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18到28，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主席辭去了國家主席職務，**當選了國家主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主席卸掉重任，坐在寬大的沙發上想輕鬆一下，等候農村大躍進的喜訊。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的確是農民反對大躍進和關於春荒缺糧的報告。
4月13日，主席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縣最近公社的工作情況及問題》，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派往昌黎縣的工作組副組長王紹飛寫的。材料反映：河北省昌黎縣基層幹部和農民，普遍認為上麵定的糧棉指標太高，是吹牛皮，與實際相差太遠，根本無法完成。這種脫離實際太遠的指標，非但不起鼓勵作用，相反起了挫傷群眾積極性的作用。從果鄉公社看來，1958年平均畝產308斤；1959年鼓12分幹勁，畝產也超不出500斤。可是，上麵分配的指標是畝產1200斤。群眾說：“累死也達不到指標要求，生產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群眾對“沒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糧”的說法很有意見。他們說：“那你為什麽不想一萬斤呢？”幹部也有一種說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說1500斤，我就說2000斤。‘法不責重’，省得被批判‘右傾’。”
主席開始警覺農業高指標，把此材料批給各省書記，要求“各地黨委都應注意解決，越快越好。”
4月17日，主席看過國務院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送來的關於春荒缺糧的報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這些鬧春荒缺糧的地區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河北等產糧大省。這引起了的分外關切，他立即批示給周恩來，請周將這兩個材料“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裏，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同時，“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5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為這兩個文件起了一個很警醒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4月26日，主席又批轉了內務部的一份報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這時，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從四川進行調查回來了，他向匯報說，下麵說假話很嚴重。四川新都縣崇義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顆“畝產稻穀24000斤”的高產衛星。田家英問當地的幹部和社員：“你們衛星田畝產稻穀24000斤，真有這麽多麽？”
“報紙登了，電台廣播了，那還假得了？”
“那麽，一般的田畝產呢？”
“大概兩三千斤吧，少說也有一兩千斤！”
“產量既然這樣高，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飯這樣稀，還要吃連麩麵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問了許多人，都是這樣回答。後來，崇義場支部書記講了實話，他說：“田主任，說老實話，畝產充其量不過650斤。”當他看到本縣幹部走過來，急忙轉彎說：“我也說不準，等我回頭好好查一下。”
誰也不敢講真話，怕給“三麵紅旗抹黑”，怕被打成“觀潮派”“算賬派”、“右傾保守分子”。講真話難，難於上青天！
主席現在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農村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什麽鼓動大躍進的問題，而是要反對浮誇講假話、抓好春耕生產、解決春荒缺糧的問題。他立即寫了一封《黨內通信》。這封信很特別，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一直插到最基層。信寫好後，先征求**等常委們的意見，又征求在北京開會的幾位地方負責人的意見，然後於4月29日發了出去。
主席在信裏提出六個問題，都是當時影響農業生產的關鍵問題、要害問題，是針對大躍進以來農業生產方麵存在的一些錯誤做法提出來的，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
關於包產問題，他說：“根本不用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關於密植問題，他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的死硬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對糧食問題，主席曾經很樂觀，發愁“糧食吃不了怎麽辦”。現在，頭腦清醒多了。他說：“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關於播種麵積問題，他說：“播種麵積要多。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他不再提倡土地利用“三三製”了。
關於機械化問題，他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論點：“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他要求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立農具研究所，都要生產化肥。
講真話問題，是全信的點睛之筆。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主席最後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主席信中所講的，句句切中時弊，說出了基層幹部和農民想說的話。這封信一傳達下去，立刻在全國農村引起強烈反響。盡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某些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封鎖，但終究是封鎖不住的。這封信下發的時機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播，許多地方又在瞎指揮強迫“密植”、搞“三三製”，這封信把農民從“瞎指揮風”和“強迫命令風”裏解放出來。
5月7日，**中央發出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一是《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
中央的兩個文件，作了如下規定：1、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
的方針；2、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數量，可以按照人口計算，即人均不超過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飼料地。
3、鼓勵社員利用空閑時間和房前屋後、水邊路旁零星土地，種植莊稼和樹木，收入歸己。
