈的父親在竹叢當中蓋了一個方廳——四方的廳,像一個有門有窗的大亭子。這本是王詩人宴客聽雨的地方。近年詩人老去,雅興漸減,就把方廳鎖了起來,空著。宗家經人介紹,把方廳租了下來,宗家兄弟就住在方廳裏。


    宗家兄弟也隻是初中生,不見得有特別處。他們是在上海長大的,說話有一點上海口音,但還是本地話,因為這位包打聽的家裏說的還是江北話。他們的言談舉止有點上海的洋氣,不像本地學生那樣土。衣著倒也是布料的,但是因為是寧波裁縫做的,式樣較新。顏色也不隻是竹布的、藍布的,而是糙米色的、鐵灰色的。宗毓珂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是全校的絕對冠軍。宗毓琳會寫散文小說,模仿謝冰心、朱自清、張資平、鬱達夫。這在我們那個初中裏倒是從來沒有的。我們隻會寫“作文”。我們的初中有一個《初中壁報》,是學生自治會辦的。每期的壁報刊頭都是我畫的。《壁報》是這個初中的才子的園地,大家都要看的。宗毓琳每期都在《壁報》上發表作品(抄在稿紙上,貼在一塊黑板上)。宗毓琳中等身材,相貌並不太出眾,有點卷發,塗了“司丹康”,顯得頗為英俊。


    小姨娘就為這些愛了他?


    小姨娘第一次到宗毓琳住的方廳,是為了去借書,——宗毓琳有不少“新文學”的書。是由小舅舅章鶴鳴陪著去的。章鶴鳴和我同班、同歲。


    第二次,是去還書。這天她和宗毓琳就發生了關係。章叔芳主動,她兩下就脫了渾身衣服。兩人都沒有任何經驗。他們的那點知識都是從《西廂記·佳期》、《紅樓夢·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得來的。初試雲雨,緊張慌亂。宗毓琳不停地發抖,渾身出汗。倒是章叔芳因為比宗毓琳大一歲,懂事較早,使宗毓琳漸漸安定,才能成事。從此以後,章叔芳三天兩頭就去宗毓琳住的方廳。少男少女,情色相當,哼哼唧唧,美妙非常。他們在屋裏歡會的時候,章鶴鳴和宗毓珂就在竹叢中下象棋,給他們望風。他們的事有些同學知道了。因為王霈的同學常到王霈家去玩,怎麽能會看不出蛛絲馬跡?同學們見章鶴鳴和宗毓珂在外麵下象棋,就知道章叔芳和宗毓琳在裏麵“畫地圖”——他們做了“壞事”,總會在被單上留下斑漬的。


    沒有不透風的牆。小姨娘的事終於傳到外公的耳朵裏。王霈的未婚妻童苓湘和章叔芳同班。童苓湘是我的大舅媽的表妹。童苓湘把章叔芳的事和表姐談了。大舅媽不敢不告訴婆婆。外婆不敢不告訴外公。外公聽了,暴跳如雷。他先把小舅舅鶴鳴叫來,著著實實打了二十界方,小舅舅什麽都說了。


    外公把小姨娘揪著耳朵拉到大廳上,叫她罰跪。


    傷風敗俗,丟人現眼……!


    才十六歲……!


    一個“包打聽”的兒子……!


    章老頭抓起一個祖傳的霽紅大膽瓶,叭嚓一下,摔得粉碎。


    全家上下,鴉雀無聲。大舅舅的小女兒三三也都嚇得趴在大舅媽的懷裏不敢動。


    小姨娘直挺挺地跪在大廳裏,不哭,不流一滴眼淚,眼睛很黑,很大。


    跪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是二嫂子——我的二舅媽拉她起來,扶她到她的屋裏。


    二舅媽是丹陽人。丹陽是介乎江南和江北之間的地方。她是在上海商業專科學校和二舅舅戀愛,結了婚到本縣來的。——我的外公對兒子的前途有他的獨特的設想,不叫他們上大學,二舅、三舅都是讀的商專。二舅媽是一個典型的古典美人,瓜子臉、一雙鳳眼,肩削而腰細。她因為和二舅舅熱戀,不顧一切,離鄉背井,嫁到一個蘇北小縣的地主家庭來,真是要有一點勇氣。她嫁過來已經一年多,但是全家都還把她當作新娘子,當作客人,對她很客氣。但是她很寂寞。她在本縣沒有親戚,沒有同學,也沒有朋友,而且和章家人語言上也有隔閡,沒有什麽可以說說話的人。丈夫——我的二舅舅在縣銀行工作,早出晚歸。隻有二舅舅回來,她才有說有笑(他們說的是摻雜了上海話、丹陽話和本地話的混合語言)。二舅舅上班,二舅媽就隻有看看小說,寫寫小字——臨《靈飛經》。她愛吹簫,但是在這個空氣嚴肅的家庭裏——整天靜悄悄的,吹簫,似乎不大合適,她帶來的一支從小吹慣的玉屏洞簫,就一直掛在壁上。她是寂寞的。但是這種寂寞又似乎是她所喜歡的。有時章叔芳到她屋裏來,陪她談談。姑嫂二人,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她是自由戀愛結婚的,對小姑子的行為是同情的,理解的,雖然也覺得她太年輕,過於任性。


    二嫂子為什麽敢於把章叔芳拉起來,扶到自己屋裏?因為她知道公爹奈何不得,他不能衝到兒媳婦的屋裏去。


    章老頭在外麵跳腳大罵:


    “你給我滾出去!滾!敢回來,我打斷你的腿!”


    老頭氣得搬了一把竹椅在桑園裏一個人坐著,晚飯也不吃。


    章叔芳揀了幾件衣裳,打了個包袱往外走。外婆塞給她一包她攢下的私房錢,二舅媽把手上戴的一對金鐲子抹下來給了她。全家送她。她給媽磕了一個頭,對全家大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開了大門。門外已經雇好了一輛黃包車等著,她一腳跨上車,頭也不回,走了。


    第二天她和宗毓琳就買了船票,回上海。


    到上海後給二嫂子來過一封信,以後就再沒有消息。


    初中的女同學都說章叔芳很大膽,很倔強,很浪漫主義。


    過了兩年,章老頭生病死了,——親戚們議論,說是叫章叔芳氣死的,二哥寫信叫她回來看看,說媽很想她。


    她回來了,抱著一個孩子。


    她對著父親的靈柩磕了三個頭。沒哭。


    她在娘家住了三個月,住的還是她以前住的房,睡的是她以前睡的床。


    我再看見她時她抱了個一歲多的孩子在大廳裏打麻將。章老頭死後,章家開始打麻將了。二哥、大嫂子,還有一個表嬸。她胖了。人還是很漂亮。穿得很時髦,但是有點俗氣。看她抱著孩子很熟練地摸牌,很靈巧地把牌打出去,完全像一個包打聽人家的媳婦。她的大膽、倔強、浪漫主義全都沒有一點影子了。


    章家人很精明,他們在新四軍快要解放我們家鄉的前一年,把全部田產都賣了,全家到南洋去做了生意。因此他們人沒有受罪,家產沒有損失。聽說在南洋很發財。——二舅舅、三舅舅都是學的商業專科學校,懂得做生意。


    他們是否把章叔芳也接到南洋去了呢?沒聽說。


    胡增淑後來在南京讀了師範,嫁了一個飛行員。飛行員摔死了,她成了寡婦。有同學在重慶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還挺媚。後來不知怎麽樣了。


    祁茂順


    祁茂順在午門曆史博物館蹬三輪車。


    他原先不是蹬車的,他有手藝:糊燒活,裱糊頂棚。


    單件的燒活,接三轎馬,一個人鼓搗一天,就能完活。祁茂順在家裏糊燒活。他家的門敞著,為的是做活有地方,也才豁亮。他在糊燒活的時候,總有一堆孩子圍著看。糊得了,就在門外放著:一匹高頭大白馬——跟真馬一樣大,金鞍玉轡紫絲韁;拉著一輛花軲轆轎子車,藍車帷,紫紅軟簾,軟簾貼著金紙的團壽字。不但是孩子,就是路過的大人也要停步看看,而且連聲讚歎:“地道!祁茂順心細手巧!”


    如果是成堂的大活:三進大廳、亭台樓閣、花園假山……一個人忙不過來,就得約兩三個同行一塊幹。訂燒活的規矩,事前不付定錢,由承活的先湊出一份錢墊著,好買色紙、秫秸、金粉、銀粉、鰾膠、糨糊。交活的時候再收錢,早先訂燒活,都是老式的房屋家具,後來有要糊洋房的,要糊小汽車、摩托車、收音機、電風扇的……人家要什麽,他們都能糊出來。後來訂燒活的越來越少了,都興火葬了,誰家還會弄了一堂“車船轎馬”拉到八寶山去?


    祁茂順的主要的活就剩下裱糊頂棚了。後來糊頂棚的活也少了。北京的平房講究“灰頂花磚地”。紙糊的頂棚很少見了——容易壞,而且招蟑螂,招耗子。鋼筋水泥的樓房更沒有誰家糊個紙頂棚的。


    祁茂順隻好改行。


    午門曆史博物館原來編製很小,沒有幾個職員,不知道為什麽,卻給館長配備了一輛三輪車,用以代步。經人介紹,祁茂順到曆史博物館來蹬三輪車。館長姓韓。祁茂順每天一早蹬車接韓館長上班,中午送他回家吃飯,下午再接他到館裏,下班送他回家。韓館長是個方正守法的人,除了上下班,到什麽地方開會,平常不為私人的事用車,因此祁茂順的工作很輕鬆。


    祁茂順很愛護這輛三輪車,總是擦洗得幹幹淨淨的。晚上把車蹬回家,鎖上,不許院裏的孩子蹬著玩。


    不過街坊鄰居有事求他,他總是有求必應的。


    隔壁陳大媽來找祁茂順。


    “茂順大哥,你大兄弟病了,高燒不退,想麻煩您送他上一趟醫院,不知您的車這會兒得空不得空?”


    “沒事!交給我了!”


    祁茂順把病人送到醫院。掛號、陪病人打針、領藥,他全都包了。


    祁茂順人緣很好。


    離祁茂順家不遠,住著一家姓金的。他是旗人皇室宗親,是“世襲罔替”的貝勒,行四。旗人見麵時還稱他為“四貝勒”,街坊則稱之為金四爺。辛亥革命以後,旗人再也不能吃皇糧了。旗人不治產業,不會種地,不會經商,不會手藝,坐吃山空,日漸窮困。“四貝勒”怎麽生活呢?幸好他的古文底子很好,又學過中醫,協和醫學院典籍教研室知道他,特約他校點中醫典籍,這樣他就有了穩定的收入,吃麻醬麵沒有問題。他過過豪華的日子,再也不能擺貝勒的譜,有麻醬麵也就知足——不過他吃一碟水疙瘩鹹菜還得切得像頭發絲那麽細。


    他中年喪偶,無兒無女,隻有一個侄女幫他做做飯,洗洗衣裳。


    貝勒府原是很大的四合院,後來大部分都賣給同仁堂樂家當了堆放藥材的樓房,他隻保留了三間北房。


    三間北房,兩個人,也夠住的了。


    金四爺還保留一些貝勒的習慣。他不愛“灰頂花磚地”,愛腳踩方磚,頭上是紙頂棚,“四白落地”。


    上個月下雨,頂棚漏濕了,垮下了一大片。金四爺找到了祁茂順,說:


    “茂順,你給我把頂棚裱糊一下。”


    祁茂順說:“行!星期天。”


    祁茂順星期天一早就來了,帶了他的全套工具:棕刷子,棕笤帚,一盆稀稀的漿子,一大遝大白紙。這大白紙是紙鋪裏切好的,四方的,每一張都一樣大小,不是要用時現裁。


    金四爺看著祁茂順做活。


    隻見他用棕刷子在大白紙上噌噌兩刷子,輕輕拈起來,用棕笤帚托著,腕子一使勁,大白紙就“吊”上了頂棚。棕笤帚抹兩下,大白紙就在頂棚上待住了。一張一張大白紙壓著韭菜葉寬的邊,平平展展、方方正正、整整齊齊。拐彎抹角用的紙也都用眼睛量好了的,不寬不窄,正合適,棕笤帚一抹,連一點折子都沒有。而且,用的大白紙正好夠數,不多一張。也不少一張。連漿都正好使完,沒有一點糟踐。金四爺看著祁茂順的“表演”,看得傻了,說:“茂順,你這兩下子真不簡單!眼睛、手裏怎麽能有那麽準?”


    “也就是個熟。”


    “沒有個三年五載,到不了這功夫!”


    “那倒是。”


    金貝勒給祁茂順倒了一杯沏了兩開的熱茶。祁茂順嚐了一口:“好茶!還是葉和元的雙窨香片?”


    “喝慣了。”


    祁茂順告辭。


    “茂順,別走,咱們到大酒缸喝兩個去(大酒缸用的都是豆綠酒碗,一碗二兩,叫作‘一個’)。”


    “大酒缸?現在上哪兒找大酒缸去?”


    “八麵槽不就有一家嗎?他們的酥魚做得好。”


    “金四爺,您這可真是老皇曆了!八麵槽大酒缸早都沒了。現在那兒改了門臉兒,賣手表照相機。酥魚?可著北京,現在大概都找不出一碟酥魚!”


    “大酒缸沒有了?”


    “沒有囉!”


    金貝勒喝著茶,連說了幾句:


    “大酒缸沒有了。大酒缸沒有了。”


    很難說得清他的話是什麽意思。


    小孃孃


    來蜨園謝家是邑中書香門第,詩禮名家,幾代都中過進士。謝家好治園林。乾嘉之世,是謝家鼎盛時期,蓋了一座很大的園子。流觴曲水,太湖石假山,冰花小徑兩邊的書帶草,至今猶在。當花園落成時正值百花盛開,飛來很多蝴蝶,成群成陣,蔚為奇觀,即名之為來蜨園。一時題詠甚多,大都離不開莊周,這也是很自然的。園中花木,後來海棠丁香,都已枯死,隻有幾棵很大的桂花,還很健壯,每到八月,香聞園外。原來有幾個花匠,都已相繼離散,隻有一個老花匠一直還留了下來。他是個聾子,姓陳,大家都叫他陳聾子。他白天睡覺,夜晚守更。每天日落,他各處巡視一回(來蜨園任人遊覽,但除非與主人商量,不能留宿夜飲),把園門鎖上,偌大一個園子便都交給清風明月,聽不到一點聲音。


    謝家人丁不旺,幾代單傳,又都短壽。謝普天是唯一可以繼承香火的胤孫。他還有個姑媽謝淑媛,是嫡親的,比謝普天小三歲。這地方叫姑媽為“孃孃”,謝普天叫謝淑媛為“孃孃”或“小孃”。小孃長得很漂亮。


    謝普天相貌英俊,也很聰明。他熱愛藝術,曾在上海美專學過畫——國畫和油畫,素描功底紮實,也學過雕塑。不到畢業,就停學回鄉,在中學教美術課。因為謝家接連辦了好幾次喪事,內囊已空,隻剩下一個空大架子,他得維持這個空有流觴曲沼、湖石假山的有名的“謝家花園”(本地人隻稱“來蜨園”為“謝家花園”,很多人也不認識“蜨”字),供應三個人吃飯,包括陳聾子。陳聾子戀舊,不計較工錢,但飯總得讓人家吃飽。停學回鄉,這在謝普天是一種犧牲。


    謝普天和謝淑媛都住在“祖堂屋”。“祖堂屋”是一座很大的五間大廳,正麵大案上列供謝家祖先的牌位,別無陳設,顯得空蕩蕩的。謝普天、謝淑媛各住一間臥室,房門對房門。謝普天對小孃照顧得很體貼細致。謝家生計,雖然拮據,但謝普天不讓小孃受委屈,在衣著穿戴上不使小孃在同學麵前顯得寒磣。夏天,香雲紗旗袍;冬天,軟緞麵絲綿襖、西裝呢褲、白羊絨圍巾。那幾年興一種叫作“童花頭”的發式(前麵留出長劉海,兩邊遮住耳朵,後麵削薄修平,因為樣子像兒童,故名“童花頭”),都是謝普天給她修剪,比理發店修剪得還要“登樣”。謝普天是學美術的,手很巧,剪個“童花頭”還在話下嗎?謝淑媛皮膚細嫩,每年都要長凍瘡。謝普天給小孃用雙氧水輕輕地浸潤了凍瘡痂巴,輕輕地脫下襪子,輕輕地用雙氧水給她擦洗,拭淨。“疼嗎?”——“不疼。你的手真輕!”


    單靠中學的薪水不夠用,謝普天想出另一種生財之道——畫炭精粉肖像。一個銅製高腳放大鏡,鏡麵有經緯刻度,放在照片上;一張整張的重磅畫紙上也用長米達尺繪出經緯度,用鉛筆描出輪廓,然後用剪齊膠固的羊毫筆蘸了炭精粉,對照原照,反複擦蹭。謝普天解嘲自笑:“這是藝術麽?”但是有的人家喜歡這樣的炭精粉畫的肖像,因為:“很像!”本地有幾個畫這樣肖像的“畫家”,而以謝普天生意最好,因為同是炭精像,謝普天能畫出眼神、臉上的肌肉和衣服的質感,那年頭時興銀灰色的“寧緞”,叫作“慕本緞”。


    為了趕期交“貨”,謝普天每天工作到很晚,在煤油燈下聚精會神地一筆一筆擦蹭。小孃坐在旁邊做針線,或看小說——無非是《紅樓夢》、《花月痕》、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之類的言情小說。到十二點,小孃才回房睡覺,臨走說一聲:“別太晚了!”


    一天夜裏大雷雨,疾風暴雨,聲震屋瓦。小孃神色慌張,推開普天的房門:


    “我怕!”


    “怕?——那你在我這兒待會兒。”


    “我不回去。”


    “……”


    “你跟我睡!”


    “那使不得!”


    “使得!使得!”


    謝淑媛已經脫了衣裳,噗的一聲把燈吹熄了。


    雨還在下。一個一個藍色的閃把屋裏照亮,一切都照得很清楚。炸雷不斷,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


    他們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他們在做愛時覺得很快樂,但是忽然又覺得很痛苦。他們很輕鬆,又很沉重。他們無法擺脫犯罪感。謝淑媛從小嬌慣,做什麽都很任性,她不像謝普天整天心煩意亂。她在無法排解時就說:“活該!”但有時又想:死了算了!


    每年清明節謝家要上墳。謝家的祖塋在東鄉,來蜨園在城西,從謝家花園到祖墳,要經過一條東大街。謝淑媛是很喜歡上墳的。街上店鋪很多,可以東張西望。小風吹著,全身舒服。從去年起,她不願走東大街了。她叫陳聾子挑了放祭品的圓籠自己從東大街先走,她和普天從來蜨園後門出來,繞過大淖、泰山廟,再走河岸上向東。她不願走東大街,因為走東大街要經過居家燈籠店。


    居家姊妹三個,都是瘋子。大姐好一點,有點像個正常人,她照料燈籠店,照料一家人吃飯——一日三餐,兩粥一飯。糙米飯、青菜湯。瘋得最厲害的是兄弟。他什麽也不做,一早起來就唱,坐在櫃台裏,穿了靛藍染的大襟短褂。不知道他唱的是什麽,隻聽到沙啞沉悶的聲音(本地叫這種很不悅耳的聲音為“呆聲繞氣”)。他哪有這麽多唱的,一天唱到晚!妹妹總坐在櫃台的一頭糊燈籠,臉上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瘋兄弟每天輪流和她們睡,不跟他睡他就鬧。居家燈籠店的事情街上人都知道,謝淑媛也知道。她覺得“膈應”。


    隔牆有耳,謝家的事外間漸有傳聞。街談巷議,覺得豈有此理。有一天大早,謝普天在來蜨園後門不顯眼處發現一張沒頭帖子:


    管什麽大姑媽小姑媽,


    你隻管花戀蝶蝶戀花,


    滿城風雨人閑話,


    誰怕!


    倒不如海走天涯,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倒大來瀟灑。


    謝普天估計得出,這是誰寫的,——本縣會寫散曲的再沒有別人,最後兩句是一種善意的規勸。


    他和小孃孃商量了一下:走!離開這座縣城,走得遠遠的!他的一個上海美專的同學顧山是雲南人,他寫信去說,想到雲南來。顧山回信說歡迎他來,昆明氣候好,物價也便宜,他會給他幫助。把一塊祖傳的大蕉葉白端硯,一箱字畫賣給了季匋民,攢了路費,他們就上路了。計劃經上海、香港,從海防坐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


    謝淑媛沒有見過海,沒有坐過海船,她很興奮,很活潑,走上甲板,靠著船舷,說說笑笑,指指點點,顯得沒有一點心事,說:“我這輩子值得了!”