文件指出：“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什麽‘發展資本主義’”。
主席在審定這兩個文件時，加寫了一段話，強調恢複自留地的必要性：“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4月13日，主席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縣最近公社的工作情況及問題》，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派往昌黎縣的工作組副組長王紹飛寫的。材料反映：河北省昌黎縣基層幹部和農民，普遍認為上麵定的糧棉指標太高，是吹牛皮，與實際相差太遠，根本無法完成。這種脫離實際太遠的指標，非但不起鼓勵作用，相反起了挫傷群眾積極性的作用。從果鄉公社看來，1958年平均畝產308斤；1959年鼓12分幹勁，畝產也超不出500斤。可是，上麵分配的指標是畝產1200斤。群眾說：“累死也達不到指標要求，生產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群眾對“沒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糧”的說法很有意見。他們說：“那你為什麽不想一萬斤呢？”幹部也有一種說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說1500斤，我就說2000斤。‘法不責重’，省得被批判‘右傾’。”
主席開始警覺農業高指標，把此材料批給各省書記，要求“各地黨委都應注意解決，越快越好。”
4月17日，主席看過國務院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送來的關於春荒缺糧的報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這些鬧春荒缺糧的地區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河北等產糧大省。這引起了的分外關切，他立即批示給周恩來，請周將這兩個材料“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裏，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同時，“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5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為這兩個文件起了一個很警醒的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4月26日，主席又批轉了內務部的一份報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這時，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從四川進行調查回來了，他向匯報說，下麵說假話很嚴重。四川新都縣崇義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顆“畝產稻穀24000斤”的高產衛星。田家英問當地的幹部和社員：“你們衛星田畝產稻穀24000斤，真有這麽多麽？”
“報紙登了，電台廣播了，那還假得了？”
“那麽，一般的田畝產呢？”
“大概兩三千斤吧，少說也有一兩千斤！”
“產量既然這樣高，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飯這樣稀，還要吃連麩麵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問了許多人，都是這樣回答。後來，崇義場支部書記講了實話，他說：“田主任，說老實話，畝產充其量不過650斤。”當他看到本縣幹部走過來，急忙轉彎說：“我也說不準，等我回頭好好查一下。”
誰也不敢講真話，怕給“三麵紅旗抹黑”，怕被打成“觀潮派”“算賬派”、“右傾保守分子”。講真話難，難於上青天！
主席現在已經清醒地認識到，農村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什麽鼓動大躍進的問題，而是要反對浮誇講假話、抓好春耕生產、解決春荒缺糧的問題。他立即寫了一封《黨內通信》。這封信很特別，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一直插到最基層。信寫好後，先征求**等常委們的意見，又征求在北京開會的幾位地方負責人的意見，然後於4月29日發了出去。
主席在信裏提出六個問題，都是當時影響農業生產的關鍵問題、要害問題，是針對大躍進以來農業生產方麵存在的一些錯誤做法提出來的，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要實事求是。
關於包產問題，他說：“根本不用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關於密植問題，他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的死硬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對糧食問題，主席曾經很樂觀，發愁“糧食吃不了怎麽辦”。現在，頭腦清醒多了。他說：“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關於播種麵積問題，他說：“播種麵積要多。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他不再提倡土地利用“三三製”了。
關於機械化問題，他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論點：“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他要求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立農具研究所，都要生產化肥。
講真話問題，是全信的點睛之筆。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主席最後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主席信中所講的，句句切中時弊，說出了基層幹部和農民想說的話。這封信一傳達下去，立刻在全國農村引起強烈反響。盡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某些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封鎖，但終究是封鎖不住的。這封信下發的時機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播，許多地方又在瞎指揮強迫“密植”、搞“三三製”，這封信把農民從“瞎指揮風”和“強迫命令風”裏解放出來。
5月7日，**中央發出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一是《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
中央的兩個文件，作了如下規定：1、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
的方針；2、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數量，可以按照人口計算，即人均不超過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飼料地。
3、鼓勵社員利用空閑時間和房前屋後、水邊路旁零星土地，種植莊稼和樹木，收入歸己。
文件指出：“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什麽‘發展資本主義’”。
主席在審定這兩個文件時，加寫了一段話，強調恢複自留地的必要性：“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