    謝普天經顧山介紹,在武成路租了一間畫室。他畫了不少工筆重彩的山水、人物、花卉,有人欣賞,賣出了一些,但是最受歡迎的還是炭精肖像,供不應求。昆明果然是四季如春,雞樅、幹巴菌、牛肝菌、青頭菌都非常好吃,謝淑媛高興極了。他們遊覽了很多地方:石林、陽中海、西山、金殿、黑龍潭、大理,一直到玉龍雪山。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謝普天的畫大有進步。他畫了一些裸體人像,謝淑媛給他當模特。畫完了,謝淑媛仔仔細細看了,說:“這是我嗎?我這麽好看?”謝普天抱著小孃周身吻了個遍,“不要讓別人看!”——“當然!”


    謝淑媛變得沉默起來,一天說不了幾句話。謝普天問:“你怎麽啦?”——“我有啦!”謝普天先是一愣,接著說:“也好嘛。”——“還好哩!”


    謝淑媛老是做噩夢。夢見母親打她,打她的全身,打她的臉;夢見她生了一個怪胎,樣子很可怕;夢見她從玉龍雪山失足掉了下來,一直掉,半天也不到地……每次都是大叫醒來。


    謝淑媛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已經顯形了。她撫摸著膨大的小腹,說:“我作的孽!我作的孽!報應!報應!”


    謝淑媛死了。死於難產血崩。


    謝普天把給小孃畫的裸體肖像交給顧山保存,拜托他十年後找個出版社出版。顧山看了,說:“真美!”


    謝普天把小孃的骨灰裝在手製的瓷瓶裏帶回家鄉,在來蜨園選一棵桂花,把骨灰埋在桂花下麵的土裏,埋得很深,很深。


    謝普天和陳聾子(他還活著)告別,飄然而去,不知所終。


    雲致秋行狀


    雲致秋是個樂天派,凡事看得開,生死榮辱都不太往心裏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個歲數。


    我認識致秋時,他差不多已經死過一次。肺病。很嚴重了。醫院通知了劇團,劇團的辦公室主任上他家給他送了一百塊錢。雲致秋明白啦:這是讓我想叫點什麽吃點什麽呀!——吃!涮牛肉,一天涮二斤。那陣牛肉便宜,也好買。賣牛肉的和致秋是老街坊,“發孩”,又是個戲迷,致秋常給他找票看戲。他知道致秋得的這個病,就每天給他留二斤嫩的,切得跟紙片兒似的,拿荷葉包著,等著致秋來拿。致秋把一百塊錢牛肉涮完了,上醫院一檢查,你猜怎麽著:好啦!大夫直納悶:這是怎麽回事呢?致秋說:“我的火爐子好!”他說的“火爐子”指的是消化器官。當然他的病也不完全是涮牛肉涮好了的,組織上還讓他上小湯山療養了一陣。致秋說:“還是共產黨好啊!要不,就憑我,一個唱戲的,上小湯山,療養——姥姥!”肺病是好了,但是肺活量小了。他說:“我這肺裏好些地方都是死膛兒,存不了多少氣!”上一趟四樓,到了二樓,他總得停下來,擺擺手,意思是告訴和他一起走的人先走,他緩一緩,一會就來。就是這樣,他還照樣到樓梓莊參加勞動,到番字牌搞四清,上井岡山去體驗生活,什麽也沒有落下。


    除了肺不好,他還有個“犯肝陽”的毛病。“肝陽”一上來,兩眼一黑,什麽都看不見了。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幹辣椒(他口袋裏隨時都帶幾個幹辣椒)放到嘴裏嚼嚼,閉閉眼,一會就好了。他說他平時不吃辣,“肝陽”一犯,多辣的辣椒嚼起來也不辣。這病我沒聽說過,不知是一種什麽怪病。說來就來,一會兒又沒事了。原來在起草一個什麽材料,戴上花鏡接茬兒下筆千言離題萬裏地寫下去;原來在給人拉胡琴說戲,把合上的弓子抽開,定定弦,接茬兒說;原來在聊天,接茬兒往下聊。海聊窮逗,談笑風生,一點不像剛剛犯過病。


    致秋家貧,少孤。他家原先開一個小雜貨鋪,不是唱戲的,是外行。——梨園行把本行以外的人和人家都稱為“外行”。“外行”就是不是唱戲的,並無褒貶之意。誰家說了一門親事,倆老太太遇見了,聊起來。一個問:“姑娘家裏是幹什麽的?”另一個回答是幹嗎幹嗎的,完了還得找補一句:“是外行。”為什麽要找補一句呢?因為梨園行的嫁娶,大都在本行之內選擇。門當戶對,知根知底。因此劇團的演員大都沾點親,“論”得上,“私底下”都按親戚輩分稱呼。這自然會影響到劇團內部人跟人的關係。劇團領導曾召開大會反過這種習氣,但是到了還是沒有改過來。


    致秋上過學,讀到初中,還在青年會學了兩年英文。他文筆通順,字也寫得很清秀,而且寫得很快。照戲班裏的說法是寫得很“溜”。他有一樁本事,聽報告的時候能把報告人講的話一字不落地記下來。他曾在郵局當過一年練習生,後來才改了學戲。因此他和一般出身於梨園世家的演員有些不同,有點“書卷氣”。


    原先在致興成科班。致興成散了,他拜了於連萱。於先生原先也是“好角”,後來塌了中(1),就不再登台,在家教戲為生。


    那陣拜師學戲,有三種。一種是按月致送束脩的。先生按時到學生家去,或隔日一次,或一個月去個十來次。一種本來已經坐了科,能唱了,拜師是圖個名,借先生一點“仙氣”,到哪兒搭班,一說是誰誰誰的徒弟,“那沒錯!”台上台下都有個照應。這就說不上固定報酬了,隻是三節兩壽——五月節,八月節,年下,師父、師娘生日,送一筆禮。另一種,是“寫”給先生的。拜師時立了字據。教戲期間,分文不取。學成之後,給先生效幾年力。搭了班,唱戲了,頭天晚上開了戲份——那陣都是當天開份,戲沒有打住,後台管事都把各人的戲份封好了,第二天,原封交給先生。先生留下若幹,下剩的給學生。也有的時候,班裏為了照顧學生,會單開一個“小份”,另外封一封,這就不必交先生了。先生教這樣的學生,是實授的,真教給東西。這種學生叫作“把手”的徒弟。師徒之間,情義很深。學生在先生家早晚出入,如一家人。


    雲致秋很聰明,模仿能力很強,他又有文化,能抄本子,這比口傳心授自然學得快得多,於先生很喜歡他。沒學幾年,就搭班了。他是學“二旦”的,但是他能唱青衣,——一般二旦都隻會花旦戲,而且文的武的都能來,《得意緣》的郎霞玉,《銀空山》的代戰公主,都行。《四郎探母》,他的太後。——那陣班裏派戲,都有規矩。比如《探母》,班裏的旦角,除了鐵鏡公主,下來便是蕭太後,再下來是四夫人,再下來才是八姐、九妹。誰來什麽,都有一定。所開戲份,自有差別。致秋唱了幾年戲,不管搭什麽班,隻要唱《探母》,太後都是他的。


    致秋有一條好嗓子。據說年輕時扮相不錯,——我有點懷疑。他是一副窄長臉,眼睛不大,鼻子挺長,鼻子尖還有點翹。我認識他時,他已經是幹部,除了主演特忙或領導上安排布置,他不再粉墨登場了。我一共看過他兩出戲:《得意緣》和《探母》。他那很多地方是死膛肺裏的氧氣實在不夠使,我看他扮著郎霞玉,拿著大槍在台上一通折騰,不停地呼哧呼哧喘氣,真夠他一嗆!不過他還是把一出《得意緣》唱下來了。《探母》那回是“大合作”,在京的有名的須生、青衣都參加了,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那麽多的“好角”,可是他的蕭太後還真能壓得住,一出場就來個碰頭好。觀眾也有點起哄。一來,他確實有個太後的氣派,“身上”,穿著花盆底那兩步走,都是樣兒;再則,他那扮相實在太絕了。京劇演員扮戲,早就改了用油彩。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後來都是用油彩。他可還是用粉彩,鵝蛋粉、胭脂,眉毛描得筆直,櫻桃小口一點紅,活脫是一幅“同光十三絕”,儼然陳德霖再世。


    雲致秋到底為什麽要用粉彩化妝,這是出於一種什麽心理,我一直沒有捉摸透。問他,他說:“粉彩好看!油彩哪有粉彩精神呀!”這是真話麽?這是標新(舊)立異?玩世不恭?都不太像。致秋說:“粉彩怎麽啦,公安局管嗎?”公安局不管,領導上不提意見,就許他用粉彩扮戲。致秋是個凡事從眾隨俗的人,有的時候,在無害於人、無損於事的情況下,也應該容許他發一點小小的狂。這會使他得到一點快樂,一點滿足:“這就是我——雲致秋!”


    致秋有個習慣,說著說著話,會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縱”在一起,嘴唇緊閉;然後又用力把嘴張開,把眼睛鼻子掙回原處。這是用粉彩落下的毛病。小時在科班裏,化妝,哪兒給你準備蜜呀,用一大塊冰糖,拿開水一沏,師父給你抹一臉冰糖水,就往上撲粉。冰糖水幹了,臉上繃得難受,老想活動活動肌肉,好鬆快些,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幾十年也改不了。看慣了,不覺得。生人見麵,一定很奇怪。我曾跟致秋說過:“你當不了外交部部長!——接見外賓,正說著世界大事,你來這麽一下,那怎麽行?”致秋說:“對對對,我當不了外交部部長!——我會當外交部部長嗎?”


    致秋一輩子走南闖北,跑了不少碼頭,搭過不少班,“傍”過不少名角。他給金少山、葉盛章、唐韻笙都挎過刀(2)。他會的戲多,見過的也多,記性又好,甭管是誰家的私房秘本,什麽四大名旦,哪叫麒派、馬派,什麽戲缺人,他都來頂一角,而且不用對戲,拿起來就唱。他很有戲德,在台上保管能把主角傍得嚴嚴實實,不灑湯,不漏水,叫你唱得舒舒服服。該你得好的地方,他事前給你墊足了,主角略微一使勁,“好兒”就下來了;主角今天嗓音有點失潤,他也能想法幫你“遮”過去,不特別“卯上”,存心“啃”你一下。臨時有個演員,或是病了,或是家裏出了點事,上不去,戲都開了,後台管事急得亂轉:“雲老板,您來一個!”“救場如救火”,甭管什麽大小角色,致秋二話不說,包上頭就扮戲。他好說話。後台囑咐“馬前”,他就可以掐掉幾句;“馬後”,他能在台上多“繃”一會兒。有一次唱《桑園會》,老生誤了場,他的羅敷,愣在台上多唱出四句大慢板!——臨時旋編詞兒。一邊唱,一邊想,唱了上句,想下句。打鼓佬和拉胡琴的直納悶:他怎還唱呀!下來了,問他:“您這是哪一派?”——“雲派!”他聰明,腦子快,能“鑽鍋”,沒唱過的戲,說說,就上去了,還保管不會出錯。他台下人緣也好。從來不“拿糖”、“吊腰子”。為了戲份、包銀不合適,臨時把戲“砍”下啦,這種事他從來沒幹過。戲班裏的事,也挺複雜,三叔二大爺,師兄,師弟,你厚啦,我薄啦,你鼓啦,我癟啦,仨一群,倆一夥,你踩和我,我擠對你,又合啦,又“咧”啦……經常鬧糾紛。常言說:“寧帶千軍,不帶一班。”這種事,致秋從來不往裏摻和。戲班裏流傳兩句“名賢集”式的處世格言,一是“小心幹活,大膽拿錢”,一是“不多說,不少道”,致秋是身體力行的。他愛說,但都是海聊窮逗,從不鉤心鬥角,搬弄是非。因此,從南到北,都願意用他,來約的人不少,他在家賦閑當“散仙”的時候不多。


    他給言菊朋掛過二牌,有時在頭裏唱一出,也有時陪著言菊朋唱唱《汾河灣》一類的“對兒戲”。這大概是雲致秋的藝術生涯登峰造極的時候了。


    我曾問過致秋:“你為什麽不自己挑班?”致秋說:“有人攛掇過我。我也想過。不成,我就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夠。不要小雞吃綠豆,強努。挑班,來錢多,事兒還多哪。挑班,約人,處好了,火爐子,熱烘烘的;處不好,‘虱子皮襖’,還得穿它,又咬得慌。還得到處請客、應酬、拜門子,我淘不了這份神。這樣多好,我一個唱二旦的,不招風,不惹事。黃金榮、杜月笙、袁良、日本憲兵隊,都找尋不到我頭上。得,有碗醋鹵麵吃就行啦!”


    致秋在外碼頭搭班唱戲了,所得包銀,就歸自己了。不過到哪兒,回北京,總得給於先生帶回點什麽。於先生病故,他出錢買了口好棺材,披麻戴孝,致禮盡哀。


    攢了點錢,成了家。媳婦相貌平常,但是性情溫厚,待致秋很好,淨變法子給他做點好吃的,好讓他的“火爐子”燒得旺旺的。


    跟雲致秋在一起,待一天,你也不會悶得慌。他愛聊天,也會聊。他的聊天沒有什麽目的。聊天還有什麽目的?——有。有人愛聊,是在顯示他的多知多懂。劇團有一位就是這樣,他聊完了一段,往往要來這麽幾句:“這種事你們哪知道啊!爺們,學著點吧!”致秋的愛聊,隻是反映出他對生活,對人,充滿了近於童心的興趣。致秋聊天,極少臧否人物。“閑談莫論人非”,他從不發人陰私,傳播別人一點不大見得人的秘聞,以博大家一笑。有時說到某人某事,也會發一點善意的嘲笑,但都很有分寸,絕不流於挖苦刻薄。他的嘴不損。他的語言很生動,但不裝腔作勢,故弄玄虛。有些話說得很逗,但不是“膈肢”人,不“貧”。他走南闖北,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每個細節都記得非常清楚,——這真是一種少有的才能,一個小說家必備的才能!這事發生在哪一年,那年洋麵多少錢一袋;是櫻桃、桑葚下來的時候,還是韭花開的時候,一點錯不了。我寫過一個關於裘盛戎的劇本,把初稿送給他看過,為了核對一些事實,主要是盛戎到底跟楊小樓合演過《陽平關》沒有。他那時正在生病,給我寫了一個字條:


    “盛戎和楊老板合演《陽平關》實有其事。那是一九三五年,盛戎二十,我十七。在華樂。那天楊老板的三出。頭裏一出是朱琴心的《采花趕府》(我的丫環)。盛戎那時就有觀眾,一個引子滿堂好。……”


    這大概是致秋留在我這裏的唯一的一張“遺墨”了。頭些日子我翻出來看過,不勝感慨。


    致秋是北京新中國成立後戲曲界第一批入黨的黨員。在第一屆戲曲演員講習會的時候就入黨了。他在講習會表現好,他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許多聞所未聞的革命道理,他聽來很新鮮,但是立刻就明白了,“是這麽個理兒!”許多老藝人對“猴變人”,怎麽也想不通。在學習“誰養活誰”時,很多底包演員一死兒認定了是“角兒”養活了底包。他就掰開揉碎地給他們講,他成了一個實際上的學習輔導員,——雖然講了半天,很多老藝人還是似通不通。解放,對於雲致秋,真正是一次解放,他的翻身感是很強烈的。唱戲的不再是“唱戲低”了,不是下九流了。他一輩子傍角兒。他和挑班的角兒關係處得不錯,但他畢竟是個唱二旦的,不能和角兒平起平坐。“是龍有性”,角兒都有角兒的脾氣。角兒今天臉色不好,全班都像頂著個雷。入了黨,致秋覺得精神上長了一塊,打心眼兒裏痛快。“從今往後,我不再傍角兒!我傍領導!傍組織!”


    他回劇團辦過掃盲班。這個“盲”真不好掃呀。


    舞台工作隊有個跟包打雜的,名叫趙旺。他本叫趙旺財。《荷珠配》裏有個家人,叫趙旺,專門伺候員外吃飯。員外後來窮了,還是一來就叫“趙旺!——我要吃飯了”。“趙旺”和“吃飯”變成了同義語。劇團有時開會快到中午了,有人就提出:“咱們該趙旺了吧!”這就是說:該吃飯了。大家就把趙旺財的財字省了,上上下下都叫他趙旺。趙旺出身很苦(他是個流浪孤兒,連自己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又是“工人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幾個戰鬥組爭相羅致的招牌,響當當的造反派。


    就是這位趙旺老兄,曾經上過掃盲班。那時掃盲沒有新課本,還是沿用“人手足刀尺”。雲致秋在黑板上寫了個“足”字,叫趙旺讀。趙旺對著它相了半天麵。旁邊有個演員把腳伸出來,提醒他。趙旺讀出來了:“鞋!”雲致秋搖搖頭。那位把鞋脫了,趙旺又讀出來了:“哦,襪子。”雲致秋又搖搖頭。那位把襪子也脫了,趙旺大聲地讀了出來:“腳巴丫子!”


    (雲致秋想:你真行!一個字會讀成四個字!)


    掃盲班結束了,除了趙旺,其餘的大都認識了不少字,後來大都能看《北京晚報》了。


    後來,又辦了一期學員班。


    學員班隻有三個人是脫產的,都是從演員裏抽出來的,一個賈世榮,是唱裏子老生的,一個雲致秋,算是正副主任。還有一個看功的老師馬四喜。


    馬四喜原是唱武花臉的,台上不是樣兒,看功卻有經驗。他父親就是在科班裏抄功的。他有幾個特點。一是抽關東煙,聞鼻煙,絕對不抽紙煙。二是肚子裏很寬,能讀“三列國”,《永慶升平》、《三俠劍》,倒背如流。另一個特點是講話愛用成語,又把成語的最後一個字甚至幾個字“歇”掉。他在學員練功前總要講幾句話:


    “同誌們,你們可都是含苞待,大家都有錦繡前!這練功,一定要硬砍實,可不能偷工減!千萬不要少壯不,將來可就要老大徒啦!——踢腿!走!”


    賈世榮是個慢性子,什麽都慢。台上一場戲,他一上去,總要比別人長出三五分鍾。他說話又喜歡咬文嚼字,引經據典。所據經典,都是戲。他跟一個學員談話,告誡他不要驕傲:“可記得關雲長敗走麥城之故耳?……”下麵就講開了《走麥城》。從科班到戲班,除此以外,他哪兒也沒去過。不知道誰的主意,學員班要軍事化。他帶操,“立正!報數!齊步走!”這都不錯。隊伍走到牆根了,他不叫“左轉彎走”或“右轉彎走”,也不知道叫“立定”,一下子慌了,就大聲叫:“籲……!”雲致秋和馬四喜也跟在隊後麵走。馬四喜炸了:“怎麽碴!把我們全當成牲口啦!”


    賈世榮和馬四喜各執其事,不負全麵責任,學員班的一切行政事務,全麵由雲致秋一個人操持。借房子,招生,考試,政審,請教員。誰的五音不全,誰的上下身不合。誰正在倒倉,能倒過來不能。誰的半月板扭傷了,誰撕裂了韌帶,請大夫,上醫院。男生幹架,女生鬥嘴……事無巨細,都得要管。每天還要說戲。凡是小嗓的,他全包了,青衣、花旦、刀馬,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地教。


    學員班結業,舉行了匯報演出。劇團的負責人,主要演員都到場看了,——一半是衝著雲致秋的麵子去的。“咱們捧捧致秋!辦個學員班,不易!”——“捧捧!”黨委書記講話,說學員班辦得很有成績,為劇團輸送了新的血液。實際上是輸送了一些“院子過道”、宮女丫鬟。真能唱一出的,沒有兩個。當初辦學員班,目的就在招“院子過道”、宮女丫鬟,沒打算讓他們唱一出。這一期學員,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沒少熱鬧。


    致秋後來又當了一任排練科長。排練科是劇團最敏感的部門。演員們說,劇團隻有兩件事是“過真格”的。一是“拿頂”。“拿頂”就是領工資,——劇團叫“開支”。過去領工資不興簽字,都要蓋戳。戳子都是字朝下,如拿頂,故名“戳子拿頂”。一簡化,就光剩下“拿頂”了。“嗨,快去,拿頂來!”另一件,是排戲。一個演員接連排出幾出戲,觀眾認可了,噌噌噌,就許能紅了。幾年不演戲,本來有兩下子的,就許窩了回去。給誰排啦,不給誰排啦;派誰什麽角色啦,討俏不討俏,費力不費力,廣告上登不登,戲單上有沒有名字……劇團到處嘁嘁喳喳,交頭接耳,咬牙跺腳,兩眼發直,整天就是這些事兒。排練科長,官不大,權不小。權這個東西是個古怪東西,人手裏有它,就要變人性。說話調門兒也高啦,用的字眼兒也不同啦,神氣也變啦。誰跟我不錯,“好,有在那裏!”誰得罪過我,“小子,你等著吧,隻我當一天科長,你就甭打算痛快!”因此,兩任排練科長,沒有不招恨的。有人甚至在死後還挨罵:“xxx,真他媽不是個東西!”雲致秋當了兩年排練科長,風平浪靜。他排出來的戲碼,定下的“人位”(戲班把分派角色叫作“定人位”),一碗水端平,誰也挑不出什麽來。有人給他家裝了一條好煙,提了兩瓶酒,幾斤蘋果,致秋一概婉辭拒絕:“哥們!咱們不過這個!我要不想抽您那條大中華,喝您那兩瓶西鳳,我是孫子!可我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不能讓人戳我的脊梁骨。您拿回去!咱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當沒有這回事!”


    後來致秋調任了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是賈世榮。


    他這個副主任沒地兒辦公。辦公室裏會計、出納、總務、打字員,還有賈主任獨據一張演《林則徐》時候特製的維多利亞時代硬木雕花的大寫字台(劇團很多家具都是舞台上撤下來的大道具),都滿了。黨委辦公室還有一張空桌子,“得來,我就這兒就乎就乎吧!”我們很歡迎他來,他來了熱鬧。他不把我們看成“外行”,對於從老解放區來的,部隊下來的,老郭、老吳、小馮、小梁,還有像我這樣的“秀才”,天生有一種好感。我們很談得來。他事實上成了黨委會的一名秘書。黨委和辦公室的工作原也不大劃得清。在黨委會工作的幾個人,沒有十分明確的分工。有了事,大家一齊動手;沒事,也可以瞎聊。致秋給自己的工作概括成為四句話:跑跑顛顛,上傳下達,送往迎來,喜慶堂會。


    黨委會經常要派人出去開會。有的會,誰也不願去,就說:“嗨,致秋,你去吧!”“好,我去!”市裏或區裏布置春季衛生運動大檢查、植樹、“交通安全宣傳周”以及參加刑事殺人犯公審(公審後立即槍決)……這都是他的事。回來,傳達。他的筆記記得非常詳細,有聞必錄。讓他念念筆記,他開始念了:“張主任主持會議。張主任說:‘老王,你的糖尿病好了一點沒有?’……”問他會議的主要精神是什麽,什麽是張主任講話的要點,答曰:“不知道。”他經常起草一些向上麵匯報的材料,翻翻筆記本,攤開橫格紙就寫,一寫就是十來張。寫到後來,寫不下去了,就叫我:“老汪,你給我瞧瞧,我這寫的是什麽呀?”我一看:邐邐拉拉,嚕蘇重複,不知所雲。他寫東西還有個特點,不分段,從第一個字到末一個句號,一氣到底,一大篇!經常得由我給他“歸置歸置”,重新整理一遍。他看了說:“行!你真有兩下。”我說:“你寫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寫呀。李笠翁說,要袖手於前,才能疾書於後哪!”——“對對對!我這是疾書於前,袖手於後!寫到後來,沒了轍了!”


    他的主要任務,實際是兩件。一是做上層演員的統戰工作。劇團的黨委書記曾有一句名言:劇團的工作,隻要把幾大頭牌的工作做好,就算搞好了一半(這句話不能算是全無道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群眾演員最為痛恨的一條罪狀)。雲致秋就是搞這種工作的工具。另一件,是搞保衛工作。


    致秋經常出入於頭牌之門,所要解決的都是些難題。主要演員彼此常為一些事情爭,爭劇場(誰都願上工人俱樂部、長安、吉祥,誰也不願去海澱,去圓恩寺……),爭日子口(爭節假日,爭星期六、星期天),爭配角,爭胡琴,爭打鼓的。致秋得去說服其中的一個顧全大局,讓一讓。最近“業務”不好,希望哪位頭牌把本來預訂的“歇工戲”改成重頭戲;為了提拔後進,要請哪位頭牌“捧捧”一個青年演員,跟她合唱一出“對兒戲”;領導上決定,讓哪幾個青年演員“拜”哪幾位頭牌,希望頭牌能“收”他們……這些等等,都得致秋去說。致秋的工作方法是進門先不說正事,三叔二舅地叫一氣,插科打諢,嘻嘻哈哈,然後才說:“我今兒來,一來是瞧瞧您,再,還有這麽檔事……”他還有一個偏方,是走內線。不找團長(頭牌都是團長、副團長),卻找“團太”。——這是戲班裏興出來的特殊稱呼,管團長的太太叫“團太”。團太知道他無事不登三寶殿,有時繃著臉:“三嬸今兒不高興,給三嬸學一個!”致秋有一手絕活:學人。甭管是台上、台下,幾個動作,神情畢肖。凡熟悉梨園行的,一看就知道是誰。他經常學的是四大須生出場報名,四人的台步各有特色,音色各異,對比鮮明:“漾(楊)抱(寶)森”(聲音渾厚,有氣無力);“譚富音(英)”(又高又急又快,“英”字抵齶不穿鼻,讀成“鬼音”);“奚嘯伯”(嗓音很細,“奚、嘯”皆讀尖字,“伯”字讀為入聲);“馬——連——良呃!”(吊兒郎當,滿不在乎)。逗得三嬸哈哈一樂:“什麽事?說吧!”致秋把事情一說。“就這麽點事兒呀?嗐!沒什麽大不了的!行了,等老頭子回來,我跟他說說!”事情就算辦成了。


    黨委會的同誌對他這做法很有意見。有時小馮或小梁跟他一同去,出了門就跟他發作:“雲致秋!你這是幹什麽!——小醜!”——“是小醜!咱們不是為把這點事辦圓全了嗎?這是黨委交給我的任務,我有什麽辦法?你當我願意哪!”


    雲致秋上班有兩個專用的包。一個是普通雙梁人造革黑提包,一個是帶拉鏈、有一把小鎖的公文包。他一出門,隻要看他的自行車把上掛的是什麽包,就知道大概是上哪裏去。如果是雙梁提包,就不外是到區裏去,到文化局或是市委宣傳部去。如果是拉鎖公文包,就一定是到公安局去。大家還知道公文包裏有一個藍皮的筆記本。這筆記本是編了號的,並且每一頁都用打號機打了頁碼。這裏記的都是有關治安保衛的材料。材料有的是公安局傳達的,有的是他向公安局匯報的。這些筆記本是絕對保密的。他從公安局開完會,立刻回家,把筆記本鎖在一口小皮箱裏。雲致秋那麽愛說,可是這些筆記本裏的材料,他絕對守口如瓶,沒有跟任何人談過。誰也不知道這裏麵寫的是什麽,不少人都很想知道。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材料關係到很多人的命運。出國或赴港演出,誰能去,誰不能去;誰不能進人民大會堂,誰不能到小禮堂演出;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演戲,名單是怎麽定的……這些等等,雲致秋的小本本都起著作用。因為那隻拉鎖公文包和包裏的藍皮筆記本,使很多人暗暗地對雲致秋另眼相看,一看見他登上車,車把上掛著那個包,就彼此努努嘴,暗使眼色。這些筆記本,在雲致秋心裏,是很有分量的。他感到黨對自己的信任,也為此覺得驕傲,有時甚至有點心潮澎湃,壯懷激烈。


    因為工作關係,致秋不但和黨委書記、團長隨時聯係,和文化局的幾位局長也都常有聯係。主管戲曲的、主管演出的和主管外事的副局長,經常來電話找他。這幾位局長的辦公室,家裏,他都是推門就進。找他,有時是談工作,有時是托他辦點私事,——在全聚德訂兩隻烤鴨,到前門飯店買點好煙、好酒……有時甚至什麽也不為,隻是找他來瞎聊聊,解解悶(少不得要喝兩盅)。他和局長們雖未到了稱兄道弟的程度,但也可以說是“忘形到爾汝”了。他對局長,從來不稱官銜,人前人後,都是直呼其名。他在局長們麵前這種自由隨便的態度很為劇團許多演員所羨慕,甚至嫉妒。他們很納悶:雲致秋怎麽能和頭兒們混得這樣熟呢?


    致秋自己說的“四大任務”之一的“喜慶堂會”,不是真的張羅唱堂會,——現在還有誰家唱堂會呢?第一是張羅拜師。有一陣戲曲界大興拜師之風。領導上提倡,劇團出錢。隻要是看來有點出息的演員,劇團都會由一個老演員把他(她)們帶著,到北京來拜一個名師。名演員哪有工夫教戲呀?他們大都有一個沒有嗓子可是戲很熟的大徒弟當助教。外地的青年演員來了,在北京住個把月,跟著大師哥學一兩出本門的戲,由名演員的琴師說說唱腔,臨了,走給老師看看,老師略加指點,說是“不錯!”這就高高興興地回去,在海報上印上“xxx老師親授”字樣,頓時身價十倍,提級加薪。到北京來,必須有人“引見”。劇團的老演員很多都是先報雲致秋,因為北京的名演員的家裏,致秋哪家都能推門就進。拜師照例要請客。文化局的局長、科長,劇團的主要演員、琴師、鼓師,都得請到。雲致秋自然少不了。致秋這輩子經手操辦過的拜師儀式,真是不計其數了。如果你願意聽,他可以給你報一筆總賬,保管落不下一筆。


    致秋忙乎的另一件事是幫著名角辦生日。辦生日不過是借名請一次客。致秋是每請必到,大都是頭一個。他既是客人,也一半是主人,——負責招待。他是不會忘記去吃這一頓的,名角們的生辰他都記得爛熟。誰今年多大,屬什麽的,問他,張口就能給你報出來。


    我們對致秋這種到處吃喝的作風提過意見。他說:“他們願意請,不吃白不吃!”


    致秋火爐子好,愛吃喝,但平常家裏的飯食也很簡單。有一小包天福的醬肘子,一碟炒麻豆腐,就酒菜、飯菜全齊了。他特別愛吃醋鹵麵。跟我吹過幾次,他一做醋鹵,半條胡同都聞見香。直到他死後,我才弄清楚醋鹵麵是一種什麽麵。這是山西“吃兒”(致秋原籍山西)。我問過山西人,山西人告訴我:“嗐!茄子打鹵,擱上醋!”這能好吃到哪裏去麽?然而我沒能吃上致秋親手做的醋鹵麵,想想還是有些悵然,因為他是誠心請我的。


    “文化大革命”一來,什麽全亂了。


    京劇團是個凡事落後的地方,這回可是跑到前麵去了。一夜之間,劇團變了模樣。成立了各色各樣,名稱奇奇怪怪的戰鬥組。所有的辦公室、練功廳、會議室、傳達室,甚至堆煤的屋子、燒暖氣的鍋爐間、做刀槍靶子的作坊……全都給瓜分占領了。不管是什麽人,找一個地方,打掃一番,搬來一些箱箱櫃櫃,都貼了封條,在門口掛出一塊牌子,這就是他們的領地了。——隻有會計辦公室留下了,因為大家知道每個月月初還得“拿頂”,得有個地方讓會計算賬。大標語,大字報,高音喇叭,語錄歌,五顏六色,亂七八糟。所有的人都變了人性。“小心幹活,大膽拿錢”,“不多說,不少道”,全都不時興了。平常挺斯文的小姑娘,會站在板凳上跳著腳跟人辯論,口沫橫飛,滿嘴髒字,完全成了一個潑婦。連賈世榮也上台發言搞大批判了。不過他批遠不批近,不批團領導、局領導,他批劉少奇,批彭真。他說的都是報上的話,但到了他嘴裏都有點“上韻”的味道。他批判這些大頭頭,不用“反革命修正主義”之類的帽子,他一律稱之為“xx老兒”!雲致秋在下麵聽著,心想:真有你的!大家聽著他滿口“xx老兒”,都繃著。一個從音樂學院附中調來的彈琵琶的女孩終於忍不住撲哧一聲笑出來了。有一回,他又批了半天“xx老兒”,下麵忽然有人大聲嚷嚷:“去你的‘xx老兒’吧!你給他們捧的臭腳還少哇!——下去啵你!”這是馬四喜。從此,賈世榮就不再出頭露麵。他自動地走進了牛棚。進來跟“黑幫”們抱拳打招呼,說:“我還是這兒好。”


    從學員班畢業出來的這幫小爺可真是神仙一樣的快活。他們這輩子沒有這樣自由過,沒有這樣隨心所欲,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過。他們跟社會上的造反團體掛鉤,跟“三司”,跟“西糾”,跟“全藝造”,到處拉關係。他們學得很快。社會上有什麽,劇團裏有什麽。不過什麽事到了他們手裏,就都還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就都帶上了京劇團的特點,也更加鬧劇化。京劇團真是藏龍臥虎哇!一下子出了那麽多司令、副司令,出了那麽多理論家,出了那麽多筆杆子(他們被稱為刀筆)和那麽多“漿子手”。——這稱謂是京劇團以外所沒有的,即專門刷大字報糨糊的。戲台上有“牢子手”、“劊子手”,專刷漿子的於是被稱為“漿子手”。趙旺就是一名“漿子手”。外麵興給黑幫掛牌子了,他們也掛!可是他們給黑幫掛的牌子卻是外麵見不到的:《拿高登》裏的石鎖,《空城計》諸葛亮撫的瑤琴,《女起解》蘇三戴的魚枷。——這些“砌末”上自然都寫了黑幫的姓名過犯。外麵興遊街,他們也得讓黑幫遊遊。幾個戰鬥組開了聯席會議,會上決定,給黑幫“扮上”:給這些“敵人”勾上陰陽臉,戴上反王盔,插一根翎子,穿上各色各樣古怪戲裝,讓黑幫打著鑼,自己大聲報名,誰聲音小了,就從後腰眼狠狠地杵一鑼槌。


    馬四喜跟這些小將不一樣。他一個人成立一個戰鬥組。他這個戰鬥組隨時改換名稱,這些名稱多半與“獨”字有關,一會叫“獨立寒秋戰鬥組”,一會叫“風景這邊獨好戰鬥組”。用得較久的是“不順南不順北戰士”(北京有一句俗話:“騎著城牆罵韃子,不順南不順北”)。團裏分為兩大派,他哪一派不參加,所以叫“不順南不順北”。他上午睡覺,下午寫大字報。天天寫,誰都罵,逮誰罵誰。晚上是他最來精神的時候。他自願值夜,看守黑幫。看黑幫,他並不閑著,每天找一名黑幫“單個教練”。他喝完了酒,沏上一壺釅茶,抽上關東煙,就開始“單個教練”了。所謂“單個教練”,是他給黑幫上課,講馬列主義。黑幫站著,他坐著。一“教練”就是兩個小時,從十二點到次日淩晨兩點,準時不誤。


    (不知道為什麽,他沒有把我叫去“教練”過,因此,我不知道他講馬列主義時是不是也是滿口的歇後成語。要是那樣,那可真受不了!)


    雲致秋完全懵了。他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形成的、維持他的心理平衡的為人處世哲學徹底崩潰了。他不但不知道怎麽說話,怎麽待人,甚至也不知道怎麽思想。他習慣了依靠組織,依靠領導,現在組織砸爛了,領導都被揪了出來。他習慣於有事和同誌們商量商量,現在同誌們一個個都難於自保,誰也怕擔幹係,誰也不給誰拿什麽主意。他想和老伴談談,老伴嚇得犯了心髒病躺在床上,他什麽也不敢跟她說。他發現他是孤孤零零一個人活在這個亂糟糟的世界上,這可真是難哪!每天都聽到熟人橫死的消息。言慧珠上吊了(他是看著她長大的)。葉盛章投了河(他和他合演過《酒丐》)。侯喜瑞一對愛如性命的翎子叫紅衛兵撅了(他知道這對翎子有多長)。裘盛戎演《姚期》的白滿叫人給鉸了(他知道那是多少塊現大洋買的)。……“今夜脫了鞋,不知明天來不來”。誰也保不齊今天會發生什麽事。過一天,算一日!雲致秋倒不太擔心被打死,他擔心被打殘廢了,那可就惡心了!每天他還得上團裏去。老伴每天都囑咐:“早點回來!”——“晚不了!”每天回家,老伴都得問一句:“回來了?——沒什麽事?”——“沒事。全須全尾!——吃飯!”好像一吃飯,他今天就勝利了,這會至少不會有人把他手裏的這杯二鍋頭奪過去潑在地上!不過,他喝著喝著酒,又不禁重重地歎氣:“唉!這亂到多會兒算一站?”


    雲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三件他在平時絕不會做的事。這三件事對致秋以後的生活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一件是揭發批判劇團的黨委書記。他是書記的親信,書記有些直送某某首長“親啟”的機密信件都是由致秋用毛筆抄寫出的。他不揭發,就成了保皇派。他揭發了半天,下麵倒都沒有太強烈的反應,有一個地方,忽然爆發出哄堂的笑聲。致秋說:“你還叫我保你!——我保你,誰保我呀!”這本來是一句大實話,這不僅是雲致秋的真實思想,也是許多人靈魂深處的秘密,很多人“造反”其實都是為了保住自己。不過這種話怎麽可以公開地,在大庭廣眾之前說出來呢?於是大家覺得可笑,就大聲地笑了,笑得非常高興。他們不是笑自己的自私,而是笑雲致秋的老實。


    第二件,是他把有關治安保衛工作的材料,就是他到公安局開會時記了本團有關人事的藍皮筆記本,交出去了。那天他下班回家,正吃飯,突然來了十幾個紅衛兵:“雲致秋!你他媽的還喝酒!跪下!”紅衛兵隨即展讀了一道“勒令”,大意謂:雲致秋平日專與人民為敵,向反動的公檢法多次提供誣陷危害革命群眾的黑材料。是可忍熟(原文如此)不可忍。雲致秋必須立即將該項黑材料交出,否則後果自負。“後果自負”是具有很大威力的恐嚇性的詞句,雲致秋糊裏糊塗地把放這些材料的皮箱的鑰匙交給了革命群眾。革命群眾拿到材料,點點數目,幾個人分別裝在挎包裏,登上自行車,呼嘯而去。


    第二天上班,幾個黨員就批評他:“這種材料怎麽可以交出去?”——“他們說這是黑材料。”——“這是黑材料嗎?你太軟弱了!如果國民黨來了,你怎麽辦!你還算個黨員嗎?”——“我怕他們把我媳婦嚇死。”這也是一句實情話,可是別人是不會因此而原諒他的。當時事情也就過去了,後來到整黨時,他為這件事多次通不過,他痛哭流涕地檢查了好多回。他為這件事後悔了一輩子。他知道,以後他再也不適合幹帶機要性質的工作了。


    第三件,是寫了不少揭發材料,關於局領導的,團領導的。這些材料大都不是什麽重大政治問題,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但是這些材料都成了鬥爭會上的炮彈,雖然打不中要害,但是經過添油加醋,對“搞臭”一個人卻有作用。被批判的人心裏明白,這些材料是雲致秋提供的,隻有他能把時間、地點、事情的經過記得那樣清楚。


    除了陪著黑幫遊了兩回街,聽了幾次馬四喜的“單個教練”,雲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太大的罪。他是舊黨委的“黑班底”,但夠不上是走資派,他沒有進牛棚,隻是由革命群眾把他和一些中層幹部集中在“幹部學習班”學習,學毛選,寫材料。後來兩派群眾熱衷於打派仗,也不大管他們,他覺得心裏踏實下來,在沒人注意他們時,他又悄悄傳播一些外麵的傳聞,而且又開始學人、逗樂了。幹部學習班的空氣有時相當活躍。


    雲致秋“解放”得比較早。


    成立了革委會。上麵指示:要恢複演出。團裏的幾出樣板戲,原來都是雲致秋領著到樣板團去“刻模子”刻出來的,他記性好,能把原劇複排出來。劇中有幾個角色有政治問題,得由別人頂替,這得有人給說。還有幾個紅五類的青年演員要培養出來接班。軍代表、工宣隊和革委會的委員們一起研究:還得把雲致秋“請”出來。說是排戲,實際上是教戲。


    雲致秋愛教戲,教戲有癮,也會教。有的在北京、天津、南京已經頗有名氣的演員,有時還特意來找致秋請教。不管哪一出,他都能說出個幺二三,官中大路是怎樣的,梅在哪裏改了改,程在哪裏走的是什麽,簡明扼要,如數家珍。單是《長阪坡》的“抓帔”,我就見他給不下七八個演員說過。隻要高盛麟來北京演出《長阪坡》,給盛麟配戲的旦角都得來找致秋。他教戲還是有教無類,什麽人都給說。連在黨委會工作的小梁,他都愣給她說了一出《玉堂春》,一出《思凡》。


    不過培養這幾個紅五類接班人,可把雲致秋給累苦了。這幾個接班人完全是“小老鬥”(3),連腳步都不會走,致秋等於給她們重新開蒙。他給她們“掰扯”嘴裏,“摳嗤”身上,得給她們說“範兒”。“要先有身上,後有手”,“勁兒在腰裏,不在肩膀上”,“先出左腳,重心在右腳,再出右腳,把重心移過來”……他幫她們找共鳴,糾正發音位置,哪些字要用丹田,哪些字“嘴裏唱”就行了。有一個演員嗓音缺乏彈性,唱不出“擻音”,聲音老是直的,他恨不得鑽進她的嗓子,提嘍著她的聲帶讓它顫動。好不容易,有一天,這個演員有了一點“擻”,雲致秋大叫了一聲:“我的媽呀,你總算找著了!”致秋一天三班,輪番給這幾位接班人說戲,每說一個“工時”,得喝一壺開水。


    致秋教學生不收禮,不受學生一杯茶。劇團有這麽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老師來教戲,學生得給預備一包好茶葉。先生把保溫杯拿出來,學生立刻把茶葉折在裏麵,給沏上,悶著。有的老師就有一個杯子由學生保存,由學生在提兜裏裝著,老師來到,茶已沏好。致秋從不如此,他從來是自己帶著一個“瓶杯”——玻璃水果罐頭改製的,裏麵裝好了茶葉。他倒有幾個很好看的杯套,是女生用玻璃絲編了送他的。


    於是雲致秋又成了受人尊敬的“雲老師”,“雲老師”長,“雲老師”短,叫得很親熱。因為他教學有功,幾出樣板戲都已上演,有時有關部門招待外國文化名人的宴會,他也收到請柬。他的名字偶爾在報上出現,放在“知名人士”類的最後一名。“還有知名人士xxx、xxx、雲致秋”。幹部學習班的“同學”有時遇見他,便叫他“知名人士”,雲致秋:“別逗啦!我是‘還有’!”


    在雲致秋又“走正字”的時候,他得了一次中風,口眼歪斜。他找了小孔。孔家世代給梨園行瞧病,演員們都很信服。致秋跟小孔大夫很熟。小孔說:“你去找兩丸安宮牛黃來,你這病,我包治!”兩丸安宮牛黃下去,吃了幾劑藥,真好了。致秋拄了幾天拐棍,後來拐棍也扔了,他又來上班了。


    “致秋,又活啦!”


    “又活啦。我尋思這回該上八寶山了,沒想到,到了五棵鬆,我又回來啦!”


    “還喝嗎?”


    “還喝!——少點。”


    打倒“四人幫”,百廢俱興,政策落實,沒想到雲致秋倒成了閑人。


    原來的黨委書記兼團長調走了。新由別的劇團調來一位黨委書記兼團長。辛團長(他姓辛)和雲致秋原來也是老熟人,但是他帶來了全部班底,從副書記到辦公室、政工、行政各部門的主任、會計出納、醫務室的大夫,直到掃樓道的工人、看傳達室的……他沒有給雲致秋安排工作。局裏的幾位副局長全都“起複”了,原來分工幹什麽的還幹什麽。有人勸致秋去找找他們,致秋說:“沒意思。”這幾位頭頭,原來三天不見雲致秋,就有點想他。現在,他們想不起他來了。局長們的胸懷不會那樣狹窄,他們不會因為致秋曾經揭發過他們的問題而耿耿於懷,隻是他們對雲致秋的感情已經很薄了。有時有人在他們麵前提起致秋,他們隻是淡淡地說:“雲致秋,還是那麽愛逗嗎?”


    致秋是個熱鬧慣了、忙活慣了的人,他閑不住。閑著閑著,就閑出病來了。病走熟路,他那些老毛病挨著個兒來找他,他於是就在家裏歇病假,哪兒也不去。他的工資還是團裏領,每月月初,由他的女兒來“拿頂”,他連團裏大門也不想邁。


    他的老伴忽然死了,死於急性心肌梗死。這對於致秋的打擊是難以想象的。他整個的垮了。在他老伴的追悼會上,他站不起來,隻是癱坐在一張椅子裏,不停地流淚。熟人走過,跟他握手,他反複地說:“我完了!我完了!”老伴火化了,他也就被送進了醫院。


    他出院後,我和小馮、小梁去看他。他精神還好,見了我們挺高興。


    “哎呀,你們幾位還來呀!——我這兒現在沒有什麽人來了!”


    我們給他帶了一點水果,一隻燒雞,還有一瓶酒。他用手把燒雞撕開,喝起來。


    喝著酒,他說:“老汪,小馮,小梁,我告訴你們,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們都說:“別瞎說!你現在挺好的。”


    “不騙你們!這一陣我老是做夢,夢見我媳婦。昨兒夜裏還夢見。我出外,她送我。跟真事一模一樣。那年,李世芳坐飛機摔死那年,我要上青島去。下大雨。前門火車站前麵水深沒腳脖子。她蹚著水送我。火車快開了,她說:‘咱們別去了!咱們不掙那份錢!’那回她是這麽說來著。一樣!清清楚楚,說話的聲音,神氣!快了,我們就要見麵了。”


    小馮說:“你是一個人在家裏悶的,胡思亂想!身體再好些,外邊走走,找找熟人,聊聊!”


    “我原說我走在她頭裏,沒想到她倒走在我頭裏。一輩子的夫妻,沒紅過臉。現在我要換衣服,得自己找了。——我女兒她們不知道在哪兒。這是怎麽說的,就那麽走了!”


    又喝了兩杯酒,他說,像是問我們,又像是自言自語:


    “我這也是一輩子。我算個什麽人呢?”


    小馮調到戲校管人事,她和戲校的石校長說:


    “雲致秋為什麽老讓他閑著?他還能發揮作用。咱們還缺教員,是不是把他調過來?”


    石校長一聽,立刻同意:“這個人很有用!他們不要,我們要!你就去辦這件事!”


    小馮找到致秋,致秋欣然同意。他說:“過了冬天,等我身體好一點,不太喘了,就去上班。”


    我因事到南方去轉了一圈,回來時,聽小梁說:“雲致秋死了。”


    “什麽病?”


    “他的病多了!前一陣他覺得身體好了些,想到戲校上班。別人勸他再休息休息。他弄了一台錄音機,對著錄音機說戲,想拿到戲校給學生先聽著。接連說了五天,第六天,不行了。家裏沒有人。鄰居老關發現了,趕緊叫了幾個人,弄了一輛車,把他送到醫院。到了醫院,已經沒有脈了。他在車上人還清楚,還說了一句話:‘給我一條手絹。’車上人很急亂,他的聲音很小,誰也沒注意,隻老關聽見了。”


    這時候,他要一條手絹幹什麽?“給我一條手絹”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但是這大概不能算是“遺言”。


    要給致秋開追悼會。我們幾個人算是他的老戰友了,大家都說:“去!一定去!別人的追悼會可以不去,致秋的追悼會一定得去!”


    我們商量著要給致秋送一副挽聯。我想了想,擬了兩句。小梁到榮寶齋買了兩張雲南宣,粘接好了,我試了試筆,就寫起來:


    跟著誰,傍著誰,立誌甘當二路角;


    會幾出,教幾出,課徒不受一杯茶。


    大家看了,都說:“貼切”。


    論演員,不過是二路;論職務,隻是辦公室副主任和戲校教員,我們知道,致秋的追悼會的規格是不會高的,——追悼會也講規格,真是叫人喪氣!但是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淒慘。來的人很少。一個小禮堂,稀稀落落地站了不滿半堂人。戲曲界的名人,致秋的“生前友好”,甚至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沒有來。來的都是劇團的一些老熟人:賈世榮、馬四喜、趙旺……花圈倒不少,把兩邊牆壁都擺滿了。這是向火葬場一總租來的。落款的人名好些是操辦追悼會的人自作主張地寫上去的,本人都未必知道。挽聯卻隻有我們送的一副,孤零零的,看起來頗有點嘲笑的味道。石校長致悼詞。上麵供著致秋的遺像。致秋大概第一次把照片放得這樣大。小馮入神地看著致秋的像,輕輕地說:“致秋這張像拍得很像。”小梁點點頭:“很像!”


    我們到後麵去向致秋的遺體告別。我參加追悼會,向來不向遺體告別,這次是破例。致秋和生前一樣,隻是好像瘦小了些。頭發幹了,幹得像草。臉上很平靜。一個平日愛跟致秋逗的演員對著致秋的臉端詳了很久,好像在想什麽。他在想什麽呢?該不會是想:你再也不能把眉毛眼睛鼻子縱在一起了吧?


    天很晴朗。


    我坐在回去的汽車裏,聽見一個演員說了一句什麽笑話,車裏一半人都笑了起來。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擬挽歌辭》:“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不過,在雲致秋的追悼會後說說笑話,似乎是無可非議的,甚至是很自然的。


    致秋死後,偶爾還有人談起他:


    “致秋人不錯。”


    “致秋教戲有癮。他也會教,說的都是地方,能說到點子上。——他會得多,見得也多。”


    最近劇團要到香港演出,還有人念叨:


    “這會要是有雲致秋這樣一個又懂業務,又能做保衛工作的黨員,就好了!”


    一個人死了,還會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錯。


    鑒賞家


    全縣第一個大畫家是季匋民,第一個鑒賞家是葉三。


    葉三是個賣果子的。他這個賣果子的和別的賣果子的不一樣。不是開鋪子的,不是擺攤的,也不是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他專給大宅門送果子。也就是給二三十家送。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門的和狗都認識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來了。裏麵聽到他敲門的聲音,就知道:是葉三。挎著一個金絲篾籃,籃子上插一把小秤,他走進堂屋,揚聲稱呼主人。主人有時走出來跟他見見麵,有時就隔著房門說話。“給您稱——?”——“五斤。”什麽果子,是看也不用看的,因為到了什麽節令送什麽果子都是一定的。葉三賣果子從不說價。買果子的人家也總不會虧待他。有的人家當時就給錢,大多數是到節下(端節、中秋、新年)再說。葉三把果子稱好,放在八仙桌上,道一聲“得罪”,就走了。他的果子不用挑,個個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處,第一是得四時之先。市上還沒有見這種果子,他的籃子裏已經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勻,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從他手裏過過,有疤的、有蟲眼的、擠筐、破皮、變色、過小的全都剔下來,賤價賣給別的果販。他的果子都是原裝;有些是直接到產地采辦來的,都是“樹熟”,——不是在米糠裏悶熟了的。他經常出外,出去買果子比他賣果子的時間要多得多。他也很喜歡到處跑。四鄉八鎮,哪個園子裏,什麽人家,有一棵什麽出名的好果樹,他都知道,而且和園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是親家一樣了。——別的賣果子的下不了這樣的功夫,也不知道這些路道。到處走,能看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鄉風,可資談助,對身體也好。他很少得病,就是因為路走得多。


    立春前後,賣青蘿卜。“棒打蘿卜”,摔在地下就裂開了。杏子、桃子下來時賣雞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團雪,隻嘴兒以下有一根紅線的“一線紅”蜜桃。再下來是櫻桃,紅的像珊瑚,白的像瑪瑙。端午前後,枇杷。夏天賣瓜。七八月賣河鮮:鮮菱、雞頭、蓮蓬、花下藕。賣馬牙棗,賣葡萄。重陽近了,賣梨:河間府的鴨梨、萊陽的半斤酥,還有一種叫作“黃金墜子”的香氣撲人個兒不大的甜梨。菊花開過了,賣金橘,賣蒂部起臍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後,賣栗子、賣山藥(粗如小兒臂)、賣百合(大如拳)、賣碧綠生鮮的檀香橄欖。


    他還賣佛手、香櫞。人家買去,配架裝盤,書齋清供,聞香觀賞。


    不少深居簡出的人,是看到葉三送來的果子,才想起現在是什麽節令了的。


    葉三賣了三十多年果子,他的兩個兒子都成人了。他們都是學布店的,都出了師了。老二是三櫃,老大已經升為二櫃了。誰都認為老大將來是會升為頭櫃,並且會當管事的。他天生是一塊好材料。他是店裏頭一把算盤,年終結總時總得由他坐在賬房裏嗶嗶剝剝打好幾天。接待廠家的客人,研究進貨(進貨是個大學問,是一年的大計,下年多進哪路貨,少進哪路貨,哪些必須常備,哪些可以試銷,關係全年的盈虧),都少不了他。老二也很能幹。量尺、撕布(撕布不用剪子開口,兩手的兩個指頭夾著,借一點巧勁,嗤——的一聲,布就撕到頭了),幹淨利落。店夥的動作快慢,也是一個布店的招牌。顧客總願意從手腳麻利的店夥手裏買布。這是天分,也靠練習。有人就一輩子都是遲鈍笨拙,改不過來。不管幹哪一行,都是人比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弟兄倆都長得很神氣,眉清目秀,不高不矮。布店的店夥穿得都很好。什麽料子時新,他們就穿什麽料子。他們的衣料當然是價廉物美的。他們買衣料是按進貨價算的,不加利潤;若是零頭,還有折扣。這是布店的規矩,也是老板樂而為之的。因為店夥計穿得時髦,也是給店裏裝門麵的事。有的顧客來買布,常常指著店夥計的長衫或翻在外麵的短衫的袖子:“照你這樣的,給我來一件。”


    弟兄倆都已經成了家,老大已經有一個孩子,——葉三抱孫子了。


    這年是葉三五十整歲生日,一家子商量怎麽給老爺子做壽。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門賣果子了,他們養得起他。


    葉三有點生氣了:


    “嫌我給你們丟人?兩位大布店的‘先生’,有一個賣果子的老爹,不好看?”


    兒子連忙解釋:


    “不是的。你老人家歲數大了,老在外麵跑,風裏雨裏,水路旱路,做兒子的心裏不安。”


    “我跑慣了。我給這些人家送慣了果子。就為了季四太爺一個人,我也得賣果子。”


    季四太爺即季匋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裏人都稱之為四太爺。


    “你們也不用給我做什麽壽。你們要是有孝心,把四太爺送我的畫拿出去裱了,再給我打一口壽材。”這裏有這樣一種風俗,早早就把壽材準備下了,為的討個吉利:添福添壽。於是就都依了他。


    葉三還是賣果子。


    他真是為了季匋民一個人賣果子的。他給別人家送果子是為了掙錢,他給季匋民送果子是為了愛他的畫。


    季匋民有一個脾氣,一邊畫畫,一邊喝酒。喝酒不就菜,就水果。畫兩筆,湊著壺嘴喝一大口酒,左手拈一片水果,右手執筆接著畫。畫一張畫要喝二斤花雕,吃半斤水果。


    葉三搜羅到最好的水果,總是首先給季匋民送去。


    季匋民每天一起來就走進他的小書房——畫室。葉三不須通報,由一個小六角門進去,走過一條碎石鋪成的冰花曲徑,隔窗看見季匋民,就提著、捧著他的鮮果走進去。


    “四太爺,枇杷,白沙的!”


    “四太爺,東墩的西瓜,三白!——這種三白瓜有點梨花香味,別處沒有!”


    他給季匋民送果子,一來就是半天。他給季匋民磨墨、漂朱膘、研石青石綠,抻紙。季匋民畫的時候,他站在旁邊很入神地看,專心致誌,連大氣都不出。有時看到精彩處,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氣,甚至小聲地驚呼起來。凡是葉三吸氣、驚呼的地方,也正是季匋民的得意之筆。季匋民從不當眾作畫,他畫畫有時是把書房門鎖起來的。對葉三可例外,他很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著,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讚賞是出於肺腑,不是假充內行,也不是諛媚。


    季匋民最討厭聽人談畫。他很少到親戚家應酬。實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盞茶就道別。因為席間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談闊論。因為季匋民是大畫家,這些名士就特別愛在他麵前評書論畫,借以賣弄自己高雅博學。這種議論全都是道聽途說,似通不通。季匋民聽了,實在難受。他還知道,他如果隨聲答音,應付幾句,某一名士就會在別的應酬場所重販他的高論,且說:“兄弟此言,季匋民亦深為首肯。”


    但是他對葉三另眼相看。


    季匋民最佩服李複堂(4)。他認為揚州八怪裏李複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筆有墨,也奔放,也嚴謹,也渾厚,也秀潤,而且不裝模作樣,沒有江湖氣。有一天葉三給他送來四開李複堂的冊頁,使季匋民大吃一驚:這四開冊頁是真的!季匋民問他是多少錢買的,葉三說沒花錢。他到三垛販果子,看見一家的櫥櫃的玻璃裏鑲了四幅畫,——他在四太爺這裏看過不少李複堂的畫,能辨認,他用四張“蘇州片”(5)跟那家換了。“蘇州片”花花綠綠的,又是簇新的,那家還很高興。


    葉三隻是從心裏喜歡畫,他從不瞎評論。季匋民畫完了畫,釘在壁上,自己負手遠看,有時會問葉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裏?”


    葉三大都能一句話說出好在何處。


    季匋民畫了一幅紫藤,問葉三。


    葉三說:“紫藤裏有風。”


    “唔!你怎麽知道?”


    “花是亂的。”


    “對極了!”


    季匋民提筆題了兩句詞:


    深院悄無人,風拂紫藤花亂。


    季匋民畫了一張小品,老鼠上燈台。葉三說:“這是一隻小老鼠。”


    “何以見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燈台柱上。它很頑皮。”


    “對!”


    季匋民最愛畫荷花。他畫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複堂,但是畫風和複堂不似。李畫多凝重,季匋民飄逸。李畫多用中鋒,季匋民微用側筆,——他寫字寫的是章草。李複堂有時水墨淋漓,粗頭亂眼,意在筆先;季匋民沒有那樣的恣悍,他的畫是大寫意,但總是筆意俱到,收拾得很幹淨,而且筆致疏朗,善於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參用了張大千,但更為舒展。他畫的荷葉不勾筋,荷梗不點刺,且喜作長幅,荷梗甚長,一筆到底。


    有一天,葉三送了一大把蓮蓬來,季匋民一高興,畫了一幅墨荷,好些蓮蓬。畫完了,問葉三:“如何?”


    葉三說:“四太爺,你這畫不對。”


    “不對?”


    “‘紅花蓮子白花藕’。你畫的是白荷花,蓮蓬卻這樣大,蓮子飽,墨色也深,這是紅荷花的蓮子。”


    “是嗎?我頭一回聽見!”


    季匋民於是展開一張八尺生宣,畫了一張紅蓮花,題了一首詩:


    紅花蓮子白花藕,


    果販葉三是我師。


    慚愧畫家少見識,


    為君破例著胭脂。


    季匋民送了葉三很多畫。——有時季匋民畫了一張畫,不滿意,團掉了。葉三撿起來,過些日子送給季匋民看看,季匋民覺得也還不錯,就略改改,加了題,又送給了葉三。季匋民送給葉三的畫都是題了上款的。葉三也有個學名。他五行缺水,起名潤生。季匋民給他起了個字,叫澤之。送給葉三的畫上,常題“澤之三兄雅正”。有時徑題“畫與葉三”。季匋民還向他解釋:以排行稱呼,是古人風氣,不是看不起他。


    有時季匋民給葉三畫了畫,說:“這張不題上款吧,你可以拿去賣錢,——有上款不好賣。”


    葉三說:“題不題上款都行。不過您的畫我不賣。”


    “不賣?”


    “一張也不賣!”


    他把季匋民送他的畫都放在他的棺材裏。


    十多年過去了。


    季匋民死了。葉三已經不賣果子,但是他四季八節,還四處尋覓鮮果,到季匋民墳上供一供。


    季匋民死後,他的畫價大增。日本有人專門收藏他的畫。大家知道葉三手裏有很多季匋民的畫,都是精品。很多人想買葉三的藏畫。葉三說:


    “不賣。”


    有一天有一個外地人來拜望葉三,葉三看了他的名片,這人的姓很奇怪,姓“辻”,叫“辻聽濤”。一問,是日本人。辻聽濤說他是專程來看他收藏的季匋民的畫的。


    因為是遠道來的,葉三隻得把畫拿出來。辻聽濤非常虔誠,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還先對畫軸拜了三拜,然後才展開。他一邊看,一邊不停地讚歎:


    “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辻聽濤要買這些畫,要多少錢都行。


    葉三說:


    “不賣。”


    辻聽濤隻好悵然而去。


    葉三死了。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把季匋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裏,埋了。


    (1)中年嗓子失音,謂之“塌中”。


    (2)當主要配角,叫作“挎刀”。


    (3)未經嚴格訓練,一舉一動都不是樣兒,叫作“老鬥”。


    (4)李複堂,名鱔,字宗揚,複堂是他的號,又號懊道人。他是康熙年間的舉人,當過滕縣知縣,因為得罪上級,功名和官都被革掉了,終年隻做畫師。他作畫有時得向鄭板橋去借紙,大概是相當窮困的。他本畫工筆,是宮廷畫家蔣廷錫的高足。後到揚州,改畫寫意,師法高其佩,受徐青藤、八大、石濤的影響,風度大變,自成一家。


    (5)仿舊的畫,多為工筆花鳥,設色嬌豔,舊時多為蘇州畫工所作,行銷各地,故稱“蘇州片”。蘇州片也有仿製得很好的,並不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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